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为一般爱好者而言，上述的所有通史，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够通俗晓畅，对于史学爱好者来说，都有点儿难度。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分为大陆和台湾两大块。由于台湾学界相对比较平静，没有那么多折腾事儿，因此，成就斐然。为一般爱好者书写的通史，也大有可观。开放之后，通过各种渠道，见过一些台湾史学家编写的中国通史，大体叙事都比较清楚，文字干净。特别优秀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文辞优美。每个章节，都有历史随笔的味道。比较起来，大陆史学界尽管开放之后，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通史写作，却在开倒车。某些长篇巨制，块头虽大，但不仅内容杂芜，优劣不一，而且文字干瘪，味同嚼蜡。面向市场的所谓图文本通史，主编者名头虽响，但具体编写则是一群毫无研究的学生，等于是书商为了挣钱临时找人凑出来的，不惟毫无见地，而且有大量的常识错误。至于各个大学开这门课的学者，为了评职称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编出来的通史教材，则更是不忍卒读。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套八卷本的中国通史，是我所看到台湾同类著作中，比较出色的一部。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傅斯年先生虽然长期主持“中研院”史语所，自认是“二流人才”。但其实早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是一位连老师都不敢小窥的牛学生。胡适先生回国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如果不是得到作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先生的加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傅斯年先生的史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大气磅礴，独树一帜。傅乐成先生从小得家学真传，名儒熏陶，不仅通经史，而且于文学和绘画，也有相当造诣。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立志史学，在秦汉史和隋唐史方面建树颇多。去台后，一步一个脚印，在史学界耕耘，多年在台大历史学做教授，是位政学两界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人物。
傅乐成先生主编的这部通史，是由他牵头，组织六位台湾史学界第一线的青壮年俊彦编写的。每个人都是学有专攻的史学家，按自己的研究领域，撰写自己精熟那部分，最后由傅乐成先生统稿。每本都是名副其实的著作，不像我们这边仅仅是编写。应该说，这套通史的作者，各个文笔俱佳，学、才、识三者足备。书成之后，在话语圈里，影响巨大，长期以来，既是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一些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有人说，这套书是典型的国语，保留了文言文的古意，因此，读来如饮醇酿。其实，在我看来，这套书的最大特点，是有见地，不人云亦云。简单、干净，能把很复杂的事情，三言两语道个明白。不是在史料里浸润多年，看过不知成亿字的资料，断不能为此。
傅乐成的通史来了，说实在的，对于大陆史学爱好者而言，这比台湾著名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更像是福音。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我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实践
——刘建军《你所不识的民国面相》序
今天的河北，在清朝叫直隶，是清朝地位最重要的省份。有清一朝，有两个地方督抚的位置是最为紧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直隶总督，而直督的分量还要大于江督。晚清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直隶总督，李和袁，任期都相当的长，整个晚清的大戏，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人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唱的。当年的中国，没有首都直辖市一说，而直隶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个超级首都直辖市，恰是因为这个因素，也由于晚清曾、李、袁的影响和作用，直隶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比现在的人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作为代议制语境下的地方自治的历史，直隶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地方自治，是晚清到民国一个很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戏目。由于这个戏的开锣，是以督抚专权和洋务运动为标志的政治格局演变为标志，所以，由晚清强人担任总督的直隶，地方自治的发育，相当成熟，自办谘议局以来，直隶的地方自治，有声有色，在地方治理、乡村建设和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局中，起了持全国牛耳的作用。 尽管如此，代议制语境下的直隶地方自治，从晚清到民国，却在以下降线行进。谘议局时代像模像样，议员的议政能力和道德水准，都比较高，进入民国，在袁世凯时代还差强人意，到了后袁时代，就王小二过年，一天不如一天。按道理讲，民国省议会的选举，后面的在形式上要比前面的强，但后面选出来的议员，素质却比前面的差，所谓的省议会，基本上成了军阀的传声筒以及跟行政机关分赃的场所，大多数议员，均以跟军阀和有势力的人物勾结，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大家不约而同，把进入议会，当成升官发财的一个台阶。
晚清地方精英的格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的标志。以新科状元张謇办纱厂为代表，传统的绅士开始投身工商业，由士绅变成了绅商，一方面，传统的精英结构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从第一代的买办，演变成根基更深的绅商。此后，从清廷新政到民国鼎革的一系列政治演进，都有一代新绅商的影子。由这代带有旧士绅色彩的企业家，引出了第三代新式的企业家，他们很多人具有留学背景，具有全新的商务和企业管理观念。在晚清到北洋时期民国这个时间段，中国政治的舞台，除了军阀和新旧知识分子，大体上就是旧式士绅和绅商的天下，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轮到第三代企业家登台。
但是，绅商的变化，在各地是不一样的。沿海发达地区，绅商的演变幅度比较大，绅商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内地，则依旧是旧式士绅的天下，士绅和军阀的结合，被海外学者陈志让称为“军绅政权”。可是直隶这个地方相当特别，这里不像内地那样落后、封闭，欧风美雨，在这块土地大有沾濡，工商业，也有相当的基础。不过，直隶毕竟是首都所在，工商业官商的意味很浓，当地的工商巨子，都跟官府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就是官家的钱袋，跟江南他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官味和官气都相当地浓，自觉自愿地浓，因此，自治，在这里，更像是官治，地方议会，只能是军阀政策合法性的工具。而且，可悲的是，这里的精英，在官欲官商的交替侵蚀下，道德水准也下降得很是厉害，参与政治的越深，道德败坏的程度越大，几乎没有内地那种旧士绅的绅士风度。事实上，凡是讲点儿操守的精英，无一例外地在代议制操作中被淘汰，不是自己知趣退出，就是被人赶走。从这个角度讲，直隶从谘议局到省议会令人沮丧的演变，是完全有道理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逐渐拆烂污的代议制，对它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实习课。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当时转型，没有转好，以后还得转，所以，对当年的实习，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一点儿上说，刘建军的著作，对国人，尤其是现在自诩处在转型期的国人，很有价值。
刘建军是我的学生，跟我不一样，他是纯史学路数教出来的。他的硕士导师，是我的前辈河北大学的黎仁凯教授，是为治学严谨的忠厚长者。纯史学路数的人，一般都恪守家法，做学问中规中矩，碰上我这样的野狐禅的老师，双方磕碰不可避免。还好，在这样的磕碰中，刘建军把文章做出来了，功夫下得很大，比如每个省议员的出身、来路，从当时的报纸上，档案中，一个人、一个人地比照出来，写出这区区二十几万字，看过的资料数以千万字计。做历史的人，灵气当然重要，但只要走对了路，肯下死功夫，就可以出成绩。虽然说近来晚清到民国的地方自治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也有了一些，但刘建军的工作，却是不可替代的。 夸自己的学生，很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我这个人，自以为还是有原则的，也很爱惜羽毛，无论内外，拿不出去手的著作，决不作序。其实，刘建军的著作，有没有我这个野狐禅的老师在前面写上几个字都行，但是既然做了人家老师，人家文章又做得这么好，虽然自家贡献不大，奉命写上几个字，也自应该。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福州是中国著名的古城，历史有一千七八百年之久，而且近代又是南方沿海一带，最热闹，最有历史意义的所在，一个林则徐，是把晚清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见证人，就中国人自己的说法，那是第一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一个福州船政局再加上一位出身于船政局的严复，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进步最耀眼的色彩。还没来福州之前，就听说出产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这些晚清名人中的名人的福州三坊七巷，是个访古的好去处。福州的旅游介绍，三坊七巷也是重中之重，堪称福州招徕游客的第一名片。
到了福州，第一个冲动，就是直扑三坊七巷，急不可待地想去看一下这个具有千年历史古巷坊的风貌。人们形容落差比较大的造访，往往会说，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然而，不到返回时，几乎在进入三坊七巷地界的同时，我就已经感到极大的败兴了，因为我发现我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整个地区都在大拆大卸，不，应该说是大毁，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都被拆掉了，原来的巷坊，只有少数几个还剩下一点儿残余，在仅余下的几个门牌上，还可以依稀看到诸如“郎官巷某号”、“黄巷某号”这样的字样，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座古巷。几个过去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的名人故居，林则徐故居不开，沈葆桢故居锁门，好容易敲开了严复故居的门，里面的一个大妈开了一个门缝告诉我们，现在内部整修，不开放。只有临着繁华大街的林觉民故居还在开放。这个宅子，其实也是近代另一个名头更大的人物林长民，著名才女林徽因的父亲的故居，以及冰心的故宅（后来被冰心的父亲买下）。显然，如果这里没有出过那么一个著名的革命者的话，故居不会保护得这么好，比一比严复和沈葆桢的故居，不用进门，仅看看大门，就可以看出区别来。
我相信，福州市政府，对三坊七巷的改造，多半不会将之变成商品房，或者商用大厦，而且我提到的这些名人故居，也很可能会得到保留。只是像梁章钜、李馥、陈袭裘、林聪彝（林则徐子）和刘冠雄等人的故居，估计就玄。改造后的模样，应该是比照上海改造石库门那样，弄出一个新生的三坊七巷来，远看古色古香，近看则金碧辉煌，簇新铮亮。似乎不大可能修旧如旧，恢复当年的旧观。因为在现场看，工人们拆得很生猛，拆下来的瓦和木料，基本上都没了，少量的旧砖，随意堆在那里，没有分类，更没有编号。将来新生的三坊七巷，包括那些作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超级名人故居，如此这般地翻新起来，估计都会变成老建筑其表，钢筋水泥其里的假古董。
世界上凡是有点儿历史的古城，旧城改造，都是一个难题，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但是很少有像中国人这样，不是大规模地拆旧建新，就是大规模地拆旧翻新。相对而言，翻新的部分，只占很少一部分，多半是那些世界上都有知名度的古建筑，才有这个资格，否则，无论有多大的文化价值，也都是推土机上来，一推了之。现在看来，即使是那些似乎受到格外照顾的部分，翻新式的改造，也大有问题。
当年的古建筑，我们且不说其人文历史的内涵，只说建筑本身，不仅其雕梁画栋有讲究，山墙漏窗有讲究，连铺地的砖，也有讲究，据说三坊七巷这个地方，一般中等人家地上的泥，都是从海里挖来的，梅雨天不返潮。然而，我们现在的重建，这些讲究都没有了，讲究的只是华美的外表，用这样的外表，来赢得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游客的欢心。这样的现象，不止福州一地，上海新的石库门如此，北京翻新的四合院也如此。现在的中国城市，无论历史长短，走到街上，个个都像纽约，其实比纽约还新，高楼大厦，大玻璃，钢结构，随便在那里照张照片，任谁也分不出是什么地方。过不了多久，在中国的土地上，像福州这样正在拆迁中的古建筑也找不到了，要找，只能翻画册了。
全盘“文明”的时代
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其实，中国真正的全盘西化，明目张胆地全盘西化，比五四更早，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文明运动。那时候是“全盘文明化”，凡是西方来的东西，一概名之日“文明”，礼帽叫“文明帽”，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则叫“文明车”，话剧则叫“文明戏”。结婚如果不按中国的规矩来，三媒六证，几叩几拜，就叫做“文明结婚”，连女人放足，放出来的半大脚，都叫做“文明脚”。因为前者是学习西方的做派，后者则是西方人主张的。
所谓的文明，实际就是西化，而且是无条件赞美西方的西化，只要来自西方的，就是文明，就值得提倡和推崇，那么反过来，中国的东西，似乎就是不文明，不文明，在那个时代，就等于野蛮、落后。这场文明运动，无非是以西方的价值为价值，以西方的审美为审美，全面学习西方，从精神到制度，再到器物和风俗。在革命的当口，全国的革命军，其实根本就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却相约不碰外国人，连加入革命的会党、土匪都能自觉遵守规矩，战场上双方打得正欢，如果有外国人出面，说你们的炮火波及了我们，那么大家就一齐停战，另选个地方再打。革命军疯狂给人剪辫子的时候，唯有外国人出面干涉，才可以令他们暂时收手。
如此疯狂地学习西方，酷爱西化，背景是义和团运动的反向刺激。这个很本土的排外运动，在清朝新政时期，就已经彻底被国人自己污名化了。不仅跟着外国人管庚子之变叫“拳乱”，而且管义和团叫“拳匪”。上层知识界开明一点儿的人，原本就不同意义和团的做法，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出逃，证实了他们意见的正确。还在出逃路上的西太后，转过来赞同他们的意见，接连发表上谕，要清军协助八国联军围剿原来被她赞为义民的义和团。本质上，义和团运动是在清朝政府于甲午之后学习西方的变革，因朝廷内部的纷争而导致失败之后，一场向内部寻求资源的挣扎，这种挣扎，由于过于本土化，疯狂激烈地排外，逢洋必反，反得非常血腥无理，当然挣不出个出路来，反而给西方落下了中国人愚昧落后的话把儿。
在再一次开始向西方全面学习的过程中，从新政走到革命，朝廷覆灭，共和兴起，但学习的劲头却有增无已。主导政局的上层人士，无论保皇还是革命，对于义和团愚昧的伤疤，都相当忌讳，不乐触碰，甚而用对西方事务的追捧，加以掩饰，只是北京的人，多少有点儿矜持，而上海的人，更加大胆一点儿而已。由革命催化的高调文明浪潮，其实是新政以来上流社会思潮的合理顺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