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贵州是个文运不佳的偏远地方，总共出不了几个进士。但是，好歹也是一个省，生员（秀才）的名额还是不少的。因此，就像现在高考一样，进学（中秀才）的标准就比较低。考生能够完篇，无论优劣，差不多就会录取。有时，甚至做完破题，下面空着，也可能录取。反正是筷子里面拔旗杆，高一点儿就行。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高考”移民混进来。明朝的江浙名士徐渭，就做过贵州的高考移民。画画的好，但八股文却总是上不去，没办法。
晚清洪杨造反之前，胡林翼是做过安顺知府的。但是，胡大人只在剿匪上有所贡献，在劝学方面，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事迹。所以，尽管今日剩下的文庙和学官，里面肯定留下过他的足迹，但安顺的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估计没有因此而有多少改变。
贵州多移民。安顺这地方的人，多来自重庆。因此，安顺话跟重庆话非常相似。但目前能看到最早的移民，却跟重庆无关。是明初傅友德、蓝玉西征时留下的驻屯军的后代。问起他们来，都说自己的籍贯是南京，连哪个巷子都说得清清楚楚，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六百多年，这些巷子多半不在了。这些屯军的后代，被当地称为屯堡人，说话跟一般安顺人不一样，其声调经常被拿来开心的。，屯堡人现在还有很多，依然住在过去的堡寨里。他们中的中老年妇女，还穿着青布长衫，左衽，头上包着花布头巾。乍一看，还以为是少数民族。一问，人家回答说，我们是大汉族。的确，她们的服饰，是未被满人改造过的原装明朝汉服。比我们这些后来的汉人，更加纯，有资格自称大汉族。
明朝留下的屯堡，现在有的还在，里面还住着屯堡人。堡寨修的相当坚固，所有的建筑，都是堡垒，有碉楼和枪眼。在冷兵器时代，即使攻破了寨墙，巷战肯定能坚持很久。可是，屯堡最吸引人的东西，却不是这些石头砌的城堡，而是地戏。
安顺的地戏，一般是被人称为傩戏的。但是，地戏其实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傩戏，除了有面具以外，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本质上讲，地戏不属于各种类型驱鬼驱邪的宗教表演，而是有情节，讲故事的世俗戏剧。安顺地戏有点儿像川剧，一人唱时众人和。但不会变脸，一副面具扣在脸上，一演到底。地戏没有专业演员，所有人都是当地的农民，确切地说，是屯堡农民。
没有专业演员，演技就高不了。翻跟斗，打把势，就玩得不漂亮。加上屯堡人没有中原那样的庙宇以及祠堂，所以，也没有专门的戏台。演的时候，就在一块空地上插面旗，昭示各方，就可以开演了。地戏虽然简陋，但生旦净丑一应俱全，跟过去的传统戏剧一样，旦角由男人扮，反正也不需要什么表情，一副俊俏的面具全有了。
看了看地戏的本子，居然全是历史剧，从武王伐纣，到大明英烈，全套的。每个环节不一定真实，旦演得相当细。我看过宋高宗泥马过江一段，不长的故事，足足演了一个多小时。当年的时候，据说正月里要唱一个月。现在看到的脚本，都是后来整理的。当年就靠农民口耳相传，真亏了他们。
事实上，所谓的地戏，就是当年的屯军自娱自乐的玩意。离开家乡，来到这人地两生的所在，周围都是深怀敌意的少数民族。一群种地的武人，跟城里的读书人，又没有关系。若要保持跟家乡的文化联系，只能靠这通俗讲史故事。把这故事演出来，就成了地戏。
地戏是汉人的文化，文庙也是。但是，同在一个地方，两者却隔得那么远，似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实际上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文庙的丝竹韶乐，跟地戏震耳欲聋的锣鼓，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上面的不理下面的，下面的地戏也就进化不了。下面的不睬上面的，安顺的文运还真就昌盛不起来。
安顺的小吃和麻将
贵州的安顺，是座古城。但是，这已经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事了。现在的安顺，除了少数几座为了旅游保存下来的古堡，整个城市，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统统现代化了。全国一致的高楼大厦，火柴盒似的住宅楼，再加上举国一致的广告牌，霓虹灯，站在街上照张相，任谁也辨不出这是哪里。记得当年苏联有个电影，说的是两个城市的住宅楼建的一模一样，结果甲城的人到了乙城，进到跟自己家一样的楼里，同样的一个单元，一个门，居然钥匙还能打开门。因此阴差阳错，成就了一段姻缘。我想，这样的好事，现在该轮到中国了。
不过，20世纪90年代，安顺还很有点儿古城的模样。石子铺成的街道，大屋檐的老房子。临街的铺面，一块块破旧的门板。门前一个个穿着棉布长袍，坐在火炉前的老人，手里还拿着一支破旧的水烟壶，不时地咕噜咕噜抽上一口。如果你想跟老人聊聊，老人根本不问你哪儿来的，顺手递上一个茶碗，一块烤洋芋，聊就是，天南海北。这样的街，很旧，也很脏，但在这样的街上，有很多好吃的小吃。什么豆腐圆子，丝娃娃，怪鲁饭，即使简简单单的烤洋芋，也烤的冒油，吃到嘴里，都好吃的不得了。旧街上小铺子里的饭菜，简单得一塌糊涂，好吃得一塌糊涂。什么辣子鸡，炒猪皮，牛肉粉。吃上一次，就老是惦着再吃下一次。所以，安顺这个地方的人，除了打麻将，满脑子想的就是吃。这顿吃完，就开始策划下一顿上哪儿吃。顺便说一句，那个地方的东西，无论鸡鸭鱼肉，还是洋芋蔬菜，都不含什么脂肪，怎么吃，都吃不胖的。
不过，每次出去吃之前，当地的朋友会告诉我，记得先吃点儿黄连素，说是否则会拉肚子的。听人劝，吃饱饭，除了吃火锅，每次做老饕，都遵命先吃黄连素。还好，几次到安顺，美食享用不少，但拉肚子却一次也没有。说起来，安顺这个地方，也有挺豪华的酒店，里面看着挺干净的，生猛海鲜一应俱全。但是，真正的安顺人，一般都不会去那里消费，街上的小摊和小铺，才是人们去的地方。做同样小菜和小吃的摊子或者店铺很多，但哪一家好吃，大家都知道。越是破烂而且脏兮兮的小铺，生意就越火红。就是在外面排队死等，也得等在这家吃。至于别个店铺，大概只能做点儿外地人的生意。
安顺人的麻将，跟川人一样，打的很有境界。反正在街上走，无论什么时候，耳边都会听到搓麻将的声音。屋里打，屋外打。街头打，巷尾打，白天打，夜里打。真的不知道这里的人什么时候上班挣钱，总是在打麻将。赶上婚丧嫁娶，大家在屋外支起棚子，众多亲友摆上一个个的桌子，集体麻将表演。哪怕死人挺在旁边，照打不误。不断地有新人加入，吊唁的，匆忙跟死者磕个头，马上有人摆上桌子，立刻开打，谁家人缘好，关键看这家办事时麻将桌的多寡。
我的一个学生放假回家，老妈非常高兴，接连几天给他做好吃的。突然有一天跟他讲，太难受了，我都好几天没好好打麻将了。学生说，你不是天天都在打吗？他妈说，这哪儿算。于是一头钻在亲戚家，连续几天几夜鏖战，回家后长出一口气：这回算打了回好麻将。这里的人，如果单位安排出去旅游，几乎百分之百都是麻将游。带着麻将出去，走到哪儿打到哪儿。回来谈体会，说的都是手气和输赢。麻将没有不沾钱的，但输赢都不大。安顺这个地方工资收入不高，打大了，大家都受不了。有钱的人，也有大赌的。有老板的司机拉着老板去赌，等到回来的时候，连车带司机都换主人了。好在，这样的事并不普遍。老百姓都是持之以恒地小打小闹，连续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麻将就是一种人际交往的仪式，如果不能跟当地人打上几宿麻将，是无法进入他们的社交圈的。
成都人好泡茶馆，也好麻将，人生在茶馆和麻将之间来回窜。安顺人则是在小吃和麻将之间来回穿梭不停。即使再瘾大的麻友，也不肯饿的时候啃口方便面将就。到了饭点儿，就得出去吃。而且吃什么到专门那个店，一点儿都不肯马虎。吃完了，点评一下（因为有时候也有做差了的），然后再继续回到麻将桌再战。如果有店铺的老板连续几次做不好，那么，立竿见影，这个小店的生意就砸了。用不了一天，所有人都转移吃场，奔另一家了。好在，安顺总会有让人吃得舒服的小店冒出来。
善于做美食的安顺人，似乎从来不屑于将自己的美食带出安顺地界。怎么劝，怎么诱惑都没有用。这些年，似乎贵州菜在京城已经有好多家了，可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一家安顺人开的馆子。安顺人的饭菜和小吃，就是给安顺人吃的，如果外面的人想吃，到安顺来。
谣谚里的北大荒
一生中，由少及壮，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北大荒这个概念，其实很糊涂。对于某些人来说，好像整个东北都是北大荒，而在东北，在似乎专指最北边的黑龙江，而到了黑龙江，人们认为只有在三江和松嫩平原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地带，才是北大荒。当年清朝流放地宁古塔跟这个地带比起来，已经相当繁华了。这个地带，自1947年起，陆续来了从军队转业的军人开荒屯垦，建立国营农场。而我，就是在农场长大的。
踏上北大荒土地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歌谣： “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对于现在的北大荒，这个稍显悲凉的歌谣基本上是不合适了。大部分地方，既不见兔子也无狼，但姑娘却一点儿也不少。可是我小时候，这个歌谣还相当贴切。兔子满地都是，冬天小伙伴上山套兔子，一串串地拎回来。上山砍柴，也时常见到兔子乱窜。狼也能看见，只是距离稍远点儿。上中学时，学校养的猪，一不留神就被狼给赶走享用了。更小的时候，狼经常在房子后面蹲守，在场院睡觉，家里养的鸡鸭什么的，基本上是人狼分享，而狼吃的更多。因此，另一个歌颂北大荒的歌谣是： “棒打狍子，瓢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确看见过人空手在雪地里抓到过狍子，而且我也亲自用脸盆起过小鱼，也在屋子后面的柴垛里，发现过野鸡。唯一遗憾的是，女人的确比较少，那时候年纪小，没有性的意识，感觉不强烈，只是看见有拉帮套的男人存在，提醒人们这个严峻的问题。较早的移民，对我们来说，就是公社的人，拉帮套现象，稀松平常，隔几家就有一个。所谓拉帮套，就是女人在丈夫之外，还有一个或者几个副夫，稀里糊涂地在一起过。就像马车，除了驾辕的马，还有几匹边上拉套的。过去，北大荒人烟稀少，女人更少。需要产生制度，于是，一种独特的婚姻制度就形成了。大体上，在北大荒，跟一夫一妻制一样，这样的家庭没人少见多怪。早期的农场，女人也少，所以，早期移民的拉帮套现象，也传染给了农场人。不仅农场里的山东知青这样做，连转业官兵，也乐此不疲。我的小学同学，就有好几位，家里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家邻居，也有。依稀记得那个阿姨长得相当漂亮，对我们小孩也格外友善。“文革”时，我的父母都被关了起来，我和小哥哥一起生活，周围人大多欺负我们，但她不，连句冷言冷语都没有。
关于北大荒，还有一个谣谚叫做：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不过，小时候野生人参没见过，即使有人挖到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在意，那时人工种植人参还不时兴，所以，整体上对人参没印象。貂皮则见过，见过当地土著猎人（早期移民）戴着貂皮大帽子，有的还穿貂皮大衣。可是乌拉草却随处可见，一到冬天，几乎家家离不了，小孩子对于貂皮和乌拉草的记忆，都跟严寒有关。那时北大荒冬天很冷，零下40度是经常的事。外面传说，北大荒冬天屋外在撒尿，撒出去的尿会冻成一条弧线的冰棍，显然有些夸张。但如果撒尿的时候，如果手上沾了点儿尿液，回屋的时候千万别直接用手拉铁的门把手，一碰，手就被粘下一层皮。冬天的雪也大。经常一夜大雪，早上起来，门开不开了，被雪堵上了。上山砍柴，雪深没膝是常有的事，走路的时候，得用手来帮忙，把腿拔出来。下雪不可怕，越大越好，我们小孩子可以在房前屋后挖雪地道，修雪工事，正经八本地打战争规模的雪仗，小部分地上演电影《地道战》的故事。可是，雪后如果刮风，刮大风，就比较可怕了。北大荒冬天的风冰冷刺骨，多厚的棉衣都能吹透，人称“大烟泡”。一刮起来，对面不见人。这时的雪，是沙子似的雪，风卷起雪粒，打在脸上，就像鞭子抽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能戴上一顶貂皮帽子，长长软软的貂皮，把整个脸都埋了进去，再大的风也不怕。在北大荒生活，脚的保暧都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乌拉草了。最标准的装扮，是一副鞋底打上皮底的毡靴，里面塞满了乌拉草。有这样一双毡靴，再冷的天，都冻不着你。可是，那时的我们，根本穿不起毡靴，只有胶皮的棉鞋，于是大人就在胶皮棉鞋里，塞上乌拉草，因此我们的鞋，个个都比该穿的号要大许多。这种空心而且柔软的草，不仅保暖，而且吸潮。只要每天晚上把草掏出来烘干，没有毡靴，也能过冬，虽然小脚趾头也经常会冻伤。
北大荒生活我记忆最深的一个谣谚，是这样的： “农工农工三件宝，镰刀绳子破棉袄。”那是我已经中学毕业，到农场连队（类似于农村的村庄）做了农工之后，老职工告诉我的。的确，我发现老职工们，的确多数都离不开这三件宝。镰刀是干活的工具，但刀不离手的目的，却未必是为了给公家干活，碰上野菜，弄一点儿，带回去喂鸡鸭；回家路上，领导看不见，顺点儿地里的庄稼；如果在水泡子旁边干活，扎个猛子，运气好摸条鱼，都离不开镰刀、绳子。破棉袄就更是宝贝，即可遮风，也可以挡雨，在地头困了，还可以铺上眯上一觉。后来知青来了之后，在地里野合，也用得着破棉袄。所以，即使夏天，农工们出门干活也带着破棉袄。 在我记忆里，那时农场的农工，是北大荒这块土地上，最勤快的人，而且有工资。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曾经的余杭
余杭有两个，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我说的是旧余杭。旧余杭是我外婆的家乡，近代出过三个大名人。一位是大学问家章炳麟，俞樾的高足，20世纪中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后来的北大，文史部分的教授，大抵是章门弟子，后来留学的海归不满，发牢骚，动辄嘟哝“某籍某系”，指的就是这些章门徒子徒孙。另外两个也很有名，而且一起成的名，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清末一起冤案，造就了两位名人，在市井，两位比章炳麟名头更响。小时候，妈妈给我讲她妈家乡的事，只提杨乃武和小白菜，不提国学大师，还自豪地说，小白菜就在她们街上做尼姑，外公还跟她说过话。
1974年的春夏之际，我在余杭住了三个月。
那年，我17岁。早一年，我的脚受了点儿伤，别人不在意，自己也不在意，结果，一年过后，脚痛得不得了，在农场治来治去，不得要领，走路依旧一瘸一拐，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说干脆回老家养养吧。于是，我跟学校请了长假，要求在不留级的前提下离开半年，大概鉴于我这个特殊学生总是承担老师的课业，而且包揽了学校的文艺宣传的脚本，学校居然痛快答应。就这样，我这个籍贯填着浙江的小北大荒人，终于踏上了父母之乡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