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这样的弹劾,除了杀菜农还算回事,其他的所谓“罪状”,实在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小站练兵,在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旧营房,抢占民田,根本谈不上。再说,练新军,要的就是穿洋军服,用洋人军队的编制,否则叫什么建陆军。至于克扣军饷,这罪名扣在清朝任何一支军队头上,都没错,唯独不能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练兵,首先着意克服的就是旧军吃空额,克扣军饷的积习。开始的时候,每逢发饷,他都亲自到场点验。士兵的饷银,一部分要扣下来,派员会同地方官,限定时间,直接发给其家属的,免得士兵乱花掉。其清廉干练,让外国军人看了都竖大拇指的。
清朝的规矩,凡有弹章,就得派员彻查,除非皇帝特意照顾。显然,即使有了甲午之败,西太后对于跟洋务沾边的事,还是习惯多盯着点。于是,西太后的亲信、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和一个滑头官僚陈夔龙,被派到天津来查案来了。查的结果,据陈夔龙后来回忆,还是查出点儿东西了的,但是被荣禄压住不让如实汇报。这种说法,显然不真实,因为,鼎革之后,陈变成了遗老,对袁世凯很有看法。这样说,有成见的因素。而据荣禄的奏报,御史所奏,除了穿洋服,一件都落不到实处。连所谓擅杀菜农,都子虚乌有(这事,到现在也是个谜,不知道袁部士兵或者军官真的干过这事,后来拿钱摆平了呢,还是压根就没这事),因为,当地地方官那里,根本没人报案。而穿洋军装这事,原本就是新建陆军的应有之意,朝廷知道的。荣禄在奏折里,把袁世凯着实夸了一通。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询为不可多得之员。
风波平息了,袁世凯得以继续练他的兵。但事情本身说明,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要想办点儿改革的事,即使没有碰到根本制度,也是那么的难,总有人说三道四(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一直处于被人品头论足的境地,弹章屡上)。反过来,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太平官,大家都能容忍。一任他们无灾无害到公卿。只是,这样的官儿,在历史什么印象也留不下。一个胡燏棻,如果不是小站练兵,有谁会知道他呢?小站练兵如果没有练出名堂,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泡沫,更不会让胡燏棻跟着出名。看来,你可以说是袁世凯因胡燏棻出了名,也可以说是胡燏棻沾了袁世凯的光。所以,能够有作为的官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否有作为,关键看他图的是什么。单就小站风波而论,一向为史家诟病的荣禄,看来不那么简单。没错,此人是个不想冒险的太平官儿,但不见得就没有见识。显然,不能因为他戊戌变法时站在西太后一边,就一定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戊戌政变当口,李鸿章通过他,保下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徐致靖。后来西太后犯混支持义和团胡闹,荣禄虽然没有出面反对,但也暗中做了些抵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当时的满员中,还算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只是,这个明白人,大权在握,除了顺势成全过袁世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不敢冒险出头,做中流砥柱,不能支持维新,但至少应该挡一挡后来顽固派的疯狂倒车。如果他能出面,西太后的错误也许犯得不会那么大。当然,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会很不一样了。
汉阳陵的残片
几年前,一个朋友来看我,临别的时候,给了我几块地砖碎片,说是汉阳陵的。朋友走了之后,我仔细端详了这几块土得掉渣的碎片,虽然是残片,但看得出,上面有整齐的花纹,跟我们现在铺地的瓷砖相比,除了一个是陶的一个是瓷的,没有多大的分别。看来,中国人两千多年,在铺地方面的智慧,进步有限。从那以后,一直想着,以后有机会去西安,一定要看看汉阳陵。可惜,后来机会是有了,但每次行色匆匆,都没有空去拜访一下汉景帝的地下宫殿,直到今年五月,我的西安之行,得以空出一天,才得以成行。
到了阳陵,首先看到的,是若干穿着据说是汉代深衣的漂亮女孩,只是身上的衣服古色古香,脚上却还是旅游鞋,她们都是阳陵的解说员,虽然在外面的时候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一进入博物馆,解说还是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只是所有的解说词似乎都是生背下来的,问一个相关的其他问题,哪怕非常简单,她们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阳陵到目前为止,还只挖掘了一部分,展示给游客的,还只是一些随葬坑,属于汉景帝的主墓室,尚未发掘。汉景帝是西汉初年文景之治的主角,跟他老爹汉文帝相似,都属于历史上著名的讲究节俭的主儿,因此,从葬坑里的玩意儿,都比较寒酸,随葬的青铜器物,比如兵器,都是微缩规模的,连找到的几枚官印,无论铜的还是鎏金的,都只女子小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儿。不像此前发掘的曾侯乙墓,家伙都是真的。大批的陶俑,也比秦始皇的兵马俑要小得多,至多只有正常人的1/3大小。当然,由于这些墓葬都有盗洞,说不定值钱的随葬品都被盗走了也未可知。不过,至少从目前看到的随葬品刻意微缩的规制看来,汉景帝安排自己后事的时候,的确有节俭的意思在。
中国人对于生死的观念,一向比较糊涂,一方面觉得死了等于生命的结束,大家都会戚戚的,隆重的葬礼,无非是表达悲戚的一种形式。可是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又觉得,死无非是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生活,因此,一面力求尸身不朽,弄不朽的玉把七窍塞上,更有钱的,则用玉把整个人都裹起来,比如金缕玉衣、丝缕玉衣;一面则费心地在地下营造一个跟死者活着的时候相似的环境,把地面上的一切都变个法子,弄到地下去。晚近一点儿的人,已经比较精明了,他们将这些玩意儿都扎成纸的,无论房子、车马还是侍妾,现在还可能有小姐和二奶,扎好了,一把火,烧给死者就完了。但是,那个时候,人还比较实在,大家倾向于把比较实成的东西往坟里埋。
阳陵里的随葬品,有一些是实物,比如大量的粮食,以及一些殉葬的动物,好让皇帝在地下依旧可以食有米、食有肉,以及烹制这些米肉的炊具和武士的兵器,还有更大量的是陶制的随葬品,当时所有的家畜,马牛羊猪狗还有鸡,在阳陵都成群集党的排在那里。更多的是陶俑,从武士、宫女到宦官都有,成千上万。
由于当年养猪的经历,我特意注意看了阳陵随葬坑里大批的陶猪,这些家伙跟现在的猪不大一样,嘴巴比较长,还有隐约可见的獠牙,分明有野猪的某些特征,说明驯化历史还不够久。秦汉时节的马是最漂亮的,无论陶马还是汉墓砖上的马,都身高腿长,矫健极了,只有这样的马,才能让人造出马踏飞燕的玩意儿来,也说明那个时候汉地跟西北游牧人之间,马匹的交易,数量相当大。有不同品种的良马引进,还可能杂交培育,产生出新的品种。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汉人才可以在跟匈奴人的战争中,占尽上风,汉人机动性不弱,武器占优势,匈奴自然吃不住劲儿了。后来有人考证,宋代汉人之所以对外战争失利,马不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阳陵最吸引人的,还是它的陶俑。比起秦陵的兵马俑来,阳陵的俑要小得多,不仅小,而且样子怪怪的,一律没有手臂,除了脑袋还像人之外,身子和腿光溜溜,细长长,活脱脱长着人脸的长腿鹭鸶。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陶俑的“肉身”,陶俑原来的样子,有木制的胳膊和手,可以转动,身上还有各色的彩衣和盔甲,不似秦俑,连衣服和盔甲都现成地烧在身子上,从这个角度上说,汉俑更有人的意思,不仅手可以动,而且还穿衣服。因此,这些俑都分男女,具有性器官。还有宦官,有性器被切了的痕迹。只可惜,这些木胳膊和衣服,都因年代过久,腐烂掉了,唯余下一丝痕迹,让人遐想。想多了,麻烦就出来了,阳陵的陶俑相当多,不仅有大批的武士,步骑车兵齐全,而且有大批的宫女,大批的宦官,一点儿不比秦始皇的兵马俑少,烧制陶俑时也许费工少点儿,但制木胳膊,再装上,配上衣服,整个加起来,显然比秦俑更费钱费力,因此,节俭一节,即使没有随葬品被盗,也吹灯了。
最有意思的是,阳陵博物馆里的随葬坑,居然是按官署排列的,一个坑,就是一个汉景帝生前伺候他的机构,九卿里的太常衙门里的太乐、太祝,太卜衙门里的车府等四令五监,卫尉、中尉这样的护卫机构,都搬到了地下,车骑将军这样的军队首领及其部下,都被制成了陶俑,在地下保卫着皇帝。特别是掌管伺候皇帝吃喝拉撒的少府衙门,各个机构,诸如太官、汤官、乐府、太仓,以及庖人、谒者、黄门、宦者、永巷等大小门口,一应俱全。一个坑里全是生殖器被切的宦官,一个坑里全是宫女,连永巷这样的冷官,也都随着皇帝到地下世界来了,大概准备在地下也要施行法律,嫔妃和宫女犯了错,要有地方去的。
如果再加上陪葬的功臣,皇帝的陵寝,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地下王朝,地上过完了,转移到地下,接着过,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坟被挖了,就到头了。汉帝诸陵,没有不被盗的,据说汉武帝的茂陵,随葬最丰,因此被盗的也最狠。西汉末年,赤眉军赶着车从茂陵里面往外拉,好多天都拉不完。拉完了,剩下的,就是土。再牛的皇帝,到头来,也不过就是土。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勖。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拼命地巴结他,一个劲儿地给他上货。虽然说,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人多满人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为人处世,一股子乡土味道,根深蒂固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事变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儿,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勖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风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连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可惜,此时的满人,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已经早已把那点儿精气神消耗干净了,亲贵更是如此。庆亲王奕勖最大毛病,是好货贪财,因此,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成了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老太婆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兑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 (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章屡上,但奕勖却始终不倒。比奕勖更明白事儿的老太婆未必不知道奕勖的那点儿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是自家祖宗的江山,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勖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振贝子(此时载振的爵位是贝子,属于亲王之下第四级,地位已经很高,昔日即使皇帝的儿子,最初也不过封贝勒、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那么点儿寡人之疾。
于是,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来两场情色事件来。第一件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名妓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大家嘻嘻哈哈,一笑置之,都习惯了。可能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御史参了一本。好在,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老太婆知道,生了点儿小气,骂了一顿。倒是庆亲王奕勖,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直到有外人来见了,一个劲儿劝,才结束“惩罚”。报人林白水当时是这样报道的: “北京近来又立个商部,这商部尚书是庆王爷的儿子载振做的。这位载振很喜欢吃花酒。有一天约了几个商部侍郎,还有几个阔老,在北京余园地方吃花酒,又叫了许多局子。那种花颜云鬓,陪着红顶花翎,坐在一块儿,着实配得很哩!可巧有一位御史,姓张名叫元奇,知道这桩事体,立刻做一本奏折奏上去,皇太后听见这话,就降一道懿旨,淡淡地骂了几句。” 然而,过了三年之后,载贝子事情反而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小站练兵时的左膀右臂,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在袁世凯死后,段芝贵还在民国历史上有过不怎么样的表演,五四运动的时候,人传他力主镇压,后来直皖战争,他又是皖军的总指挥,仗还没等怎么打,就稀里哗啦败了。但是,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的他,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因此,有人传,这事也跟袁世凯有关。不管怎的,反正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人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子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可惜,走红的杨翠喜,也只是其养父的摇钱树而已。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把个载贝子迷得半截身子软了。接下来,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可是,一位红艺人冷不丁离开舞台,不可能没有动静。很快,事情为奕勖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好在,袁世凯属于那种特别会办事的人,他手下的干将,自然也不差。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杠,一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其实,原本买佳人的银子,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原本查案的人,就不乐意接这得罪人的买卖,拖拖拉拉,等到人到了天津,这边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帖了。这位能干的杨以德,后来的故事也相当扎眼,民国时期,他成了天津的警察头子,在五四运动中,镇压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把周恩来等人抓到了监狱里。而那位盐商,抗战时做了汉奸,被军统的铲奸队瞄上,一枪毙命。这当然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