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种全盘西化的狂热，跟五四运动一样，并没有引起相应的社会变动。握有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乡村社会，大体上依然我故，如一潭死水。鲁迅小说《阿Q正传》和《风波》里，反映的还是相对开化的江浙农村，如果到了内地，情况还要令人泄气。尽管辛亥革命后的先进分子，大力度鼓荡文明，但连作为西方人眼里中国人野蛮标志的男人头和女人脚，都很难改观，即使强悍的革命军，也只能在城里给进城的乡下人剪辫子，断然不敢冒险下乡去动剪刀，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激起民变，再来一次清朝入关时的嘉定和江阴式护发（辫）抗争，也未可知也。至于给女人放足，或者禁止缠足，更是收效甚微。开明女人文明脚的示范，仅仅是人们的笑柄。当时的民谣，没有歌颂革命的，反对“文明”的却有不少： “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是讽刺剪辫子的，时人把剪了辫子的人都讥为和尚。“你说邪不邪，娘们儿穿着爷们鞋，回家一比差半截。”这是讽刺放足的。正像鲁迅在《风波》里描绘的那样，农民未必在意皇上是不是坐龙庭，但却在意自己头上的辫子。抵抗文明，比维护皇权更起劲儿。
跟农村的人们相反，凡是涉足政治的人，对于革命或者不革命，进而对于共和或者帝制反而更在意。当家的袁世凯日趋保守，祭天祭孔，强调尊孔读经，连官衔都改得古色古香，可是，一切文化上的向后看，着眼的是帝制的恢复，不过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连有政治野心的土匪白狼，最初起兵，居然也打起了恢复大清的旗号，也是希望文化搭台，政治唱戏。搭完了台，戏演砸了，文化也就掉了价，传统掉了价。
因此，当五四运动再一次鼓荡西化的时候，虽然林琴南之辈特别希望伟丈夫荆生，也就是段祺瑞的爱将和谋主徐树铮出头，将覆孔孟，铲伦常之辈一鼓荡平，但徐树铮毕竟没有介入，反传统依旧没有深入农村，但社会对五四新文化的抵抗，却微弱了许多，听任白话文占领学校，听任西方的学科体系，扫荡了中国的经史子集。
曾经的体育课
现在我们的学校，无论大中小学，体育课基本上不受重视，因为这种课，跟升学没有关系。体育课老师，往往被讥为“体育棒子”，言外之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让人看不起。上体育学院的，不是体育尖子就是别的学不好的，好歹混个文凭。但是，在清末国家开始办新学堂的时候，体育课却相当受欢迎，体育老师也相当难找，有的地方，甚至得花大价钱从外国（主要是日本）请。一个新学堂，如果能开出体育课来，周围的学堂都羡慕得不得了，尤其是官办学堂，往往是非开这课不可。 其实呢，当年的所谓体育课，满打满算，无非就是兵操而已，从国外进口一些西式军装，大沿的军帽、皮鞋，笔挺而且带裤线的制服，看起来跟朝廷的新建陆军服装相似，学生装扮起来，把还留在脑后的辫子，掖吧掖吧，塞进帽子里，高高地拱起一座富士山，看上去除了帽子有点儿鼓，还是蛮精神的。上课就是排队，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老师还要挎上指挥刀，站在一旁喊口令，洋气一点儿的还要有军乐队，鼓号齐鸣，学生上操，扛着木枪，偶尔也会有几只没有子弹的真枪，踩着鼓点儿行进。至于后来我们习惯的田径项目，球类项目，统统是没有的，连非兵操式的体操，当年被称之为柔软体操的玩意，也是后来的事，一个能开出体育课的学校，操场是有的，但绝没有球场，没有跑道，更没有沙坑和单双杠，能有架秋千，已经不错了。
能教兵操的人才，按道理在当时的中国，不应该缺乏才是，毕竟，自打长毛起，淮军已经跟华尔与戈登的洋枪队学会了立正稍息这一套，一喊“发威马齐” (forward march)，就知道是齐步走，一喊“腾瑞特”(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转。可惜，这套鬼子操练法，随着淮军的日益消沉，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被忘干净了。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再练新式陆军，不学英国了，改学德国。那时都说，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咱遵循孙子兵法的古训，法乎其上，于是改辙了。这一改辙，口令和操法都变了，连齐步走甩手的方向都不一样了。到清廷新政开始大办学堂的时候，新建陆军自己还没学太明白，自然没有人手出来管学堂的事，于是乎，体育课老师就缺货了。新学堂国文老师最多，满地的举人进士和秀才，不愁找不到合适的，教外语和数理化的就缺一点儿，但邻国日本大办速成师范，很快就供应上，教的合格不合格另说。唯独这体育课，找不到合适的人教，不教还不行，因为办学堂是新政的大事，关乎官员的政绩，上司来视察，如果学堂没有体育课，拉不出一队人马出来列队，在军乐声中接受检阅，脸上不好看。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在山东青州办中学堂时，学生刚练了几天兵操，知府大人就派他们去车站迎接路过此地的山东巡抚周馥，结果巡抚大人精神不济，躲在车厢里不肯出来，无心点校学生军，弄了没趣。但是，清朝的大员们，不都像周馥这样年老昏聩，乐意生事相当多，因此，兵操，就成了学堂，尤其是官办学堂的必修课。
有趣的是，老师的缺货，却给了革命党人机会。那年月，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或者流亡日本的非常多，一心向学者却少的可怜，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学军事，正规的军校进不去，就去民间的军事预备学校，比如成城学校什么的，在那里，真正的军事知识也许学不到，但立正稍息的兵操却是会的。学成回国，要找个职业做掩护，正好去做体育教师。看当年的老照片，许多学堂学生照，一群孩子穿着军装，敲着鼓，吹着军号，或者整队，或者行列，更多的是集在一起扎堆拍照，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八成就是当年的革命党。
练会了兵操的学堂学生，在革命到来的时候，还真就有点儿用，很多人受老师影响，多少倾向革命，革命党人，来自学堂学生的，自有不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响应，响应者中，不少都是学生娃。当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当学监（校长），革命一来，清朝的官员跑了，革命军却还没有到，市面上人心惶惶，鲁迅就把学生军套上军服，扛上木枪和几支真枪，打着鼓，吹着号，在街上走一圈，谎称革命军已到，于是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实际上王金发领着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拣了个便宜。
体育课变成兵操，原本是为了给官办的新教育摆样子，而摆样子是一切官办事业的共性，只是，清朝末年学堂里的摆样子，却无意中帮了官府的对头，看来，古今一理，凡是摆样子的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可惜，喜欢摆样子的人，一辈接一辈，这个道理，死都不会觉悟的，觉悟了也没用，还是要摆样子。
奴才的创造性
一次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胡扯，谈及创新性国家这个话题，我随口说道，没听说过奴才有创造性的。有人不服，认为我看不起奴才，有种族歧视（严格说应该是族群）之嫌。可我还是坚持己见，在这个世界上，做奴隶的，如果碰巧是个能工巧匠，碰巧有条件，也许能有创造性，但是一般我们说的奴才，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一般我们所说的奴才，都是指家里的下人、仆人。这样的人，就是有创意，也无非表现在如何揩油上，买菜买贱报贵什么的。这一点，晚清和民国在华的外国人，印象特别深。
在我的印象中，奴才这个词，在清朝特别用的特别多。满人下级见上级，尤其是见皇帝，必定自称奴才。有一阵皇帝感觉不好，下令禁止，可就是禁止不了。一般来说，即使在上者权威再大，禁人这个，禁人那个，拉屎放屁都可以禁，但唯独禁止不了下面人的低声下气，自我贬抑。所以，即使英武如康熙、乾隆，也只好听任满人一口一个奴才地叫成一片。其实，满人这样的自称，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汉人而言的。汉人自称“臣”，满人如果也称臣，那不就没区别了吗？自称奴才，虽然在汉语里看着低贱，但意思里却透着跟皇帝之间的亲昵。能打能骂，贱称呼，才是自己人。被大人物叫个狗子、驴蛋什么的，说明彼此关系不寻常。汉人的文化，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当时的汉臣们，其实特羡慕满人这种自称，可惜几个胆大的，冒险试了一试，热脸碰在人家冷屁股上了，灰头土脸。别的人就不敢再试了。因此，汉臣只好称臣如故。这个臣，其实不过是奴才的奴才。
所以，在清朝，是没有“大臣”这个词的，皇帝特别反感汉臣们以大臣自居，也不许有谁以贤臣自居。有个家伙要求给他爹申报贤臣，结果被乾隆下了大狱。乾隆特别反感汉人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不希望他们提的“修、齐、治、平”四个字。修身齐家尚可，治国平天下，干你们什么事？既然清朝的臣，无非是奴才的奴才，那么，无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跟大户人家看门、打杂、跟班伺候人的主儿，没有本质区别。六部衙门，满汉两套人马，好像权限平等，其实每个层级，都是满人掌大印，汉人主文稿，也就是说，满人掌权，汉人办事。所以，清朝的皇帝，对于臣子，最高的期待，就是办事。上面有事，你给我去办。跑腿奔波，办完了，交差，到户部去报销费用，即使贵为方面大员，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一直到西太后老佛爷当家，上面对于臣子最高的评价，还是“会办事”。在老佛爷眼里，即使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也不过是会办事而已。正因为如此，为我们某些大人物特别看好的大清国，其实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王朝。制度也好，法典也好，一概照抄明朝，各部门的则例，也一律照旧，办事一律循旧章。就像《红楼梦》里探春等人三驾马车当家，下人请示办事，不懂事的李纨，下人说什么都照样批准，而聪明的探春则一律让查以往的旧例。这种聪明，就是奴才的聪明，照既定方针办，不出错。只有到了太平天国兴起，大清国将不国，才不得已允许汉臣自救，昔日的奴才总算有了点儿创新，有了湘军淮军，有了厘金。到了国家不得不变革之际，中央政府也大体上没多少动静。只是让地方督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兴办洋务。这些专权的督抚，到了这个时候，才不再是过去的奴才的奴才了。
可是在此之前的200年里，在朝的，不敢犯言直谏，在野的，不敢结社议政。连诗酒唱和，都须“莫谈国事”。如果地方官贪腐，胡作非为，在野的士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比如找御史反应，如果自行聚众抗议，必定是要遭致镇压的。清初江南才子金圣叹，写了好些让人快乐的文字，但就因为抗议本地官员贪污，聚众哭庙，结果丢了吃饭的家伙。自叹，杀头至痛也，人瑞（金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奇哉！
当然，说清朝的臣子，不，奴才们一丁点儿创造性也没有，似乎也不确切。在听话和顺从方面，他们还是有创意的。比如说，过去人们顺着皇帝说话的朝臣，有三旨相公（听旨、领旨、遵旨），模棱相公，而清朝，则推陈出新，上了一个新境界。做过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红人的曹振镛曹大人，死的的时候，被道光称为“实心任事”的朝廷第一号大学士，做官的心诀，是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皇帝说什么，骂什么，原本就跪着，磕头就是，磕头有如鸡啄米，皇帝就是想怪罪，也于心不忍。那个时代，很多后进的朝臣，在私下写笔记的时候，都免不了提及赏识提拔他们的老师前辈。最感恩的话，无非是说，老师如何叮嘱他们，上朝的时候，裤腿上要缝上块皮子，最好装点儿棉花，否则跪久了，膝盖要生病的。当然，更有心的人，还会特意请教一些资深太监，讨教他们如何头磕得响，但又不十分痛的方法，以增进多磕头的边际效应。
深得曹振镛大人心法的，是位满人。此人叫全庆，满洲正白旗人，正经的上三旗出身，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为官60年，活了82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可谓位极人臣，全福全寿。此老不仅见皇帝多磕头，而且回到家自己没事也磕。风雨无阻，每日磕头120次，起来跪倒40次。就像打太极拳、做体操一样。据说，这就是此老的长寿秘诀。他的学生汉人翁同龢，在做官做到罢官回家之后，深感老师的功夫深厚，于是在家呆着，每天入夜必定在房间里三跪九叩数次，才上床睡觉。最终，得以保住了自家的首级，没有身首异处。
做奴才做的心服口服，自我总结经验，私相授受，然后再把磕头这种奴才仪式转变成健身体操，终于做到体健长寿，你还别说，这实在也算是一种创造，足以傲视世界的创造（因为别人想不到）。这样的创造，当然没办法让大清走出困境，更休谈富国强兵，但是在上面的皇帝或者太后，委实受用。无论说什么，都有人答应“喳”，无论做什么，都有人赞圣明，一呼百诺，威风凛凛。大权在握，图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真到了有事的时候，这些奴才，除了馊主意之外，半点儿正经主意也没有，眼睁睁把皇帝太后带到沟里去。
小报告与大字报
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大（小）字报了。提起它们，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文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和大热闹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曾是中国的一景，经过“文革”的城里人，除了不会说话的娃娃和从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的人，又有谁没贴过或者被贴过大（小）字报呢？
如果翻一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大（小）字报的历史还真是长，大概从蔡伦造出了便宜的纸之后，街巷和城垣上就开始出现揭帖，属于中国人最早的作品发表方式之一。东汉末年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的歌谣，在诞生的时候，大抵是以无头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墙上的。这些揭帖，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大字报。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人们发泄不满，抨击时政的工具。它们中既有如上泛泛的讥讽，也有针对某人某事的攻击，比如北宋末年童贯蔡京专权时，有无头帖云： “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明代成化年间，六科给事中的选拔，只取体貌伟岸者，于是有帖道： “选科不用选文章，只要生来胡胖长。”其中，做学官的人大概是最发怵的，那些舞文弄墨的秀才举子，稍有不慎，就会弄出来几个骂你的无头帖子。显然，这样的东西，当权的人，包括皇帝是不会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