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拒绝了黎元洪为其总统府秘书长的邀请，又正式向报界发表谈话，宣布脱离政治。不过，时人因为梁启超屡次有过类似宣言，并不认为梁任公从此真的息影政坛，一般来说政坛热闹的时候，总是离不开梁启超，更何况一个长期为宪政理想奔走亡命的政治活动家，要想真的弃政从教又谈何容易！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鄙人之政治生涯已20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
梁启超便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再一次卷入了重建国会、修改宪法的政潮之中。
1916年8月1日，国会在北京重新开会，段祺瑞为新内阁的国务总理，史家都曾再三指出梁启超从此开始拥段，其景况也类似当年拥袁。公平地说，梁启超确实拥段，想借段祺瑞的力量实现其最关心的修改宪法、确立政体之理想。
他在顽强地圆他的宪政之梦。
8月16日，梁启超对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
此次国会之恢复，实以无量数人之血换来。国人曷为甘出此极重之代
价？凡欲求产出善良之宪法，为国命民命永远保障耳！苟宪法终不能产
生，则议员将何以谢天下？
制宪伊始。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等人组成了“宪法研究会”，国民党人张继、丁世铎、孙洪伊等人成立了“宪政商榷会”。从此两系开始争斗，集中在梁启超主张省长由中央任命，“商榷会”则力主省长民选、地方自治。其他如国会设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等，两派均互不相让，激烈吵闹。
真正的关键在于：“商榷会”的目的想通过扩大国会权力，加强地方自治来限制北洋军阀的势头，从而为国民党求得生存与发展空间。而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则其战略恰恰背道而驰，即缩小国会权力，限制国民党发展，迎合段祺瑞的专制独裁。
舆论对护国之帅梁启超开始又有了微词，人说：“即便一个伟人，只要卷入党派之争，就会立即显出‘小’来。”
当国会中制宪的争论尚未了结，应否对德国宣战。又成了时局的中心和舆论的焦点。
在弱不禁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任何一次政局矛盾的背后总能看见外国势力的牵制和影响。视国家利益为至高无上的世界强国，从来都把掠夺弱小国家、分割势力范围、寻找代理人作为外交的支点。当日本表示中国如果对德宣战。日本将提供参战军费后，美国当即提出：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中国政府在与美国协商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美国非常清楚，日本鼓动段祺瑞对德宣战，是为了保住已经得手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益，美国岂甘人后？
大国之间矛盾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政局的冲突。黎元洪不主张对德宣战，是因为担心段祺瑞趁机扩大权力；段祺瑞力主参战，为了加强北洋系中皖系的实力，并趁机扩充军队的装备及财源，以左右中国政局的走向。
1917年3月初，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匆匆通过了对德绝交咨文，送请黎元洪盖印，被拒绝。段祺瑞当即宣布辞职，并离开北京到了天津。黎元洪担心造成事变，不得不妥协。3月10日、11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对德绝交案。
段祺瑞力主与德国断交对德国宣战一案，梁启超是全力支持的。梁启超曾经是极为自信的德国必胜论者，但战局发展到后来，德国是必败无疑的了，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认为立即参加对德战争，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认为这一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段祺瑞以亲日为前提，企图扩大皖系军阀实力而主战，同梁启超谋求在国际社会中提高中国的地位而力主与德断交，出发点自然是不一样的。梁启超所说的他主张参战的目的“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一语，并非空言。
但，主张对德战争的各种人物，却都受到了中国舆论的激烈批评。
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00多人发表了反对对德绝交、参战的通电，指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滋生事端，耸情政府”而将遗祸无穷。外交总长伍廷芳致信梁启超，说自梁主张从速与德国宣战以来，“国中人心汹汹，皆反对此事”。梁启超为此“20年来之名誉今遂顿减”。伍廷芳忧心忡忡地问梁启超：国内政局极为纷乱，府院之争日趋恶劣，政府与国会交恶，中央和地方不和，如此国情之下“岂能战德”？伍廷芳认为对德开战的唯一结局是内乱突起、内战爆发，而内战将导致中国灭亡。
伍廷芳诘难道：“兄数十年倦倦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
对舆论及反对者的批评，梁启超表示，对德宣战，自已是“赞成”而并非“首创”，“将来兹事如误国也，余不敢辞罪；苛其利国，吾不敢贪功。然吾之所信，吾固始终守之弗渝也。”
段祺瑞是愈来愈像乃师袁世凯了。军阀就是军阀，他总是把刀枪和权力捆绑在一起，文人的悲哀却在于当军阀闲来无事偶然邀他饮酒赋诗之后，便以为诗文是可以征服一切的，及至见到枪管里伏着子弹、刀尖上冒着杀气，才又重新感叹，痛苦地失落，想起往事。
1917年4月。段祺瑞把各省督军召集到北京，然后是“公民请愿团”包围正在开会的国会，要求立即通过对德宣战案。倘不，“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
上一次是“刀选”总统，这一次“刀选”战争。
段祺瑞真的敢跟德国打仗？一切只是为了以宣战的名义向日本大举借款，然后更新装备扩充兵员，为武力统一夺取中国最高权力作准备。宪政与民主就这样被宰割被强暴，所有的抗争都面临着流血牺牲的命运。
为抗议“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内阁中的商榷系官员相举辞职，国会决定“缓议”对德宣战案，并通过改组内阁决议。段祺瑞解散国会，黎元洪则以罢段祺瑞国务总理、陆军总长作为回答。段祺瑞通电煽动军方反对黎元洪，一时北京政府瘫痪，黎元洪无计可施之下想到了张勋。
张勋，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曾参与袁世凯小站练兵，官至提督、江防大臣。辛亥革命时，张勋在南京与起义的新军激战，后败退徐州，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民国以后，张勋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做民国的官，做复辟的梦，此公脑后仍留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他的军队自然也被禁止剪发，张勋部时称“辫子军”，张勋本人也被称为“辫帅”。
1917年5月底。黎元洪电召张勋“进京调停国事”，张勋当即环顾左右：“天赐良机也！”便率领4300辫子军，号称l万，杀向北京。
张勋此举，断不是为黎元洪做什么调停，他是要到紫禁城把废帝溥仪请出来，再坐龙廷恢复大清年号。为使是次复辟做得有声有色，张勋电邀康有为火速进京共图大业。
6月8日至13日，张勋在天津威逼黎元洪解散国会。14日，张勋率部进入北京，北京的老百姓突然看见那么多的辫子晃荡惊骇莫名，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却是欢欣鼓舞，复辟之日终于到了’。6月15日，张勋着前清朝服，以跪拜大礼在养心殿谒见溥仪，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溥仪表示择日恢复宣统年号，“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复辟序幕拉开之后，王公贵族、遗老遗少纷至沓来一时云集京城。
这时候康有为乔装成一个老农民，正在北上途中，6月27日，康有为抵京，张勋手舞足蹈，如此之后，复辟的步骤抓紧推行，康有为轻车熟路地密定计划，通电各省，封官授爵等等，一应上谕激昂慷慨奉天承运写来如行云流水一般。
1916年7月1日，张勋、康有为及清室亲贵遗老遗少把溥仪拥上皇位，宣布恢复大清国，张勋拥戴有功，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紫禁城头，龙旗飘扬，一个死去的王朝真的还魂了吗？
短暂的震惊之后，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反对复辟--尽管苦难的民国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好处。男人不留辫子女人不裹脚，总也是个进步吧？
北京不少商号及老百姓拒绝挂出龙旗，在上海除了康有为主办的《国是报》之外，各报纷纷声讨复辟。上海商界“一体悬挂国旗三日，以表拥护共和，尊重民国之决心”。广东的士人百姓发起“国民哭灵大会”，誓与复辟派不共戴天。孙中山得悉复辟消息后，发表了《讨逆宣言》，声讨张勋复辟，维持民国国体，在又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成了中华民族的共识。
反对张勋复辟，梁启超再一次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7月2日，梁启超和段祺瑞一起，从天津赶往河北马厂，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7月3日，梁启超代段祺瑞起草的讨伐张勋通电发往全国。7月5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挥师直上北京，梁启超为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段祺瑞是役的首席幕僚。
其间，梁启超又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复辟电》，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昊天不吊，国生虺孽，复辟逆谋，竟实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夫以民国之官吏臣民，而公然叛国顺逆，所在无俟鞫讯。但今既逆焰熏天，簧鼓牢笼恫吓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妖气所播，群听或淆，启超不取自荒言责，谨就其利害成败之数为我国民痛陈之。”
勇敢地承担起再次护国重任的梁启超，以他对外交、财政的分析，断言：“就外交论就财政论就军事论，此滑稽政府皆绝无可以苛延性命之理。虽举国人士噤若寒蝉，南北群帅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恶自毙，吾敢决其不逾两月。”
梁启超认为宣统复辟不过两个月，但这不等于说当时的形势是不险恶的，复辟已经出现，观望者不少，尤其是掌兵的“南北群帅”。民国以来的种种弊端，又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理由。梁启超认为，政治不良，不容讳言，但复辟倒退是绝对不行的，并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其师康有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这两句话是梁启超最难落笔的，他为恩师可惜。康梁的疏远，由此达到冰点。
1916年7月12日，张勋的辫子军不敌段祺瑞之后，段祺瑞所部分三路攻入北京，甚嚣尘上的复辟势力顿时土崩瓦解，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则在4天前先已逃进美国使馆，后又化装逃出北京。
康有为一路逃跑，心里最为怨恨的是梁启超，在他看来，自武昌起义之后，这个才情洋溢又不好驾驭的弟子越走越远了。
康梁歧途，简言之，康有为要千方百计复辟；而梁启超则坚决批判倒退、反对复古，竭尽全力想在中国建设一个平和的、有秩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
护国战争爆发，梁启超潜入广西前出于礼节派汤觉顿前往康有为处辞行。反袁讨袁，这是康有为所力主的，但为何而反，康有为的目的却是复辟清室。梁启超在《从军日记》中写道：
(南下讨袁)最费踌躇者，则告南海先生与否也……仍使觉顿往谒将意，南海深嘉许，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则正色大声疾呼以主张其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吾辈若不相从，从此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觉顿咋舌，唯唯而已。
护国战争胜利，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康有为公开复辟主张，在《上海周报》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呼吁清室归来。
梁启超忍无可忍，写《辟复辟论》，对康有为痛击：“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胺者相续，大憝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宇未复其半，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须，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何等也。”
自此，“逍遥河上耆旧，仰首伸须”，几成为康有为的专用语，形象而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