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本书作者来新夏先生，出身萧山名门，受业于学界大家陈垣、范文澜、启功等先生门下，是当今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的鸿学通儒。先生治史学六十余年，尤精于古籍版本目录学，有《古典目录学》、《中国图书事业史》、《〈书目答问〉汇补》、《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等名著行世。二〇〇五年，应本社之邀，先生撰《书文化的传承》一书，以浅近语言述古籍文化之传承，是大家所作之古籍通俗读物，不二年即售罄。近年来，国学复兴，古籍收藏炽热，各地读者索要者甚多，再版此书，恰逢其时，故征得先生同意，易名为《书文化九讲》，以符分专题讲述书文化之意也。
再版之际，先生以老健之笔为本书题写书名，寄寓弘扬国学之殷殷情意，在此谨表谢忱。二〇一二年，是来新夏先生九十初度之岁，谨以此书表示祝贺，并祝愿先生学术之树长青。
三晋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序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遗留与积存，为数极夥；但是，这样丰厚的历史遗产，究竟是怎样传递下来的？
中华文化的传递，在正式图书出现以前，除最初的口耳相传外，就靠物件来帮助记事。记事的方式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文字产生前所采用的结绳、契刻和图画，以实物和形象来记录，可是这类物件传递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也有一定的误差；二是自文字产生后，便以甲骨、钟鼎和石鼓为载体，用文字记事来保存和传递，给传递文化带来很大的方便，但这些物件仍然缺乏广泛流通的重要功能，而只有简书的出现，才最后满足了传统文化的流通与传递的需要。
简书是中国的正式图书的开端，虽然有商已有简册的文献记载，但尚未发现实物。迄今所知，最早的竹木简书出现于周秦时期。其后历经帛书和纸书等载体的相承和交错阶段。它们承担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主要职责，也显示了在这漫长行程中传统文化传递的发展轨迹。中国图书的最早载体是竹木，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周秦简书的实物。这些竹木载体，需要经过成套的去湿防蠹的炮制程序，然后方能成为记录知识和书写事务的专用载体。我们的先人就用这些专用载体记录和书写着政府法令、学者论述、大事记要和医方书牍等等，直到晋时才明令停止竹木简牍的使用而改用纸。比竹木晚一些使用的专载体是缣帛这类丝织品。缣帛书是中国图书发展的中间阶段。它与简书、纸书上下交错。纸的发明、改良和纸书的流通，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得到廉价而可靠的依托。这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前提，而在世界文化史和发明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唐以前的中国图书主要是手写纸本，唐以后由于新的印刷工艺出现，加速了传统文化的传递和传播，唐的雕版、宋的活字和明的套印，是中国文化传递中印刷工艺发展的三个重要里程碑。纸书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使中国文化的保存和传递获得了便利与推动。
图书的装帧也随着保护和求美的要求而日益完善和方便。简书开始使用卷轴，帛书在卷轴外有折叠式的方册，纸书除继续部分地使用卷轴外，大部分都采用册页，从而先后出现了经折、龙鳞、蝴蝶、包背和线装等不同型式。这些不同型式，不仅有保护图书的作用，还有极高的工艺价值，为后世所珍藏。
中国文化遗产丰富，在手写简书时代，已有“学富五车”、“积如丘山”的称誉。保护这些财富主要靠官藏，历代官府都有藏书处所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如汉朝“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清朝的南北七阁至今犹可考见规模。私家藏书唐宋以来日盛，唐代李泌已是“插架三万轴”的私人藏书家。藏书事业的发展，使纸张、印章、款式、装帧、版本各方面，都相应有所改进，从而开拓了文化传递更完善的途径。距今四百多年的明代范氏天一阁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它的规制和管理办法至今啧啧人口。其他藩府、地方衙署、书院和寺庙，也都有专藏。所有这些，自然地形成一整套藏书体系，它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功能，使之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
大量传承积累的传统文化遗产依托于图书，如果图书不加部分类次，则既不便保存、流传和传递，又不利于继承和使用。所以，历代王朝都对图书实施一套收集、整理、编目、典藏等措施。其中整理编目是很重要的环节，而分类又是整理编目的基础。中国的图书分类建基于学术分类，在《左传》中曾记有楚灵王称赞他的大臣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学识，而孟子所说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则表示大类下的分目。秦朝的图书，据知至少有国史、诗、书、百家语、医药、卜筮、种树、法令等八类。汉朝由于积极求书，所以国家藏书量激增，汉武帝时已有“积如丘山”的感慨。汉成帝更于河平三年（前26年）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地全面整理图书工作，派著名学者刘向主持。刘向第一次提出图书分类的六分法，即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分为六大类。在整理过程中，刘向与其子刘歆共同先后完成的《别录》和《七略》是中国最早的提要目录和分类目录，比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早千余年。后来又出现过四分、五分和七分等分类法。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始正式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传递传统文化的主要目的，在于流通与传播。中国图书在国内的流通开始很早。官藏从秦汉以来，一直进行有限制的开放，在特定范围内流通；私藏则往往通过赠与、借阅和传抄等形式流通，至于作为商品上市，则从东汉已开始有书肆的记载。历代亦都有书坊、书铺和书贩，承担着国内的流通任务，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域外流通。域外流通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流布四方。周边的地区和国家来求书购书的已多见记载。日本在八世纪所编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就记载唐时日本已收有汉文图书近两千种，其中包括医学、诗歌、礼仪、历书、科技等内容。朝鲜亦曾派人来中国搜购白居易和张鷟的诗文。明永乐时，郑和多次奉命出使东南亚和东非，赠送图书器物，宣扬中华文化，更是震烁古今的盛举。这对友邦国家和友邻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为了使国人能通过阅读图书，世代相传地继承和吸取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首先要识字和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识。于是从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启蒙读物，承担传递和灌输传统文化知识的任务，在幼童中进行文化奠基工作，称为幼学。这些启蒙读物最普遍流行的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百千”和杂字等等。这些启蒙读物，在过去的时代，几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从中接受识字教育和文化基础知识教育。在完成蒙学教育之后有些人便开始接触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各种学识，进而浏览涉猎于传统文化主要交汇点的经史子集之类的图书，以吸取和传递传统文化。
作为传统文化主要依托的图书，其数量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增加。这对弘扬和传递传统文化，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给收藏、省览和翻检却带来不可避免的困难。于是从魏晋以来，就出现了类书、丛书等图书再编纂活动。首先出现的是编纂资料汇编式的类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组织编写的《皇览》。这部八百余万字的大书，虽全书已佚，但却开启后世官修大书之端。这一编纂方法，对收藏、利用、保存、传递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并在某些方面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以后，梁有《寿光书苑》；北齐有《修文殿御览》；唐有《艺文类聚》、《群书治要》；而宋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则是千卷大书；明有《永乐大典》；清有《古今图书集成》，篇帙更多达一二万卷。丛书为群书之府，南北朝时的汇集地记，和宋初的编纂佛藏等属于专科性丛书，而宋代的《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则属于综合性丛书。明、清两代丛书的编纂，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前代。尤其是清乾隆时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更为突出。它不仅丰富了国家藏书的复本量，并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时期的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与总括。虽然为了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所损伤，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递，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当然，作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主要依托的图书，它的流传行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毫无艰险的。秦始皇焚书就是统治者摧残传统文化的恶例，历代的兵火战乱和改朝换代，也都给图书带来了厄运，因而前代学者有五厄、十厄的概括，以至清代在编纂《四库全书》之际，对有损其统治的图书制造较多的损毁。近代以来，外而强敌入侵，内而战乱频仍，使大量图书遭到灾难，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依托图书而得以世代传递，这对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启迪人民的智慧和开展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诸方面，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价值，可以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可惜的是，人们对这方面的知识知之较少或知之不深，以致引起我对这方面的有关问题多所关注。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在和自己的学生及一些青年小友谈及学问时，常常围绕这方面的问题，发表片段的看法和想法。他们都希望我能有条理地讲讲，一九九一年，我就把历年谈话记录分篇整理成名为《薪传篇》的小册子，来揭示中华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途径。同年到日本讲学，又改题作《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向日本几所大学的院生作连续性的讲座，并写成讲义。二〇〇三年，我将这份讲义略作修改后，作为我所著《古籍整理讲义》的附录。二〇〇四年春，我向天津图书馆古籍研究生班再一次讲授这一专题。二〇〇五年春，我应天津电视台之邀，在该台的科学教育栏目，参用这份讲义，作了连续性播讲，并插入一些图片，以帮助对文字的内容有更真切的了解，得到听众的良好反映。不久，山西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张继红来津寓见访，他很欣赏这个讲义内容，希望我重加编订，增加插图，于是，写成《书文化的传承》（插图本）一书。我与继红有多年交往，过去又有爽约的文稿欠账，所以答应下来，便重加增删订补，插入百余幅随文图片，编订为如下各篇：
第一讲：口传与记事
第二讲：简牍与帛书
第三讲：纸和纸书
第四讲：雕版·活字·套印
第五讲：典藏与整理
第六讲：流通与传播
第七讲：幼学教育
第八讲：经、史、子、集
第九讲：图书的再编纂
结语
各篇内容，皆有所据，而语言则出之以浅近，以便初学入门者阅读。所述虽未能概括完整，但对一般读者，大致可以满足需要了。全书插图多采自《中国版刻图录》、《中华古文明大图集》和有关专著及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未一一注明，一并在此致谢。至于全书的设想和论述是否恰当，则有待于读者的评判。
来新夏
二〇〇五年八月，暑热近四十度，挥汗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二〇〇六年一月，再次修改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