）第一节 纸的发明与发现
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之一。世界各国的造纸术，都是由中国传播出去的，东方的朝鲜、越南和日本晚于中国二三百年，中亚各国晚六七百年，欧洲国家则晚千年左右。纸的发明使文化的传播摆脱了竹简的笨重和缣帛的昂贵而得到了更顺利的流通。这是中国图书事业发展，也是世界图书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根据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状物或原始形态的纸，说明西汉已经有类似纸的物质。上一世纪以来，在中国的新疆、甘肃、内蒙、陕西等地先后出土过汉纸残片，其中西汉麻纸便出土过四次：
一是一九三三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淖尔（淖尔是湖）汉代烽燧亭故址中掘得一片古纸，长十厘米，宽四厘米，麻质，白色，方块薄片，四周已不完整，纸质粗糙不匀，纸面有麻筋；同时出土的还有黄龙元年（前49年）的木简若干。黄龙是汉宣帝年号，所以这片残纸当是西汉时遗物，可惜，这片西汉麻纸被日本侵华炮火所毁，现幸有照片可查。
二是一九五七年，在陕西西安坝桥砖瓦厂的工地上，发现有西汉武帝时代的遗物，其中有古纸的碎片。经化验证明这是由麻类纤维所造的纸，质地粗厚，外观呈浅黄色，表面有较多的未松散的纤维束，局部有小段双股细麻绳头，帘纹不清，纸上无字，出土时是用来包随葬铜镜的。出土的纸多半已裂成碎片，较大的一片长宽差不多为十厘米。因为这些碎纸是在坝桥发现，所以称它为“坝桥纸”。它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纸”。
三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甘肃北额济纳河沿岸居延遗址的肩水金关故地发现两片西汉麻纸。一片已揉成团，十二厘米乘十九厘米，呈白色；同处出土的简牍最晚年代是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另一片十一点五厘米乘九厘米，呈暗黄色，质地较粗，含麻筋较多，出土层在汉哀帝建平（前6—前3年）以前。这种被称为“金关纸”的西汉麻纸是中国对古纸的一次重大发现。
四是一九七八年陕西扶风县又发现汉宣帝时期的古纸，质地粗糙，也为麻类纤维所造。
这四次发掘出来的西汉纸，表面上都没有文字，可能由于这些纸质地粗糙，只能用来包垫东西，而不能作书写材料。但是，西汉时期用麻料制作纸的技术却是今后造纸术发展的起步点。这一创造为中国的造纸术和正式用作书写材料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随着造纸原料的扩大和选纸技术的逐步改进与推广，到了东汉时期，纸便开始成为可用于写书的书写材料了。汉章帝时曾命令著名学者贾逵研究《左传》，并提出《左传》比《公羊传》和《穀梁传》优越的特点。贾逵分条论述并报告了章帝，章帝很高兴，除赐布五百匹和衣一套外，还要他选取高才生二十人来学习《左传》，发给简书、纸书的《左传》各一种。这是文献中第一次记载简书与纸书并行之始，也可见东汉前期的纸已大有改进，达到能够作书写材料的程度。贾逵的学生崔瑗用纸写了《许子》十卷送给朋友葛元甫，同时还表示歉意。这又证明纸可用来写书，但不如缣帛贵重，所以要向朋友道歉。不过当时纸的产量还不高，所以有人曾用废纸反面写书，以致使人看不清；由于纸的产量不高，所以朝廷中对于纸的使用管理比较严，设立专官掌握，如守官令主管皇帝用纸，尚书右丞主管宫廷用纸。
从考古发现的东汉纸张上面是有字迹的，如一九四二年在内蒙古额纳济河发现了带有字的纸团，化验为植物纤维所造，根据与它同时出土的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的木简推断，这团有字的纸当是永元五年至八年间（93—98年）的纸。一九七三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工地发现了东汉时代的古纸，纸上写有隶书，经化验也是麻类纤维所造，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写有文字的纸。一九七四年在甘肃武威的东汉墓中又发掘出一批带有字迹的东汉纸。这些发现充分证明东汉时期造纸技术已有改进与发展。
）第二节 蔡伦造纸
纸的概念的出现，用麻类植物纤维造纸技术的产生，都为东汉蔡伦改进纸技术创造了条件。“蔡伦造纸”是相沿已久的传统说法，过去民间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就说“纸乃蔡伦所为”。这个传之既远且广的说法当始于《后汉书·蔡伦传》。《蔡伦传》中说蔡伦“造意”用树皮、麻头、破布、破渔网等造纸，并在汉和帝十七年（105年）把制品上报，得到和帝的赞赏，从此，天下就普遍用纸，而把纸称作“蔡侯纸”。史传中所说的“造意”是指创始而言，所以就有了蔡伦造纸的传统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一是在蔡伦以前就有能写文字的纸，蔡伦只能是改进者，而不是发明者。二是《后汉书·蔡伦传》的史料根据《东观汉纪》中记载是“蔡伦典作尚方作纸，用木皮为纸，名谷纸；故渔网为纸，名网纸”，“麻，名麻纸也”。尚方是一种官职，指少府（掌管山海地泽收入并皇室手工业制造）所属的尚方令。这个职位监督制造宝剑等各种器械，并且主管纸笔墨等用品。典是主管的意思。《东观汉纪》的这段话是说蔡伦任尚方令，主管造纸工作。由于他是主管者，故而所造的纸被称为“蔡侯纸”。
那么蔡伦究意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造纸事业中的地位应该如何看待呢？
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省耒阳县）人，明帝永平末年（75年）入宫当差。章帝时任小黄门达十余年。和帝永元元年（89年）任中常侍，又加位尚书令。安帝元初元年（114年）封为龙亭（今陕西浑县）侯，后为长乐太仆，永宁二年（121年）因卷入宫廷内讧而自杀。蔡伦在宫廷数十年，参与决断国家的机密大事，又很有才干，对造纸事业可能起到改进和推广使用的重要作用。尽管对蔡伦造纸问题还有不同意见，但至少有两点应该肯定：一是他总结和提供了新的造纸原料，即在麻类纤维外，又用树皮作原料；二是他改进和推广了新的造纸技术，总结了剥皮、沤烂、熏煮、舂捣、漂白等一套新工艺。由于有了这些改革，便为中国的造纸工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蔡伦主持下，扩大造纸原料，改进造纸技术，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第三节 纸书的出现
由于东汉以来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和推广，纸写书逐渐趋向取代简书和帛书，成为重要的图书形态。不过纸写书完全取代简帛，大约还需经历一二百年的时间。但三国时已经有较多的人用纸写书，如吴国阚泽，家贫好学，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阚泽抄书主要用纸，说明纸的使用已很普遍。但是帛书仍然流行，并且是一种高贵的书写材料。魏文帝曹丕是个文学家，写过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典论》，魏和吴在国事交往中，魏曾用帛和纸各写《典论》一部，作为外交赠礼。帛书的一部送给孙权，纸书的一部送给吴大臣张昭。从二人的政治地位衡量，帛书显然表示尊贵，而纸书则是一般流行本。
晋代用纸写书更为流行，一般人知道“洛阳纸贵”的成语。这是说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撰写《三都赋》后，由于文辞典丽，许多人传抄，洛阳地方的纸张因之涨价，可见，纸被普遍使用，并且已经是一种商品了。不仅写书，西晋学者陆机还用纸写过一套《平复帖》的书法作品。《平复帖》距今已一千七百余年，但是经历代精心保护，现在还珍藏在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中，这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纸本书法。东晋以后，官方文件大量用纸。公元四〇四年，权臣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楚帝以后，曾正式下令废除用简牍书写，改用经过防蠹药物处理过的黄纸，这是最早明令用纸写书的规定。从此，中国文化的传递便进入了纸写书的时代，简牍逐渐淘汰，缣帛则多用于书画艺术品的材料。
从出土文物考察，晋纸规格已逐渐定型，一纸宽约一尺，长一尺有半。晋尺约合今二十五厘米，即宽二十五厘米，长三十八厘米。纸写书是把幅度相等的纸黏连在一起，由末尾向前卷，前后加签和轴，形成卷轴形式，后来就称这种卷轴式的书为“卷子本”。现存的古卷轴绝大多数是二十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共有四世纪至十世纪间的纸写本两万卷，其中精华部分近万卷被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先后于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盗去，剩下的万余卷现存北京图书馆，上世纪三十年代由著名学者陈垣先生主持编成《敦煌劫馀录》。敦煌写本绝大部分是佛经，还有一些经史子集和文书契约。除汉文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在其他地方也有所发现，至今尚能见到实物。
中国最早有确切年代的纸写文书是写于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
中国最早的纸写佛经是西晋咸宁四年（278年）的《陀罗尼神咒经》，现流失国外。
中国最早的外族文字纸写物是一九〇七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古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粟特文是居住在中国西北和前苏联中亚细亚一带粟特人所使用的文字。这批书信约写于西晋永嘉年间，即三一三年前后。
中国最早的汉文纸写书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哈拉和卓发现的，写于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年）。
中国最早的纸写书是一九二四年在新疆鄯善出土的《三国志》残卷，写于陈寿完成《三国志》以后不久。这个残卷包括《虞翻传》和《张温传》的部分内容，计八十行，一千零九十字。原卷已流入日本。一九六五年初，在新疆吐鲁番又发现晋人所抄《三国志》的《孙权传》和《臧洪传》的残卷，计四十行，五百七十余字，抄写时间比前者还早。
）第四节 手抄本的重要意义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文化的传递走着一条艰辛的道路，人们开始在简牍和缣帛上写和抄，继而在纸上抄和写。
从文献记载分析，西汉初年就有抄书活动。汉景帝时，景帝子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寻到好书时，请人好好地抄一本给藏者，留下藏者的原本，另外送金帛给藏者作补偿，因而搜集到许多书。这时无疑是一种简书。汉成帝时，在著名学者刘向主持下，中国进行了世界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整理图书工作。刘向等学者为每个整理本写一篇提要作为正录，送呈皇帝批阅，刘向自抄一份留底，社会上也辗转传抄。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集中整理编成中国第一部综合目录《别录》，这也是抄写的简书。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行业。在古小说《拾遗记》中曾写汉安帝时人王薄，因家贫，带着笔和简在洛阳街上摆摊卖字，又因貌美吸引了许多求书的人，男人送他衣物，女人送他珠玉，一天之内，收入满车衣物珠玉。这就是当时一种“佣书”行业了。虽然是小说，但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东汉时，班超因为家贫，曾为官佣书以供养。三国时，吴魏在外交活动中，为加强双方友好关系，魏国曾组织人用纸和帛分别抄写了两套《典论》送给吴国的孙权和张昭，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抄写活动。东晋释僧肇，早年以佣书为业，借着抄书的机会，“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参与名僧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受到后秦统治者的赏识。南北朝南齐人庾震因父母双亡，无力营葬，尽力去为人抄写，以致使手残废，可见抄写的繁重。南梁的沈崇素六岁丧父，成人后就为人抄书，以取得报酬养母。有不少抄书人在抄书过程中，因有机会读到很多书而最终成为学者。南梁的王僧孺和朱异都是当时著名学者，他们的成就途径便是“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靠着为人抄书而遍览经史。北朝亦有佣书的人，如北魏崔亮家贫，即以佣书为业。
随着纸的普遍使用，人们对知识的渴求，除了受人雇佣抄书得酬外，也出现了一些以抄书，甚至抄大部头书求售的书贩。南北朝时扬州有一书贩，雇了一批人抄了一部七百多卷的大类书《华林遍略》，向北朝的东魏大将军高澄出售。高澄很喜欢此书，但又不愿出钱收购，于是召集一批书手用一日一夜的时间偷抄了一部，将书退还书贩。这件事固然可见高澄的狡诈，但用一日一夜抄毕七百卷书，用人当然不少，由此又可见从事抄书行业的人有相当的数量。《文心雕龙》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但成书后未能得到社会承认，它的作者南朝的刘勰希望当时有声望的学者沈约能给以评定。但沈约地位很高，无法求见，于是抄了一部《文心雕龙》，装作书贩，背着自己的著作在路上等沈约的车子过来时求售，果然引起沈约注意，取来读后，十分推重此书的价值。这是为自己的著作求得知音而采取值得同情的行动，但也反映出社会上抄书卖书已是常见的活动。
隋统一南北以后，很快注意到文化建设。文帝即位之初，就派著名学者牛弘主持整理朝廷藏书，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把陈朝官藏图书中纸墨书写不清，书法又拙劣的图书重新订正抄补。隋炀帝由于动用民力过甚，一直被后世所抨击，但他在文化建设上却是有功绩的。他很喜欢图书，所以即位之后便派著名目录学家柳主持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图书活动，其中最繁重的一项内容是从官藏的重复杂乱的三十七万卷书中精选了三万七千卷作为朝廷的标准藏本；又组织大批善于书法的书手将每种书抄五十个副本，分为三个层次，收藏在长安和洛阳的宫廷和政府部门。三万七千卷抄五十个副本，其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见，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抄书活动。因为以每卷书千字计，就有三千余万字，再复抄五十本，便共计十五亿多字。在其前没有这种活动，在其后，由于唐代以后逐渐使用雕印书，抄书除《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有较大规模外，都是私人的零星活动。而《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抄书总量估计亦逊于隋。
抄书活动为传递和传播文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其劳动量过于繁重，耗时较多，而且辗转传抄，极易出错。雕版印刷正是应这种社会需求而出现。雕版印刷的出现，减轻了劳动强度，缩减了成书时间，增大了成书量，降低了错误率，使中国文化的传递与传播得以加速并扩大了覆盖面，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明。将其列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实无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