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是打学生。其实，打人者虽然未必打算教人，但中国人不挨打，断然不会当学生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人实际上花了六十年，才彻底想明白，不，实际上是被洋鬼子（包括早想明白的东洋鬼子）打明白的。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得开国，我们得跟着人家走。跟着走，才有那么一天，我们赶上或者超过人家。尽管在某些环保主义者看来，西方开辟的这条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化的路，是条人类的不归路，但古希腊的神话告诉我们，潘多拉的匣子只要被打开了，人类也只好这么走下去。
如果我们走到今天，在西方开辟的路上走了这么远之后，对于过去的这段历史，还是走不出怨妇和泼妇的套路。那么，我们先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至少有一多半白搭了。
走运的曹汝霖
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倒霉鬼的话，那肯定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位。五四这场学生的街头抗议，章宗祥挨了顿胖揍，曹汝霖则房子被烧掉。从此，风头正劲的三位，仕途整个被毁了，终其一生，再也没做过一官半职，当然，最糟糕的是，三人因此被长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曹、章、陆等于卖国贼，几乎成了数学公式，在海峡两岸都适用，小学生都知道。
其实，五四三大卖国贼之首的曹汝霖，在1919年5月4日那个悲惨的日子之前，一直很走运的。曹汝霖身为江南富家儿，1900年“庚子大乱”之际，自费到日本留学，由于那时留学者甚少，日本对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优待，无需考试就可以进大学深造，因此曹得以进东京法学院（后改为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留学期间，得到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笃介遗孀的照顾，日子过得惬意，而且跟中江的公子中江丑吉结下终生的友谊（此人就是五四火烧赵家楼时，拼力保护章宗祥的那位日本人）。那个时候，日本是中国的榜样，虽然在甲午年间将中国人打得很惨，但此后的日本却摆出东亚老大的架势，力图用“文明”的姿态，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日占区秩序最好，占领者日本人也相当友善。至于对那时仅有不足百人的留日学生，则既稀罕又善待，再加上日俄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让黄种人扬眉吐气，饱受优待的曹汝霖等人，想不亲日都不可能。直到暮年，年近九十的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依然坦承自己就是亲日。他不知道，自打他学成回国之后，由于新政的缘故，中国学生成千上万地涌入日本，人多了，混日子的多了，有劣迹的人也多了，优待不复存在，考一专门学校都难上加难，对“清国留学生”的歧视也日益浮现，为了骗中国人的钱，大办速成学堂，无论学不学，一年发毕业证走人，后来的人，有心向学者，日子越来不好过了，而无心问学之辈，在每日伎寮酒馆，混得倒是满舒服。
曹汝霖回国之后，赶上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风云际会，从商部、外务部一路升上去，到辛亥革命前，已经成了部领导，外务部左侍郎了，比起当年回国的留美幼童和留英海军将领，运气好到不可以道里计。当年的倒霉鬼们，一般都得从底层做起，上军舰做水手的都有。此后回国海归日众，机会也没那么好了。况且，一步赶得上，步步赶上，此后在北洋政府里，此公也禄星高照，按理说，袁世凯的幕僚班底，主要是有英美背景的人，后来得意的，也是此辈，可曹汝霖例外。北洋政府有三个部的缺儿最肥，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交通部，一个是外务部。财政部自不必说，管钱的，再不济也有关余和盐余（缴纳庚子赔款之后剩下的关税和盐税余款）经手。交通部可以管几条铁路，京汉、京张和津浦路，铁路自然有收益。外务部照例是内阁第一大部，不仅经费优先，而且可以经手某些国家退还的庚子赔款。曹汝霖分别在这三个部门轮流做，不是总长，也是次长。段祺瑞上台之后，曹汝霖更是得意，一度身兼财政和交通两总长，取代有财神之名的梁士诒，成为北洋新的财神。
即使五四铩羽之后，曹汝霖的境况其实也是不错的，首先是产业多多，工厂、矿山、医院，应有尽有，官虽然不当了，但却挡不住他泼天的富贵，不像章宗祥、陆宗舆两位，很快就陷入困窘。其次，桃花运佳，年近半百，还纳了一个当年参加过五四游行的年仅17岁的女学生做妾。晚年靠跟这女学生生养的两个女儿照顾，享年九十高龄。当然，最大幸运是，自打五四这么一闹，抗战之后虽然曹汝霖留在了北平，但却顶住了日本方面的压力，没有进入伪政府任职，而且可以利用跟日本人的交情，做点儿好事。鉴于他资深的亲日资格，日本人对他不肯下水的坚持，也只好随他去。
像曹汝霖这样的人，显赫之时官虽然做得挺大，但也就是一介技术官僚。跟罗文干、顾维钧等人一样，谁来执政，都得用他们。政治上野心不大，见识也有限，行将就木之际写回忆录，依然幼稚地认为，五四运动他成为箭靶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初没有借给林长民的钱，惹下了麻烦，林长民放了一把野火（徐世昌语），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归咎于他，属于挟私报复。只是，这样的技术官僚，下野之后固然活得相当滋润，却也相当在乎名声，五四火烧赵家楼的一幕，对他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将近九十岁的他，叙述起这段经历，历历在目，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遗憾，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人嘛，没有官做了，毕竟不舒服。
无疑，曹、章、陆三位，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当家的段祺瑞亲日政策的替罪羊，真正的罪魁，不是他们。但是，作为亲日的政策执行者，尤其是经手大笔的西原借款，他们也是有责任的。明明知道借来的大笔款项都用做内战的军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张罗借款，一误再误，事后无论再怎样洗刷，也洗不干净的。一向命好的曹汝霖，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风光不再，好运不再，其实也不冤。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早年学近代史的时候，洋枪队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是打太平军的。不过，如果客观地说，洋枪队其实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起点。当年的洋枪队是归李鸿章节制的，经常混在淮军里一起行动。洋枪队在美国牛仔华尔手里，没有成什么大气候，拥有洋枪队的淮军，跟对头李秀成打仗，占不到多少便宜，可是，到了英国军官戈登执掌洋枪队的时候，局面变了，洋枪队不仅装备更好，人数更多，而且训练更加有素，开花炮的使用，更加有效，洋枪队会用仪器瞄准了，射击技术更精良。这样一来，即使人手一杆洋枪的太平军李秀成部队，有点儿顶不住了。战争末期，虽然由于杀降问题，戈登跟李鸿章闹翻了，后来洋枪队也解散了，但聪明的李鸿章，把洋枪队的装备和大部分洋人官佐都留在了淮军里，官佐专做教练，训练士兵。从此以后，淮军不仅变成一色洋枪的装备，而且与时俱进，时时更新，而且最早实行了洋操，士兵列队，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统统跟洋兵一样，口令都是英语，跟现在的香港警察一样，齐步走都得喊，left，right，left - - - -
只是，没了戈登的洋人官佐们，水平实在有限，虽然教会了中国士兵行列式，也教会了中国士兵使用洋枪洋炮，但基本的战术却是不教的，中国的军官们，也不屑于学，用罗尔纲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练兵不练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装备精良的淮军，还是跟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一窝蜂似地拥上去，既不知道掩护侧翼，交替进攻，也不懂得火力掩护，延伸射击。好在后来的淮军的对手，大抵是像捻军这样的国内农民起义队伍，装备基本上是中世纪的，双方对阵，只要淮军一阵洋枪洋炮轰击，差不多就垮了，因此，洋操练出来的淮军显得很有优势。这种状况，在日后的几十年里，不能说一点儿改善没有，但大体如旧，结果，甲午年碰到学西方学得更加到位的日本军队，就一塌糊涂了。
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前，会洋操、使洋枪的淮军，还是很让朝廷满意，在同治九年(1870)，谕令各省督抚，学习淮军，编练洋枪队。一时间，凡是在华鬼混的外国散兵游勇，都有了金饭碗，摇身一变，成了洋教官。各地驻防八旗，也有所动作。最早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驻防八旗，动作最快，到同治十三年(1874)，已经组成了一支有1200人的八旗洋枪队，聘请洋人演练洋操，在操场上蹦英文单词。
只是，习惯了养尊处优的旗人，不止对洋操不感兴趣，对洋枪也不感兴趣，不仅洋操操练不起来，连洋枪也懒得拿。虽然这支洋枪队后来又有所扩张，但扩进来的人，大抵只对增加的粮饷更热心，八旗洋枪队连洋枪都懒得摸，平日洋枪都锁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原本，在编练八旗洋枪队的时候，就没指望他们出征打仗，只是让他们当巡警，拿着洋枪，吓唬吓唬广州城里的流氓痞棍，制止一下这些人喝酒赌博之后的恶斗，连带着偷鸡摸狗，然而，等到枪发下去之后，发现这些八旗洋枪队老爷，自己就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加上连枪也不乐意抗，派出去，也至多拿着大刀长矛，因此，巡防，也不甚了了了。到了最后，甚至到了上级来点校的时候，这些八旗老爷也不露面，临时雇些人来替他们扛枪站队，好在，八旗老爷的风范，全国上下都一样，上级即使看出名堂，也无可奈何。连朝廷早都不指望八旗打仗了，有事，全靠湘淮军。等到湘淮军不行了，就只有签约投降了。
到了清朝新政时期，全国统一编练新军，朝廷对八旗仍然不死心，原本打算以各地八旗洋枪队为基础，编练八旗新军，但没想到成立了二十来年的八旗洋枪队硬是枪怎么放都不知道，只好悉数解散，挑选青壮八旗另行组军。但是，直到清朝灭亡，八旗新军也没成气候。最有规模的禁卫军，练成两协（旅），结果到了袁世凯反正的时候，这两协由冯国璋统帅的八旗新军，根本没一点儿反抗的意思，最大的希望居然是要求冯国璋永远带领他们，不把他们遣散。禁卫军后来扩编为两个师，一直到冯国璋死都跟着他。冯国璋下野回老家，这支军队还明令归“冯前大总统”统帅，临死，冯国璋还得给他们筹措军饷。冯国璋死后，这支“直系”的嫡系部队，一声不响就归了皖系，然后在直皖战争中，一枪没放，就放下了武器，此后就消失在军阀混战中，连一个小小的战绩也没留下。
1644年入关，以十几万人横扫中国的八旗兵，虽然到了乾隆“盛世”，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毕竟在守镇江的时候，还能凭借坚固的城墙，跟来犯的英军打上一仗。没想到，这仗居然是八旗的最后一缕余辉，可爱的八旗将士，在洋人打上门来，国家面临军事变革的时候，对军事现代化一点儿兴趣也无。在西潮涌动中，宁可缩在军营里抱残守缺，啃着铁杆庄稼得过且过，想当然地以为，打下的江山，自然就坐得住。对变革，能挡就挡，挡不住也挡，直到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抛到岸边。不止在洋枪队层级的军事变革上，无动于衷，就是甲午惨败之后，也不知觉悟。戊戌维新中，多数旗人都在拉变革的后腿，直到新政，也没有多大改变。
八旗的悲剧，说明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无论当初有多么勇武，最后都会归于无用，在时局急剧的变化中，无法适应变革，只会凭着优越的地位，凭借特权生活，而这特权，恰恰成了急速没落的催化剂。
小站练兵的风波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事业的起点。虽然说，袁世凯在朝鲜已经崭露头角，显示出他居于乱世的才华。但如果没有小站练兵，袁世凯以后能混成什么模样，还真不好说。尽管他是个贵公子，世家子弟。但像他这个档次的世家子弟，晚清有的是。混成富家儿，不是问题，混个不大不小的官做做，也容易。要想做出后来那么大事来，似乎不大可能。小站练兵，不仅练出了一支他的军人班底，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北洋系。这个北洋系，不止有晚清到民国之间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一系列新式军事教育体系，还有当时最优秀的文武人才，以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
小站练兵，也是中国陆军现代化的开始。虽然说，自打淮军起，中国军队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用洋操训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都是英语。但是，用一个刻毒的日本人的话来说，淮军的现代化，只是教会了士兵扣扳机而已。实情也确实差不多，中国的陆军士兵，也就是学会了扣扳机，放枪。甲午战争，陆军从平壤跟日军战到山海关，每战都拼命放枪，子弹消耗了不少，但却没打死几个日本人。中国陆军正经八本能打一打了，还就是经过小站练兵之后。当然，真正打得像个样子，还是得等到这支北洋军的班底，经过十几年内战，练出来以后的事。可是当初，袁世凯小站练兵，尽管作为甲午战后的救急措施，还是历经坎坷，命运多舛。
小站练兵，严格地说，不起子袁世凯。发起这事的是李鸿章的幕僚，甲午战争办粮台（后勤）的胡燏棻，练新军这事，是在甲午战争紧急关头，作为甲午战争中的应急措施被推出的。意思是，赶紧练出比淮军更进一步洋一点儿的兵，没准可以救急。可惜，这位翰林出身的胡老爷，说说容易，真格的操练起来，未免玩不转。跟李鸿章的老朋友，作为总教练的德国人汉纳根，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开了头，就弄不下去了。于是，第二年，在马关条约签了之后，这差事，连同刚练了几天洋操的十营定武军，就落到了袁世凯手上。这事，居然就是胡燏棻本人大力举荐的，也许，胡大人急于甩掉这烫手的山芋，自己已经觅了修铁路的好差事。
客观地说，当时的清朝，袁世凯无疑是最明白、也最有用的人。这支新军落到他手里，的确很有起色，从定武军，摇身一变，成了新建陆军。人也多了，枪也多了，步、马、炮队七千人马。一色普鲁士陆军军服，整齐，精神，很是扎眼，唯一麻烦的是脑袋后面的辫子，要塞进帽子里，害的人人帽子都鼓个大包。新建陆军定了严格的军纪，特别高的军饷（士兵每月四两五钱银子）。当然，招兵的尺度，也特别严。年龄，廿到廿五岁，身高四尺八寸，力气要能平托一百斤，走路要一小时走二十里。还不能有任何恶习，连吸食洋烟都不行。所有的士兵，都是老实巴交的乡农，由当地乡绅和乡老具保，城里人和过去当过兵的兵油子，一律挡驾。每日里，袁世凯亲自跟着摸爬滚打，立正稍息，举枪射击。更为难得的是，袁世凯一改淮军现代化练兵不练官的旧做派，成立了随营军官学校，狠抓军官的训练。后来，还由此发展成北洋系成系统的军事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御史的弹章到了。1896年5月，河南道监察御史胡景桂，上奏弹劾袁世凯，说他小站练兵，有五大罪状。其一，不该用洋人服制，“改我朝服色”。其二，克扣军饷。其三，对北洋大臣王文韶无礼。其四建造营房，强占民田。其五，擅自杀了一个买菜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