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下》第111条指出,有一种叫做“过”的“疑”。“疑”是怀疑、猜疑、猜想、想象、意见。“过”指过去已经如此。《经说下》解释说:“知与?以已为然也与?过也。”即对于现实事物,是有真切知识,还是单纯由于过去已经如此,就说现在也必然如此。“知”指真切确实的知识,没有疑问,与“疑”相对。“以已为然”指以过去必然地推论现在。“已”,是已经,即过去。“然”,指现在如此。
《经下》第134条说:“或过名也,说在实。”即名称、语词会过时,因为实际情况已经变化。《经说下》解释说:“知是之非此也,又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知道事情性质或空间位置已经改变,仅仅因为过去曾经把这个地方叫南方或北方,现在就还说这个地方是南方或北方,这就是“过而以已为然”的谬误。即事情已经过去了,还以“过去曾经如此”为理由,必然推论说“现在还是如此”。昔日处赵国,说“宋国在南方”,今日处楚国,仍说“宋国在南方”,其谬误同“刻舟求剑”者一样。
《经说上》第84条说:“必也者可勿疑。”即必然性的知识,不用怀疑。《经上》第151条说:“擢虑不疑,说在有无。”《经说下》解释说:“疑无谓也。”从事实中抽取必然性,可以不用怀疑,论证的理由在于必然性是否存在。怀疑必然性是无意义的。《贵义》载,墨子对卫国大夫公良桓子说:“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墨子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抽取“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必然性,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以人为本一群众智慧观
墨家认为,群众的智慧可以补充个人智慧的不足。《尚同》载,墨子说:“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唇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能够使众人耳目,帮助自己视听;使众人口舌,帮助自己言谈;使众人心智,帮助自己思考;使众人手足,帮助自己动作。帮助视听的人多,则见闻远;帮助言谈的人多,则声音传播范围广;帮助思考的人多,则谋划效率高;帮助动作的人多,则办事成功快。墨子引古语说:“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强也。”墨子引《诗》说:“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
爰咨度。”“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即我的马是黑色鬃毛的白马,六条马缰绳柔美光滑,在路上快跑,到处咨询访查。我的马是黑色毛片的青马,六条马缰绳丝一般光在路上快跑,到处探问谋划。亲士》说:“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江河之非一源之水也。干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狭者速涸,水浅者速竭,硗垧者其地不育。”即江河不嫌弃小溪水注满自己,能滔滔巨流。江河水不是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干金的裘皮大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腋下。哪有合乎道理的话不听,只听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呢?天地不是经常光明,大水不是永远清澈,大火不是长燃不熄。直得像箭杆,平得像磨刀石,不能包容万物。小溪干涸快,浅水枯竭快,坚硬土地不长庄稼。墨家看到集中群众智慧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二人力能动观
《非命》载,墨子认为国家安危治乱,不靠天命靠人力,提倡充分发挥人力的积极能动作用,批判消极的“命定”论。墨子说:“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世界和人民未变,桀纣当政天下乱,汤武变政天下治,可见国家安危治乱,是人力作用,不是命定的原因。这是求异法的科学归纳证明。墨子由历史上著名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执有命”,概括出“命者暴王所作”,懒人所述,应该抛弃,代之以“强力而为”的人力论,才能使国家富强康乐。这是求同法的科学归纳证明。孔子肯定天命对宇宙、人生的决定作用。《论语’雍也》载,孔子学生冉耕生病,孔子探问,从窗外握着冉耕的手说:“要死了,这是命呀!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肯定人的疾病和死亡是命中注定。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弟子中,哪个好学?”孔子回答:“颜回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则没有这种人,再没有听到好学的人。”颜回31岁死,孔子说他命短。
《论语.颜渊》载,孔子学生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老师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慎无差错,对人恭敬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君子何须忧愁无兄弟呢?”子夏听孔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儒家命定论的惯用语。《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自己道理能否实现,都是命中注定,人力不能抗争。
《公孟》载,墨子跟儒者程繁辩论,墨子说,命定论的“儒之道足以丧天下”,儒家“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命有定数),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非儒》载,墨家对儒家的反驳词,说儒家“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天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智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即儒家坚持“有命”论,说长寿和短命、贫穷和富贵、安定和危难、治理和混乱,都由天命决定,不能改变。穷困和通达、受赏和遭罚、吉祥和灾祸,都由天命决定,人的智慧和力无所作为。官吏相信,会懈怠职守。平民相信,会荒废事业。吏不理政事会混乱,农业生产耽误会贫穷,贫穷是混乱政治的根本。儒家把“有命”说作为教化的道理,是毒害天下人。
儒家所谓“命”,是人的智慧能力无可奈何的先天必然儒家宣扬人的现实遭遇,由命预先安排好,非人力所能改变家认为,儒家宣扬命定论,是害人不浅的懒汉哲学,足以懈怠的意志,使人放弃奋斗,安于贫穷,导致天下沦丧。墨家主张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运用自身力量顽强奋斗,改变现状,达到理想目标。
墨子运用逻辑矛盾律,揭露儒家的矛盾。儒家宣扬命定论,人为贫富寿天,全在天命安排,非人力所能改变,同时又提倡学等于承认学习可以改变命运,这是自相矛盾。墨子说:“教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教人学习,又坚持命定论,就像叫人用帽子包裹头发,却又要人把包裹头发的帽子取下来一样荒谬。《小取》列举“不是而然”推论形式一例:且夭,非天也。寿且夭,寿天也。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即将要夭折不等于事实上夭折,采取措施让将夭折的人有寿,却等于将夭折的人事实上有寿。儒家宣扬有命论不等于事实上真有“命”这回事,墨家反对儒家坚持有命论,却等于“非命”(反对命定论)的论题成立。
《墨经》对人的疾病、死亡看作人力可以认识和有所作为的自然现象,把治病除掉病根作为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和可达到预期目的的例子,不承认命定论的因素。某人因受伤而生病,是“物之所以然”。我亲眼看见,是“所以知之”。我亲口告诉你知道这件事,是“所以使人知之”。男仆臧得不治之症死,女仆春染病,死而埋葬,我不能用手指指着说,却能用语言表达。
《非儒》载,墨家嘲讽儒家说:“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知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即双亲死,尸体陈放不入棺,为招魂爬屋顶,看水井,掘鼠洞,查器具,寻找死者,以为死者真在,是愚蠢至极。明知死者已不在人世,还一定寻找,真是虚伪至极。
墨家认为,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可以有计划运作,达到预期目的,如工匠认识方圆规律,可据以制作方圆之器。《经下》第152条说:“且然不可止,而不害用功,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宜,犹是也。且然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功而后然者,必用功而后然。且用功而后已者,必用功而后已。”这是论述必然性和人力的关系,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一定如此的必然趋势面前,不妨碍人力做功,关键在于人力运作应该把握分寸,合乎法则。这样做的意图,在于控制事物的发展过程,使之对人的利益增至更大,害处减到最小。如使用桔槔、辘轳、车梯等简单机械,提高生产效率,筑堤堵漏,防止洪水泛滥。三人民价值观
《非命上》载,墨子三表法(立言三条标准)说,把言论运用于国家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观察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把满足人民利益需要的程度,作为检验言论真理性的评价标准,是“出言谈,为文学”,建立言论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鲁问》载,墨子说:“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衡量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功效、价值,是看其是否对人民有利。《经上》第35条说:“功,利民也。”实践功效的价值标准,是看其给人民带来的利益,把墨子的人民利益价值观,用定义方式理论化。
墨家有劳动人民本位的思想萌芽,把劳动者看作国家服务的对象、方向和目的。《尚贤》载,墨子说:“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人民得以“安生”。《辞过》、《非乐》载,墨子谴责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导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儒下》说:“贫且乱政之本。”《辞过》说:“民富国治。”人民贫富是决定国家治乱的根本原因。《非乐上》载,墨子说人类与禽兽区别的本质特征,是生产劳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用力生产劳动才能生存,不用力生产劳动不能生存。
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后天习得的智者标准,反对任人唯亲、先天决定的宗法制标准,把人民看作治理国家、选贤举能的才来源。墨子十大论题,第一是“尚贤”。《说文》:“贤,多也。”贤人是博学多才的智者。《庄子·天下》说墨子“好学而、博”。墨子论贤人的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品德高尚、能说会道、学识渊博。墨子提出的贤人标准,都是“可学而能”,通过学习能够达到。墨子主张打破旧有用人标准,“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不辩贫富、远迩、亲疏,贤者举”,“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民终贱,有能则举”。“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竟劝而尚德。”提倡远方郊外臣民,宫廷侍卫,城中民众,四境农民,都竞相做义事。农民、工匠和商人,都竞相勉励崇尚道德。墨子认为,从农工商下层人民中成长的“智慧者”,是“可学而能者”。“王公大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仰仗先天因素,不是依靠“可学而能”的智慧,执掌政权,贻害无穷。墨子质问:“今王公大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智哉?若不智,使其治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夫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王公大入骨肉之亲一类人,凭借什么一定有智慧呢?如果让这些“不智慧者”治国家,就像“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即哑巴当外交官,聋子当乐队指挥,国家势必混乱。晋代惠帝、安帝是痴呆,惠帝不识人间烟火,说:“百姓饿死,怎么不吃肉粥?”这是“使不智慧者治国家”的恶果。
《管子·霸言》说:“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务农》载,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惟邦本”和“以人为本”义同,传说是夏禹的训诫之词。本:根本、基础、根据。墨家效法夏禹,以“民惟邦本”、“以人为本”为智慧的理据。
墨家的群众智慧、人力能动和人民价值观,肯定人类智慧、能力的积极能动与评价作用,是人本论、能动论和实践论,与现代科学发展观一脉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