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特质
过去研究墨学的人都说墨学中断了，问题是墨学真的中断了吗？讲墨学中断当然有根据，研究墨学的很多人都说过。第一，墨家跟统治阶级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秦汉统一以后，对墨家影响下的侠客、侠义团体和个人，打压不遗余力。第二，墨子以后不像儒家那么幸运，孔子以后有孟子、荀子，有重要的大思想家继承，墨家没有。这两点就足以说明讲墨家中断有根据。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看能不能开辟新的视野，有助于墨学研究。我们从相反的假设出发，墨家没有中断，在历史上有坚强的生命力，一直活跃着。中国历史上的侠义传统是受墨子影响的，有各种变形。
墨家后来形成侠义传统，就整个文化范围讲，是一个极大的、异端的传统。一个文化传统里面，如果没有异端冲击，没有异端生命，就容易僵化，没有生命力。从这个观点看，墨家在浩瀚的历上有各种变形，仍然延续下来，对今天社会也还有影响力。
相对于儒家主流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种特殊精神，种特殊精神，虽然有些部分跟儒家重叠，但有些部分跟儒家有矛盾。这种精神的来源是墨家，不是其他学派。这种侠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两干多年，没有中断。墨家侠义精神的特质是：1，急难相救
这就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孔、孟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有，但是目的不同，儒家是要以道救天下，墨子没有那么抽象，是用自己的行动救天下，“止楚攻宋”是人们熟知的例子。墨子的兼爱、非攻，不是纯粹理论，是要采取具体行动，墨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行动派，有尚武精神。
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的时候，书生都非常文弱。因为文弱传统的形成，造成中国王朝的两次沦亡：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尚武精神在墨家影响的传统中保持着，在历史上表现为负面角色，作为反抗的民间团体，始终被官方打压，而打压这个传统，就打压了中国的尚武精神。
急难相救精神所影响的是后来中国历史上许多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团体和人物。从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开始，都有大批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人。没有这些人，革命运动无法开展。在历史上成气候的反抗团体中，一定包括有侠义的精神、团体和人士。革命运动要成气候，一定要有这个成分。
有人说《礼运·大同》“天下为公”的观念来源于墨家。“天下为公”的观念真的可能是传承自墨家。墨家主张兼爱，兼爱伦理观跟儒家的差等伦理观不同。差等伦理观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兼爱伦理观是跳出家族。跳出家族很重要。“天下为公”的思想从儒家产生不出来，只有从墨家才能产生出来。
2．超越亲情
这种特殊精神跟儒家有明显区别，司马迁对此早有了解。《史记‘游侠列传》写大侠不顾父母之恩、妻子之爱，要跳出家族，才能当大侠，这在儒家是不允许的。《礼记》规定，父母在，不许有一死，父母第一，孝道第一。父母在，不能有生死之交、刎颈之交。侠义传统就是刎颈之交。两人交往凭义气，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郭解被朝廷追杀的时候，有一个义士根本不认识郭解，却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他。在侠义传统中能够产生这种人物和精神，但在儒家礼教中这却是不允许的。3。一诺千金重信诺，儒家也有，但墨家重信诺，在侠义精神中走上极端。有一句现成的话，可以把墨家和儒家区别开来。儒家讲：“言必信，行必果，铿铿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不是儒家的信条。墨家侠义传统的信条是“言必信，行必果”，即绝对信守诺言。
历史上有“任侠”一词，什么叫“任侠”？信任的“任”，“任”在文字学上是“相与信”，两人之间的信任。“任侠”绝对讲求“信”。一诺干金者，就是把“信”绝对化的人物。《经上》第19条：“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解释：“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任”(任侠)的定义是：义士做对自己有损害的事情，而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所服务的对象得到利益。做会给自身带来恶果的事情，以便使自己所服务的对象成就急务，排除困难，脱离困境。
4．不畏权势
侠义精神这一点跟儒家有明显的区隔。侠义精神和力量，只有从墨家发展出来，在其他学派发展不出来，其他学派在不同程度上都认同专制统治，只有侠义传统敢与专制权势为敌。董仲舒思想就是讲怎样使儒家跟皇权结合，他讲“黜民而升君”，就是压低人民，抬高国君。墨子影响下的侠义传统则完全相反，是黜君而升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墨子是平民阶级的代言入。这个精神以后就延续下来．．形成中国历史上一直在民间、在被打压的情况下活跃的团体和个人，这些人在正史中长期被忽略。现在应该发掘这个新天地，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5．劫富济贫
这是墨家跟儒家有明显区隔的精神。劫富济贫是中国传统社≯会特许的一种现象，在现代法治社会是不允许的。在法治社会，劫富济贫，法律要处罚。在传统的、没有法治的社会，往往就是这种侠义团体和侠客，在社会上主持正义。他们用不寻常的手般，追求公平正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是中非常的手段，追求公平正义。不仅传统社会容许劫富济贫在，像美、英、法国所谓“法治”国家，法律保障是有钱人的专利，一般贫民要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几乎不可能，因为贫民没有钱打官司，这种劫富济贫的精神和角色有存在的社会价值。 6．重视名节
用现代语言说，重视名节就是重名誉，把这话真正充分实践的是墨家。在墨家的侠义传统中，对名节的重视非常强烈。在历史上，东汉末年，有不少气节之士死于党锢之祸，其中很多人物有侠义背景。儒家也重名节，儒家重名节是为了尽忠孝，墨家重名节是为了反抗权势。
墨家侠义精神的特质可以用“扶弱抑强，抗官济民”八个字来概括，这代表墨家影响下的侠义传统的特殊精神，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传统中侠义精神的宗旨。这八个字，来自20世纪初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名人宋教仁。宋教仁在1907年，为了说服东北的马贼(历史上都把他们叫做“贼”，其实他们就是江湖好汉)参加革命运动，在一封信中讲到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到孙中山革命的时候，仍然有生命。用这八个字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历史上侠义传统的精神。侠义关系
儒家、墨家都重视“义”。《论语》多处讲到“义”。“义”是儒家的重要观念。但是整体看来，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观念是“仁”，不是“义”。在历史上实践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礼，是孝，不是“义”。《贵义》篇墨子讲到“万事莫贵于义”，没有一件事情比“义”更重要、更终极。墨子还讲“义人在上，天下一致”，这个“义人”相当于儒家的圣王，是最高的典范。墨家真正把“义”的观念普及到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普遍而深刻。儒家讲义利之辨，“义”跟“利”是矛盾对立的。墨家说：“义，利也。”儒、墨两家一个对利是消极性的思考，一个对利是积极性的思考，很不一样。“义”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广泛影响是墨子的传统，不是儒家的传统。
《水浒传》中有“聚义堂”，其所表现的“义”跟“孝”是矛盾的，把“义”跟“孝”严格区分开。小说是虚构，但小说有时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水浒传》里有个孝子王进，怎么劝说，他都不上梁山，孝子是不上梁山的。还有一个史进，为了上梁山，把他妈妈气死。你要上梁山，就不能顾到孝。这些义士是以“义”为终极理想和目标的。李逵受到儒家影响，他要上梁山，就把妈妈背着一起上，结果在路上，取水给妈妈喝，找东西给妈妈吃，结果妈妈被老虎吃掉。到梁山，把这件事情讲给宋江他们听，宋江哈哈大笑，这明显表现出“孝”跟“义”是矛盾的。过去以为“义”是儒家讲的，仔细想，“义”只有在墨家的侠义传统中才能产生。后来宋江被捕有两大罪名，一是不敬天地，一是不孝父母。要举义就不能顾孝。
在孙中山时代，要当革命烈士，就不能顾家，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林觉民就是例子。林觉民写《与妻诀别书》感人，但要革命，做烈士，为义奋斗，为一个超越理想而奋斗的人，就不能顾家，向来如此。
宋以后中国哲学有所谓“三教合流”，里面还暗藏了一个墨家。墨家影响的侠义传统，也在这里合流了。宋以后产生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包括重要的儒生是侠跟儒的合流。
举几个重要人物，南宋时跟朱熹辩论的陈亮，三次被抓到监牢里，罪名就是说他是大侠，但陈亮在历史上是儒者，儒、侠在那个时代以后就慢慢合流了，有的是“儒皮侠骨”，有的是“侠皮儒骨”，骨就是思想本质，皮就是行事作风。陈亮的行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