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到了这个份儿上,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于是,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这事动静忒大,即使把事抹平了,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勖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可惜,满人的江山此时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也。
当统治集团最可靠的自己人,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的时候,这种货色的权贵,可靠固然还可靠,但实际上却已经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香山·珠海·唐绍仪
珠海是座新城,满眼望去,楼是新的,路是新的,连街上的行人,大多也是近几年才来的,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这个北面来的游客,无论打什么交道,一点儿都不费力。这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特区城市,说起来跟深圳一样,属于一个平地拔起的现代化都市,到珠海,人说有三大“玩点”——海岛、温泉、高尔夫。洋得一塌糊涂。然而,珠海其实跟深圳并不一样,深圳仅仅是个跟香港接壤的小小渔村,最古遗迹,无非是座所城,明代等级最低的军事建制,没出过什么人,在近代的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事好说,但是,珠海不一样,这里,由于明代一个偶然的机会,葡萄牙人在澳门登了陆,而天高皇帝远的广东一隅,官员们也懒得将这些红毛夷人费神费事赶出去,而中央政府也不打算认真对付,于是,西方人在古老的大陆有了块落脚地。凡是来中国的洋人,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都要先到这里来落脚,而周围的农民,有幸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于是,时间一长,跟澳门相接的今天叫珠海这块土地,出现了很多奇迹,见证中国走入现代的最初的奇迹。
早就知道,珠海是唐绍仪的老家,在珠海,他有座很有名的园子。因此,到珠海,我最想看的,是跟唐绍仪有关的东西。就这样,我被珠海新结识的朋友李更,带到了共乐园,一个当年唐绍仪据说花了40万两银子建起来的私家园林。就这样,我见识了珠海被挤在角落里的“旧”。
共乐园很大,里面有山,山不高,但起起伏伏,到处都是小径,随你乱走,那天是星期天,但是园子里根本没有人,静得吓人,硕大的芭蕉树叶子,直直地横在小径上,居然一点儿踩过的痕迹都没有。共乐园里,当年的痕迹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个汪精卫题字的门柱,还算完整,再就是一些断石残片。朋友告诉我,这个园子,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不知为何单单留下汪精卫的墨迹,看来多半是因为前来造反的人不知情,因为柱子上的题款早在汪精卫出事那年就被磨掉了。园子里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很小的三层小楼,名叫观星阁。小楼修得糙,格局很小,楼梯仅容一人上下,阁顶有圆台,小而窄,台不高,周围又尽是高大的榕树,所以没有什么视野,只能看天,一线天而已,名日观星,倒也合适。
珠海核心区域,原来属香山县,共乐园所在,是香山县的一个小村庄唐家湾。这个小村,大概是珠海老建筑保存最多的地方之一,弯弯窄窄的小巷,两边不时见有斑驳的老墙和廊柱,多为晚晴和民国的建筑,很有点儿中西合璧的味道。这些建筑的原主人,多为当年出去混世界发迹之辈,属于中国第一批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勇敢者。小小的唐家湾,一条不过五百米长的小巷子,居然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若干个顶级名人。右大买办,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机器采矿企业的创办人唐廷枢,有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当然,最有名的,当属园子的主人唐绍仪。
不用说,明朝中叶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并且赖下来不走,给紧挨着澳门的香山人一个开眼的机会,和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在中国独一无二,那时的香港,还属于没开化的小渔村。香山人几百年耳濡目染地跟洋人厮混下来,自己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这个小地方的人不惟见怪不怪,而且胆子大得出奇,在那个大家都视洋人为怪物的年代,出了一批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有些至今说起来名声还不错——留学生,有些说起来似乎不大好听——买办。其实在当时,两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买办,其实是中国第一代现代企业家,他们不仅自己办厂,而且对早期的洋务企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徐润、郑观应、唐廷枢这样的洋务大老,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陈启源,华侨商人娶了夏威夷公主的陈芳,都是香山人。
唐绍仪就是留学生,由他的香山同乡容闳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由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没有人参与,最后大部分便宜了香山人,据说这还是帮助计划实施的香山籍买办徐润动员的结果,其中后来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跟徐润一起的一个买办,以把女儿嫁给詹家而且不要嫁妆的代价,才说动了詹天佑的父亲。其实,发起计划的容闳,也是早年家境贫寒,到澳门谋生,得以被传教士看上,被带到美国受教育,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学位,如果他不生在香山,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这个留美幼童计划,也许就不会出台。
留美幼童最后半途而废,因为朝廷里脑袋冬烘之辈太多,太挑剔,又太警惕,担心幼童们的精神被和平演变掉,于是踩了急刹车。此时曾国藩已死,接任的洋务派大老李鸿章太油滑,不肯担责任,结果这个比日本人留洋计划还早的工程,半途而废。唐绍仪虽然考入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没有学完就回了国。尽管按道理讲,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留学生本该金贵得像钻石才对,但当时回国的留美幼童,却只能从基层做起,还处处招白眼,很多人都直接派到军舰上做水手,唐绍仪奋斗了若干年后,才混到驻朝鲜的商务机构,做临时负责人。在这里,唐绍仪碰到了袁世凯。唐绍仪给袁世凯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娴熟的英语,而是他的责任心和胆量。在朝鲜壬午事变中,办事处的人跑得精光,唐绍仪一个人持枪立于门首,硬是把乱兵镇得不敢进门。从他留下若干文质彬彬的照片上,还真看不出他居然还有这样生猛过。从此而后,唐绍仪成了袁世凯夹袋中的英才,随着袁世凯的步步高升,他也步步高升(当然,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辛亥革命爆发,主持南北会谈,将清王朝谈得归了天,接下来唐绍仪成了南北都能接受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可惜,那个年月,大家都不知道共和国的官该怎么做,唐绍仪三个月就跟做总统的袁世凯闹翻,不告而别,玩起了失踪。这都是留学的玩意儿惹的祸。民国的总理老想着制度和规则,但大总统却对民主制度一脑袋浆糊,只想着权术和彼此的交情。
唐绍仪在近代史上,属于热度比较高的人,公认属于善于把两边对立的人焊接在一起。他做的最大的事,是主持过两次南北谈判,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他代表清政府(实际是袁世凯)跟南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谈,谈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民国。第二次是在他撂挑子之后,再次半受拥戴、半自家热心地出山。从1918年到1919年,担任南北和谈南方的总代表,这次是代表孙中山和西南军阀,跟袁世凯的旧部打交道。总代表的四方大印,现在还保留在珠海博物馆里,看来当年没少用印,到今天,印的颜色还很红。只是,艰难的谈判,没有阻止军阀们南北厮杀,甚至连南方代表团的经费都是唐绍仪自己垫付的,一年下来,花掉不少银子,可是到最后,南方军政府也没有给热心过度的唐老先生报销这笔烂账。 再后来,唐绍仪做了家乡的县长。在百里的小县,继续发光发热,干得相当起劲儿。可是,名声太大,动静太大,惹得南天王陈济棠不高兴,策动县里的大兵,借闹饷为由,把他轰走。唐绍仪的晚景,没有在共东园度过,这是他的大不幸,他到了上海,一直待到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最后,在孤岛上,他被戴笠的特务,误为有投敌嫌疑杀掉了。
唐绍仪建共乐园,虽是私家园林,却对社会开放,谁来都行,不收一文,共乐嘛,自撰一联云:“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可是,当我们进园子的时候,却发现这园子还是收费的,每人10元,虽然这联,还挂在园子的门上。
下跪,关乎观念,也关乎利益
中国人比较喜欢下跪。只要仪式需要,情感需要,都可以坦然双膝跪倒,忽的一下,矮了半截。小时候看石印的毛宗岗父子版的《三国演义》,说到刘备东吴招亲,先跪吴国太,再跪新婚夫人。跪来跪去,拐了孙权的妹子逃走,让碧眼儿赔了夫人又折兵。金圣叹评日:先跪丈母,再跪夫人,今日丈夫多此类伎俩。真实情景,刘备是娶了孙权的妹妹,但肯定不会如此不堪,但小说却非要这样演义不可,否则,男人们不喜欢看。
下跪不是男人的专利,但在过去的中国,男人却比女人跪的机会多。出来抛头露面,多半是要跪的。见长辈要跪,见官要跪,有求于人要跪,碰上投机的,拜把子结义也要跪。当然,回到家,如果怕老婆,没人处,对老婆或者小老婆也要下跪的。怕老婆的故事,是民间笑话中的永恒主题。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讲究父权、夫权、三纲五常,乡里社会永远都在欣赏男人跪女人,跪的花样翻新。连一些民间公认的英雄也要委屈一下,比如上面讲的刘备,还比如杨家将的故事,杨老令公跪过佘太君,杨宗保跪过穆桂英。欧洲人下跪比我们稍微打了点儿折扣,官面上,见了国王,也不过跪一条腿。但是,看他们当年的版画,怕老婆的男人,也是给夫人双膝跪倒。中西文化有差异.但怕老婆的光景,却都差不多。
下跪这种仪式,到底是谁发明的呢?这事还真难考证。反正无论什么人种,差不多都跪。某些高级哺乳类动物,等级低者向等级高的表示臣服,也是把身躯低下来,匍匐在地。讨好异性,也是躯体性谄媚。人是站立行走的,弯着腰,不如干脆双膝跪倒,于是有了下跪的仪式。我想,这样猜测有点儿道理。所以,古代有人论证人长了双膝,就是为了下跪的,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儿根据没有。下跪,就是臣服或者是讨好异性的仪式。这个仪式,有动物的本能在里面。
人是能创造文化的动物。很顺理成章的,就把下跪变成了政治仪式。不仅要跪,而且要跪的规规矩矩,轰轰烈烈。于是,祭祀仪式要跪,见面仪式要跪,上朝仪式更要跪。等级社会,不跪,用什么行为来展示等级尊卑呢?时间一长,下跪又跟某些政治理念挂上了勾,比如天下观,朝贡结构。理论上讲,中国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天下中心,自己的王朝,也是天下共主。因此,只能万邦来朝。不朝也没关系,但来了就得朝。接待外国使节,没有外交部,而是礼部。无论你是谁,从哪儿来,见了中国皇帝,都得按中国的礼仪,双膝跪倒。
原本,西方人跟中国是不搭界的,来往非常稀少。但是,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到处走。看见弱的就欺负,看见强的就跟人做交易。西方的近代不是我们的近代,要早很多,人家开始第一波手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在睡觉。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人,如果非得跟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比较麻烦的事,是礼仪问题。无论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见自己的国王或者首领,都是不跪的。可是,在中国见皇帝,却非跪不可。因此,在英国皇家使者马噶尔尼来华之前,所有的西方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使臣,见中国皇帝都下跪。毕竟,利益要紧,不跪,什么事也办不成。
反过来,按天下观的道理,中国皇帝的使臣,是不应该跪任何一个番邦的国王的。因为这个所谓的道理中,皇帝的使臣,等于钦差,跟番邦国王平级。可是,清朝自康熙跟俄罗斯人接触之后,双方打了一仗,签订了一个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此后双方使臣来往,俄国使臣跪中国皇帝,中国使臣也跪俄国沙皇。只是后者有意被中国人隐瞒了。在清朝,俄罗斯跟其他外国不一样,是放在理藩院来管的。而且,俄国悄悄地被视为同等对待的王朝,而非需要进贡的番邦。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字记录中,依旧把俄国使臣来华,说成是进贡来朝而已。而俄国使臣的规规矩矩的下跪,也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殊不知,我们的人去人家哪儿,也这样。
雅克萨之战,中国皇帝动用了几万大军,才攻下哥萨克几个小据点。仗虽然打赢了,却也见识了俄罗斯人的凶悍和实力。因此,此后的中俄关系,只能是平等的——一种对自己人刻意隐瞒的平等。可是,中国人却不想把这个平等给那些从海上来的红毛番。当家的满人,不懂海上的事情。于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依旧得下跪,而且并没有中国人回访——其实中国人连他们之间的分别,也不清楚。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事情起了变化,英国人马戛尔尼( Macertney)伯爵来了。
马戛尔尼是代表英国国王来的。此时的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最有野心的国家,绝非此前荷兰那些海上马车夫所能比拟。马嘎尔尼们要用他们的世界图景,改造这个星球。中国天圆地方的天下,碰上这些番人,有麻烦了。马戛尔尼要的是平等关系,却不是中俄那种被遮掩的平等。其实,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之前,双方的交涉,英方做了让步。即马戛尔尼可以按中国礼仪见皇帝,但也需中国相当的大臣,对着英国国王的御影,行同样的礼节。可是,这不是在遥远的俄罗斯,那里做什么中国没人知道,在家门口如此这般,没一个大臣敢于这样做的,即使皇帝同意,也存在巨大的文化障碍。谁要是做了,连家乡都没法回。几十年后,郭嵩焘作为第一任驻外使节出了洋,结果卸任回乡,大家都骂,何况当初?
丝毫没有觉察到英国人强大的满人统治者,用轻蔑的态度打发了狂妄的英国人,平等通商告吹了。但是,在中国从南走到北的英国人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们仔细观察了这个国家,随行的画师,像照相一样,画了很多中国的画。他们看透了,以往传教士笔下强大和谐的中央帝国,不过是只纸糊的老虎。下次再需要建立关系,就可以带船炮来了。下跪这点儿事,终于惹出了大娄子。
地戏与文庙
贵州的安顺,有座保存完好的文庙。标着“宫墙万仞”字样的围墙,门口“文武官民人等下马轿”的界石,一概完整。里面的半月形的泮池,池上的桥,以及大成殿,明伦堂,都好好的。只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放了一些不怎样的蜡染作品,看来是曾经做过展出。可以看得出,文庙的建筑没有经过修缮,都是原来的样子。这个文庙是文物保护单位,进去要收票,但我进了几次,似乎整个庙里只有我一个人。离文庙不远,还有座残缺的学官,就是明清时代的官方学校。这样的配置结构,大概那时的每个县治和府治,都都差不多。只是安顺的学宫,已经残破得岌岌可危,一座砌在墙里的牌楼,还算安稳,而主建筑,早已风雨飘摇。我当时还给安顺行署的官员写过信,要求保护这个当时全国来看极少数幸存的宝贝,但也没有下文。估计现在这个建筑已经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