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巧明自认为最漂亮的时装，是她那件鲜艳的花呢子套裙。她特意穿着它，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湖边的柳树下，以布达拉宫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她托我帮她放大一下，并称这是她在西藏最满意的一张留影。
说心里话，我当时并没有多在意，直到她葬礼的当晚我才猛然想起。
我在摄影工作暗房里很认真地操作，把这张照片放大后端详了又端详，想从中找出龚巧明为什么喜欢它的一点儿理由。然而我没能找出来。那实在是一张拍得很一般的照片，但我仍是将它挂起来端详——她的表情似乎是在苦苦守望着什么……不是守望，是聆听，很专注地聆听布达拉宫唱给她的一段音乐，而她纤弱的身影便定格在这段音乐的尾声。
趁到内地出差的机会，我带着这张照片去见了龚巧明的几个生前好友。回到拉萨的当天夜里，我把龚巧明的遗像摆在桌前，我和她默默相望，而窗外的风声则将我对她说的话一字一句地朗读成章——《巧明姐，我来了》——
风低吟，人无语，有座肃穆的墓冢在等我。于是，我来了，带着许多人内心深藏的感情……
巧明姐，《处女地》杂志的编辑陈德外，他深深地怀念你。作为同乡，你去的时候，什么也没给他留下，唯有你生前追求事业的执著精神刻在了他心里。他说，你留给他的是极珍贵的。他一定要我替他来看看你。于是，我来了，带着一束山花……
巧明姐，四川文学院青年作家乔瑜，他深深地怀念你。作为同行，你跟他探讨过改革，探讨过文学的使命，探讨过创作，探讨过生活，还向他抱怨西藏的文学信息太慢，向他透露在西藏垦拓生荒的计划，没想到你为这计划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一定要我替他看看你。于是，我来了，带着一杯美酒……
巧明姐，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周力，他深深地怀念你。作为同学，他说，“对于巧明的死，一切评价，一切眼泪都是毫无意义的。巧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在白皑皑的‘极地’之上解脱了自己，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他久久地凝望着你的遗像，嘴里反复念叨：“她怎么会死呢？她怎么就死了……”“毫无意义”的泪水盈满了他的眼眶。他一定要我替他来看看你。于是，我来了，带着一把泥土……
巧明姐，山花的芳香，美酒的醇香，还有泥土的清香，不久都会消散，唯有对你的怀念之情，还久久地萦绕在我们心头……
巧明姐，你听见吗？这是真的。
这篇短文被马原的爱人小冯拿去发表在《拉萨晚报》上，我拿着这张报纸来到龚巧明的坟前，不可思议的景象出现了——当我点燃这张报纸后，周围的杂草有了回应，它们全都躁动起来，沉默的墓地开始急促呼吸，像有许多灵魂突然聚集在一起，想要向我表述它们情思颤动的心旌。我注意到，这时晴空万里，没有一丝风，但草地上的纸屑却在几秒钟内被刺眼的阳光席卷而去。
我能感觉到，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的灵魂，一个不甘就此栖息的灵魂，已经从这里成功逃逸，朝着她极度向往完美的那个看不见的目标，一路悲剧似的苦苦追寻过去。由此我想到了龚巧明的遗作《通往极地》电视文学剧本，以及她的同学徐明旭的评论——
……
她的性格如此矛盾，简直令人百思不解。一方面是男子汉式的勇气、胆略、魄力、意志，于事业的执著，于献身的渴望，惊人的吃苦耐劳，罕见的胸襟宽广……另一方面，却是十足女性的纤细、柔弱、感伤、娇气，于家庭的依恋，于同伴的体贴，过分的多愁善感，潜在的自命清高……这么多几乎对立的品质同存一身，水乳交融般难分难解，堪称人性之谜，谁能勘破这个谜？
从剧本中寻找谜底是困难的，那里只有两处提示。一是她的画外音：“一想到毕业后我将走上一条人们早已铺好的轨道，我就害怕……更有力的，是那个声音，我无法抵御那个声音。”一是她丈夫的话：“你血管里流的是你父亲的血，野性的血，我已经发现，每到生活的转折关头，那血就苏醒，搅得你不安宁。四年前就是这样，教外语教得好好的，突然不顾一切要考地质学院，当时小妮还不满一岁。”
从理性的角度看，这不能算解释。因为它所列举的原因——“那个声音”与“野性的血”都是无法测定、不可界说，无论物理学还是医学都不予承认的东西。可是从情感的角度看，这一解释太妙了，完全符合她的天性。正是这种永远处在莫名的骚动中的天性使她永不满足于任何安宁与幸福的生活，永远憧憬着某种吃大苦、耐大劳、尝大悲、获大喜，不走遍天涯海角决不罢休的冒险生活，就像古希腊的航海家们被海妖的歌声所吸引遍游全球一样。
追求极度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们往往是痛苦的，他们的精神世界离现实是那样的遥远，以至于无论他们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最后的结局通常都不可避免的以悲剧告终。但对于他们而言，这并非毫无意义的。如果要探明意义何在，也许是困难的。以我个人的经验，它的意义大概是为逃避残酷现实而精心创作了一部“自由诗”，并以此获得既不妨碍也不迎合任何人的自卫似的精神享受。但这部“自由诗”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奇特的效果——唤起一些年轻人对自己尚未经历的未来生活作出虚幻而美好的各种注解，从而使他们也朝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越走越远，直到见到自己的灵魂。
我拿着一张照片——与龚巧明的爱人王史华以及龚巧明的女儿妮子在龚巧明墓前的合影，又想到了被洪历伟烧掉的那些诗。也许那些诗是该被烧掉的，因为“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往往对任何人的安宁都是一种挑战，甚至是颠覆”（大卫·丹比）。尽管龚巧明的那些优美的抒情遗诗算不上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但也足以让不少人浮想联翩的了。而龚巧明的家人们需要安宁——照片上，龚巧明丈夫戴着墨镜，不愿与别人多说一句话；龚巧明的女儿妮子低着头，右手掐着左手的食指，眼睛始终盯着地面，沉默不语。妮子不需要任何诗，妮子太需要真实的安宁的生活了。作为女儿，妮子对母亲龚巧明的遇难几乎没说任何的话，但又让人感觉她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揪人心的话。而作为龚巧明的同学，徐明旭说，“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荣幸，她的亡魂可以安息了。”也是作为龚巧明的同学，周力说，“这对她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解脱，不然的话，这个女人还会非常痛苦非常劳累地继续折腾下去。”
我环顾这座陵园——这座如今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烈士陵园”——心想，今后将在这里长眠的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身份和死因都不大可能与“烈士”这个称号相符，但他们可以随时跟这里的烈士们碰面，互相关照，作永久的交流，并且共同接受人们的瞻仰，这也算是一种“时尚”吧。不过，我实在不希望再有哪个西藏的才女获得这种“时尚”——我隐隐约约有了一种预感，今后肯定还会有某个“才女”不幸来到这里……因为，我所认识的那些依然生命鲜活的“才女”，她们还在高原上兴致高涨地“折腾”，无休无止，全然不顾后果。
我太不应该有如此的预感了，这太像是降灾的咒语了。简直……
我的疑虑，我的惊讶，我的担心，我的自责……一律收入这个墓地的一双双黯然神伤的眼睛里。
不吉利的预感往往最容易得到应验。又一个遇难的“才女”名叫田文。她跟龚巧明一样，也是《西藏文学》编辑部的编辑。不过她遇难的时候更年轻，刚满二十九周岁，连而立之年都未活到，便被泥石流中的一块飞石夺去了生命。
最让人不可细想的是，一九八五年为龚巧明遗体整容化妆的人恰恰是田文。仅仅不到两年，田文自己竟也需要别人为她的遗体整容化妆了。田文遇难的时候我还在内地出差，没能参加她的葬礼，只给西藏文联发出了唁电。待我回到拉萨，田文已经成为龚巧明的邻居有好些日子了。《西藏文学》编辑部的秦文玉找到我，请我帮忙在军区找辆卡车，去西郊的一个采石场把田文的墓碑拉到烈士陵园。
那个采石场在一座很奇特的山脚下，我曾描写过那座山——每当晚霞出现时，那座山的大小山峦就犹如一群暮归的动物，不紧不慢地朝着天国悠悠前行。它们的色彩和形态随着霞光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一种距神界不过百米之遥的感觉。而那个清晨我带车来到这里时，我似乎感觉到，已经越过这座山抵达神界的那个灵魂，正在俯视我们这几个为她忙活的人。于是，她暗暗地伸出手来，帮我们把那块沉沉的墓碑托成一片轻柔的云朵，以此答谢着我们。我就想，这个姑娘，死了之后，还保持着生前的热情和善良，神灵真是对你不公呀。
当我们把田文的墓碑竖好之后，我发现秦文玉像变了一个人，一下憔悴了许多。他盯着墓碑默默站立，不断摇头。那表情，像是在接受谁的拷问。这个为西藏的两个“才女”主持了葬礼的人，内心不知有怎样的痛苦创口。我忍不住宽慰他：“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然而话语是这么说的，意思却是“你自己可千万别遭遇龚巧明和田文这样的惨祸”。
我看着秦文玉紧锁的眉宇，脑海中又生出不祥的预感——难道这仅仅是开始，只不过是“才女在先，才子在后！”
这嗜血的预感终于还是应验了，秦文玉后来果然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
而我，至今仍在为我有那样多简直恶毒的“预感”深受折磨。其实我心里很清楚，神灵为此早晚总会惩罚我的。神灵给过我一点儿小小的暗示——在我们把田文的墓碑竖好的当天晚上，我开始高烧不退，头晕呕吐，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内一科躺了整整一个星期。
那几日，我像是严冬蛰居在岩石缝中的将死的小虫，眼前却有田文的倩影不时晃动。她那张稚嫩的洋娃娃似的圆脸，可以清清亮亮地微笑的眼睛，齐眉的剪发，以及她向我索要香烟的可爱姿态……我多么想越过时空将这一切紧紧挽住。
挽不住。我还发着高烧，只能躺在病床上，拉起白色床单，将眼前晃动着的那个倩影连同我的躯体一起覆盖，如风雨化流萤而去……
可是，“怀念”毕竟是潜意识中的一枚千年难移的种子，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发芽抽枝。越是想着不要再兀自去想那些已亡的人了，却越是将“怀念”铸成驶往大海里的舟。
海上有风，或有雷鸣闪电，舟上的那个人却全然不顾。因为，莫名的感伤已使他的正常思维碎失满地，能够做的只是把“怀念”宣泄于万里海涛。
海涛之上，有一个形象不时跃起。她是田文。我就又想，这个长着稚嫩圆脸，给人印象永远也长不老，始终都是个孩子，充满朝气的女孩，她为什么会死？她为什么就真的死了？她为什么死的时候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最重要的“为什么”，其实是我为什么在田文已死好几年了还在想这些问题。我身边似乎没有人能就此跟我对话，也没有人能回答我。想去找罗伦张或者秦文玉谈一谈，可他俩都在拉萨，而我还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对了，马丽华也在北京，她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
那一天（记得是一九九一年的一天）中午，我在北大研究生楼的女生宿舍找到了马丽华。正巧，这一届的研究生已经结业，学生们大都放假走了，马丽华独自一人在宿舍里收拾行李，也准备离校返回西藏。我们谈了一些其他话题，接着谈到了田文。马丽华告诉我，是她为田文的遗体做的整容化妆。这话令我的心像受到电击般猛然紧缩，我差点儿就要脱口而出“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这样不吉利的话了。原先是田文为龚巧明的遗体整容化妆，现在又是马丽华为田文的遗体整容化妆……我简直不敢细想下去，并为我有这样的联想深感罪孽。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马丽华，就听她轻言细语地说，当时，田文的遗体通体透明。
通体透明？怎么会……
听我这样惊讶地问，马丽华不吭声了。她埋了头，把脸别到一边，好一会儿又说，算了算了，别说了，你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