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政治的高度，规定吃饭的营养含量
作为教育部直属大学的一名教师，我一向认为，教育部是中国最有创意的一个部门，经常提供给全国人民很多解闷的话题。这不，在教育部开展冬季长跑的通知中，我们发现，原来全国亿万学生长跑的里数，是按共和国的年龄60为基数的，小学生跑120公里，初中生180公里，高中和大学生240公里，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小学生每天得跑1000米。
这个消息，令网上哗然，让学校的校长窘然，因为大家实在不知道怎样逼学生跑完这个规定的里程。这个富有创意的通知，让我想到的是两个词，一是政治的高度，一是行政命令。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大中小学生体质的下降，是眼见的事实，20岁的儿子，爬山跟不上50岁的老子的事情，一点儿都不稀罕，但凡进入高中，不戴上一副近视眼镜，好像就无法从学校里走出来似的。教育部提倡一下体育锻炼，增强点儿学生的体质，显然无可厚非。但是奇怪的是，规定学生冬季长跑的里程，不是根据学生目前的体质状况，循序渐进，居然是建国多少周年，建国多少年，跟体育锻炼的强度，学生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吗？有没有高人能回答出来？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建国100年，那么小学生就得跑200公里，初中生300公里，高中和大学生就，导400公里。按我愚笨的理解，这种长跑里程的规定，是讲政治的结果，发文者，跟我辈平民百姓不一样，人家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问题的，因此，一出手，立意就高。其实我们的学生得感到庆幸，如果教育部按照中国有国家的历史开始算，无论是5000年还是3000年，学生们都非得累吐血了不可。
好像记得是去年，教育部下令全国学生跳交谊舞，连怎么跳，什么姿势都规定好了。现在又下令要长跑，连里程都规定清楚，还好，没有规定跑步的姿势，穿什么服装。我们的教育部真是很累，他们看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把自己当成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总校了，事无巨细，全国统一步骤，统一行动，连跳舞、跑步这样的小事都要管，而且管得非常具体、细致，简直把所有的校长，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当成了自家的办事员。真难为他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学校，这么多学生，情况千差万别，居然劳驾我们一个部这样的管法儿。
其实，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个人都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应试型的教育体制，打幼儿园起，学生就在赶考，频繁地排名，稍不留神，名次降下来，不仅自己受到羞辱，连家长一块儿跟着丢人。学生书包越背越重，练习越做越多，复习资料看不过来，各种补习没完没了。前些年，说是提倡素质教育，但高考制度不改，素质教育弄了半天，素质不知道在哪儿，反而给学校和学生增加了负担。现在可好，素质教育问题没解决，又加上了长跑，不知老师是否打算研究一种方法，让学生一边做题，一边跑步。
按我的理解，教育部真正该做的，是教育改革，实现从应试到素质教育的转变，而不是今天让跳舞，明天让跑步，可惜，真正该做的，没人做，不该做的，一会儿一个令。一个教育主管部门的创造性都用在这上面，不仅我们的主管部门很累，底下的各个学校也很累。我在想，如果有一天舆论说我们的学生营养不够，那么，我们的主管部门是不是要出台规定，规定学生吃什么，怎样吃呢？
课堂上的戾气和杀气
在网上还在为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吃耳光争论的时候，殊不知全武行已经悄然升级，而且是血腥地升级。一位政法大学年轻的教授，在课堂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学生砍断了脖子。其实，这样的血腥，山西一所中学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已经上演过了，一位老师也是在课堂上被学生用刀捅死的。
为了什么呢？阎崇年挨打，据说是为了他的言论，而且打人和被打的，在话语权上不平等。杀人的中学生，说是恨一切老师。那位行凶之后，坦然打电话自首的法大学生，又是因为什么，现在还不清楚，有学生在网上发帖，说是因为恋爱纠纷，但消息未经证实。从来打人杀人，除了精神病之外，都有理由，但有理由就可以导致真的动手吗？尤其是杀人，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师生反目，乃至于挥刀相向，显然，不是一些什么凶手自陈的理由所能解释的。
在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师生，是伦理关系中仅次于父子和母子关系的核心成分，所谓“五达尊”天地君亲师，弑师，等于弑父。虽然说，现在传统已经崩解，但传统的观念不见得会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学生杀老师，毕竟比起杀别的什么人来，理应多一点儿心理障碍。关系紧张到动刀子，还应该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以我个人在大学的体验，感觉中国的师生关系，自“文革”以后，已经变得相当畸形，“文革”中为了革命，或者为了个人私怨假借革命打老师，甚至把老师活活打死的事情，其实过去还没多久。 “文革”后师生关系刚刚有所缓解，旋即赶上了高校大跃进的特快列车，近些年师生关系之恶化，其实并不逊于“文革”。在相当多的老师，尤其是一些特有权势的学官那里，师生已经基本上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关系或者金钱关系。分数的多少，录取和毕业答辩的推荐，都变成了赐予和接受的奴役过程。师生间没有正常的辩驳和讨论，只有压服，老师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学识和以理服人上面，而是在官方授予的特权上一逞威风，学生服从老师，仅仅是因为他是老师，不服从，就意味着拿不到学位。带研究生的老师，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不仅让学生为其做课题，而且还拿不到多少报酬。导师成了老板，因此职场上员工对老板有多少怨恨，学生对老师就有多少。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至少有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实在是比衙门更像衙门，一个具有超级垄断地位公司的衙门，一个充斥了铜臭味的衙门。在这个衙门强力的压制和规训下，一些学生变成了奴才和愤青，老师则变成了奴才和恶棍。双方的关系，比之官场上的上下级和商场里的老板和员工，兼有两者之恶，十分扭曲。
与此同时，无论师与生，心中的戾气都在弥漫。双方有不同见解，只要学生这方面跟老师没有直接的权力关系，就可能恶语相加，素不相识，只听了你一节课感到不合口味的人，就在网上破口大骂，把你贬得一钱不值。如果赶上其他的纠纷，涉及经济、男女，这种特别刺激的题目，出人命倒也一点儿不奇怪。学生似乎从小就学会了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一言不合，眼睛里兴许就冒出凶光，对手似乎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了。这也难怪，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压制和规训，羞辱和摧折，在养成听话和驯服的同时，也培育着暴戾，心理的扭曲，一旦不知碰到什么原因导致失控，悲剧就会发生。就像因医患和警民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相应暴力冲突一样，不见得受害的人，一定是那个做得最差的人，那个直接导致事件的元凶，但这样的事件，早晚都会发生的。
课堂上应该有的是书卷气、书生气，可是我们却看到了戾气和杀气，但愿，法大的事件仅仅是个个案，一个偶发性的个案。但愿。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这年头，北大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一方面大家盯得紧，一方面人家自己也喜欢露脸。这不，有消息传出，北大自主招生，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孝道，凡不孝顺父母的孩子，不能被北大录取。
已经有些日子了，国学复兴，儒学复兴，连带着儒教、孔教一并都复兴起来，祭孔变成国家庆典，孔子立像高耸入云，以孔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城，听说也要兴建了，一个文化副都，就要出现的孔孟的故乡。已经有人在提倡小学生读经，而且有人在实践，也许，过不了多久，某部门真的会推出一个方案，小学教材就改成四书了。
这样的儒学或者儒教的复兴，能否让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兴盛起来，我是不抱希望的，但却可以立竿见影地有些成果，比如生出国学的若干热闹，仿造道藏，编出一套儒藏，再就是入学标准加入孝道云云。
孝顺父母不是个坏事，但说孝道就比较麻烦。古今的孝，大有不同，古代才有孝道。所谓的孝道，是绝对而且单向的道德标准，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孝道，要求人子，绝对服从父母。古代的法律，忤逆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但凡人子，被父母或者其他长辈送官告日忤逆，无论事实怎样，都是死罪。父母打死儿女，不过是轻罪，反过来，哪怕是挨打不过逃跑，父母在追逐中跌倒，伤或者死，儿子都会因此而判死刑。自从清末新政以来，中国开始步入现代国家，法律体系进行改革，孝道在法律上的绝对标准，就开始松动。后来从北大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虽说未必像批评者说的那样， “覆孔孟，铲伦常”，但“打倒孔家店”，推翻旧伦理，旧道德，却是目标之一。从那以后，孝依然是国人的道德条目，但已经从绝对单向的生存尺度，变成了普通道德。在法律上，父杀子，一样有罪，在日常生活里，子要孝，但父也须慈，子女跟父母顶嘴，乃至吵架，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罪过，一种只要父母高兴，就可以置其死地的罪过。在今天，只要不是对父母态度十分恶劣，弃养，或者打骂，人们一般不会说子女不孝。反过来，说谁孝顺，也不必再如二十四孝那样，赤身喂蚊，卧冰求鲤，郭巨埋儿，或者如老莱子一般，七十多岁成天穿着儿童服装，弄个拨浪鼓耍，讨父母的欢喜。
所以，在孝仅仅是普通道德的情况下，要求人们行孝，无非跟遵守其他公共道德一样，就算中国人特殊，看重传统，可以把孝突出一点，但也不一定要高到哪里去，因为在其他民族那里，也都有要求孝顺父母的内容，圣经的十戒，不也有这一条吗？因此，在入学条件里，单单拿出孝道来说事，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似乎没有必要。现在公认不孝的孩子，其实跟打架斗殴耍流氓没多大的区别，任何学校如果知道了，都不会乐意要的。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教育机构，却还真的不能因此而拒绝人家入学，严格地来讲，只要法律上没有证明此人有罪，需要刑囚入狱，学校就没有权力剥夺他的教育权利，道德上有缺失的孩子，也需要教育，甚至可以说更需要教育。
北大自主招生，作为特殊人才的选拔，排除有劣迹者，可以理解，但是单把孝道拿出来说事，还是不合适的。特别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五四作为自己生日的大学（真的考证出来，绝对不可能是5月4号），做出这样的举措，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人们不禁要问，北大是大学乎，太学乎？如果是太学，当然没的说，孝道当先，理所当然。但是先得把学校的招牌上的“大”字，添上一个点才合适。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现年24岁的湖南浏阳沙市镇青年罗炼，2003年起南下广东打工，先后辗转深圳、珠海、中山、佛山，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今年9月14日中秋节，正在佛山市南海区一家具厂做学徒的他留下一纸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在字条里写道： “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11月24日《南方都市报》）
我在看到评论者转述上述字条的内容时，第一个感觉是，虽有庄子的话在前能写出这么好文字的人，居然一直靠打粗工为活，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说实在的，这样的文字，即使在重点大学的文科学生中，也很少见。据报道，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工友说，“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罗炼的二姐介绍说，罗炼“心很高”，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 “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他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圈子或阶层之中。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才华的人身居下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最终绝望。一两个人也许只是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形成一种格局，在社会上层的人，永远在上面，世代嬗递，下面的人永远在下面，无论如何都翻不了身，等级、身份大体固化，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停滞，那么，这样的社会格局，如果在当代中国，那是相当危险的。
在我们很多人不齿的帝制时代，有人作过统计，北宋年间的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却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 （参见杨齐福《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
在古代，底层民众通过在商业或其他领域的成功取得社会地位，大抵很难。但是在科举考试这个渠道里，尽管“成功人士”凤毛麟角，但是在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上，还是比较可观的。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破世族门阀对官职官位的垄断，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官僚体系中来，背后的一个隐性担忧就是，有才华者沉居下流，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从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兴奋，到武则天“使人才流寓不偶，宰相之过也”的感喟，都有这个意思在。
今天的社会，目力所及，就我熟悉的教育这一个领域，城里的重点大学，却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我所在学校和专业，连续几届，一个班级三十几人，居然一个来自农村的都没有。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加剧，农村的孩子，只能上那些等级不那么高的学校，不那么好的专业，在今天这个就业很讲究所谓“名校”的情景下，这些农村孩子毕业后的前途可想而知。而且，一旦高考没有进个好学校，此后无论怎样努力，再考本科或研究生，上一个名校，也有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就业，很多用人单位要看第一学历，如果第一学历不好，就算你是北大清华的博士，也未必受欢迎。其实，罗炼这样文采斐然的农村孩子，如果不能进重点中学，没有经过魔鬼式的考试训练，即使参加高考，多半上不了所谓名校，在改变其阶层身份上难度仍然不小。
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更容易做干部，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书证实了的事实。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招聘，更多考虑的是第一学历好的学生。在走市场的企业里，按道理应该唯才是举，但是领域宽广的国企，其结构和文化，很类似官场，来头和出身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外企和民营企业好一点儿，但这些企业中做简单加工类的中小企业，更需要简单劳动的打工者，具有技术含量的企业，非受过良好教育，擅长外语者不可，吃香的还是“名校”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