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着一种秩序，虽说这种秩序有些畸形。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是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
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帮会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式，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了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受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闹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
城里人没有被搅动的少，从资料上看，多数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算是热闹。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的还是买药的，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给一顿老拳。
花界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行动起来，“九成同义会（乌师帮所组织者）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1（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81页。）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此时则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2（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9页。）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 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唯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1（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81-482页。）
而另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的：
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2（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499页。）
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柔性，跟印度的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意志坚定，远离暴力。
据美国学者贺萧(Gail B．Hershatter)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二十一条签订日）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3（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173页。）“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4（杨尘因：《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8页。）林黛玉（艺名）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曲，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1（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17页。）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笔下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此前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但是，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这都是被动的。据当时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2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
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的名妓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3（龚振黄：《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264页。）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到：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4（杨尘因：《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8页。）反过来说，妓女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有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俱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的人物），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白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出自男人的手笔。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被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何奋发云云。
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
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中花界的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尽管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妓女的确参与了，而且她们也有这个自觉。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的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1（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174页。）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也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市民的参与使得运动具有力量，但是，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
民国以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