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右文风尚
刘宋时的右文风尚，可先追溯到东晋孝武帝时期，当然，明帝时已爱好文义：“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策诰，振采于辞赋。”：
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郄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
这一条史料，如果没有误记、漏记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传达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盖帝所好者，多文学之士”，据史书记载，孝武帝确实有“雅好典籍”的嗜好，“帝宴集酣乐之后，好手诏诗章以赐侍臣”，尽管有时不免“文词率尔，所言秽杂”，孝武帝还是乐此不疲。而且，在信任、重用士人时，孝武帝确实有以文才定高下的倾向。孝武帝对殷仲堪“甚相亲爱”，“宠任转隆”，其主要原因，就可能是因殷仲堪的文学才华而“恩狎如此”。“帝尝示仲堪诗，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显然，孝武帝一时也以诗才自高。至于王珣，在当时即有“大手笔”的赞誉：“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尔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能为帝王作“哀册谥议”，无疑是无上的荣耀，自然也需要有出众的才华和时人的认可。《全晋文》卷二十载有王珣的《孝武帝哀策文》，虽是官样文章，文采却委实不凡，其中“风回高殿，霜繁广除；帷幙空张，肴俎虚荐”，铺叙人去楼空的哀切、空寂氛围，颇为真切动人，这大约正是源自二人天长日久的亲密交往。王珉，因其“才学广赡，理识清通”，被任以侍中兼中书令，孝武帝《以侍中王珉兼中书令诏》。也说明孝武帝对王珉的器重与赏识。至于徐邈，更是因“下帷读书，不游城邑”而为“东州儒素”，这从《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六所载的一系列的文章，以及《晋书》列徐邈《儒林传》中都能看出。徐邈受到“亲昵”，也正是因他文学的才华：徐邈曾对孝武帝宴集酣乐后所写的“诗章”，“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当然，这样做不无投机的心理；但其敢于这样做，正说明徐邈对一己才华的自信。此也可从《隋志》记载的集子加以佐证：晋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晋司徒《王珣集》 十一卷，晋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太保《王恭集》五卷、录一卷。而谢氏“乌衣之游”也正出现在此际，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按混之所为，实为树立家族声誉，且寓抗衡王氏之意，事关两族势力消长”，更添了政治色彩。这也足以说明当日文学的重要，以及高门为维持一己门第所做的努力。当时的实力派人物刘裕、刘毅等，对文雅之事都无不欣赏；甚至舞文弄墨，一较高下：
初，（刘）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
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
伴随着出将入相，受时代风气熏染的刘裕“颇慕风流”，也倾意于文雅之事。早在彭城大会上，刘裕即一时兴起，“命纸笔赋诗”。之后，“宋台初建，（孔靖）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文选》卷二十即选有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
“百僚咸赋诗”的真实背景，恐怕就是这时刘裕对文章之事颇为爱赏的缘故。因此，它并非尽如后人所想象的仅是附庸风雅，实是当日政治的需要；谢混之所以依附刘毅，这也怕是一个重要因素。“是时流风所扇，虽英君、哲相，亦不能免。”孝武帝器重王珣、王恭、徐邈、殷仲堪等人，委以重任，其文学才华的出众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时代略为靠前的一代雄豪桓温，也表现出对“文义”的热情，曾“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当时的顾恺之即以“遥望层城，丹楼如霞”而受到两个婢女的赏赐。既然从孝武帝到桓温、刘毅、刘裕，这些当日的实力派人物都倾意于文学；这样，高门要振作，一定程度上势必不得不投其所好，需要在赋诗等儒雅方面有突出的表现，甚至大肆的宣扬也未免不可。《南齐书》卷五十一《张欣泰传》载欣泰以武人“下直辄游园池，着鹿皮冠，纳衣锡杖，挟素琴”，“停杖于松树下，饮酒赋诗”，而遭到齐世祖萧赜的驳责“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就充分说明了诗赋、儒雅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吴兴沈氏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的变迁，也正说明了这一历史进程。
这是晋宋之际的情形，武帝以后则是：
文帝以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鲍）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
少机颖，神明爽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
（明帝）好读书，受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于华林园芳堂讲《周易》，常自临听。
宋明帝聪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读书奏，号七行俱下。每国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
君主如此，宗室诸王中，临川王刘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君主好尚，藩邸的推波助澜，无疑刺激了刘宋一代文学的急遽发展。上举裴子野《雕虫论》中所接着概述的“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以及“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都正清晰地看出这一发展迅疾的历史进程。萧子显也说：宋初以来，在一代文章之手谢灵运、颜延年、谢庄、袁淑等的影响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仰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一时间，甚至儒家经典也不读了，“五经文句，无复通其义者”。这一时期不仅出现韩兰英献《中兴赋》被赏入宫的事；还出现诏群臣共为赋，甚至据此拔擢的情况，如元嘉二十九年（452），“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赍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其赋。”重要的是，元嘉十五年（438），朝廷特意开设“文学”一馆，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明帝泰始六年（470），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时，文学也独占一家。这种文学意识的明确和独立，只能是右文风尚的产物。总之，“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
但刘宋君主、藩邸对文学的提倡，却不能与建安时期相提并论，它至少有两点质的差异：一，提倡动机。魏氏三祖主要以一己的文学才华、爱好来提倡，并非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最多只是临阵对敌时撰写书檄章表。而刘宋时期，时主爱好文学，却有附庸风雅、不得已的成分。这是因为士族制度在东晋末年已基本稳定下来，士族得以自豪、傲视的就是文化，尤其是文学才华，更为时人所重，上所举的“乌衣之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宋武帝起自北府兵，以一介武夫夺得东晋政权，一时间绝不可能改变士族政治的根本格局，更变易不了士族引以自傲的文化优势和心理。宋武帝只能靠近，而不是改变，《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所载的一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武帝书法一向拙笨（可能源自武人出身，没及练字），天分有限，对此，心腹刘穆之教他：“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刘裕听从了建议，一张纸只不过写六七个字。这就充分说明在文化士族的逼视下刘裕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不过，作为政治策略，又不得不做出一定举措来附庸风雅。但文化的积淀是一个历久过程，远非一朝一夕所能蹴就，即便是文帝后期，刘义隆的文学才华也远逊于当日的颜延之、谢灵运。历经三十多年的蕴育，到了孝武帝时，情况才略有好转。但就这，与当日文学世家王、谢相比依旧逊色了许多。这一点，从《隋志》记载的文集中也能看出。二，作品的实际内容与倾向。《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种改朝换代、遭遇乱离的情形，刘宋时期也较为类似：一方面，刘裕镇压孙恩起义、攻杀刘毅、诸葛长民等；另一方面，进行北伐，灭南燕、后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这两个时段的文学实绩远不能相比，就不能不引人深思。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征三郡乌丸，作为随从，陈琳作《神武赋》、应玚作《撰征赋》；第二年，曹操南征孙权，陈琳作《神女赋》，徐干作《序征赋》，阮瑀作《纪征赋》，曹丕作《述征赋》等，行文中都无不宣扬赫赫声威，并表达一己豪迈、进取的志向。但是，同样有才华的傅亮，义熙十二年（416）随同刘裕北伐，面对惨烈的战争，以及陇右父老含泪挽留、感人泣下的场面，也只不过写下了《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并不悲伤的公文类文章，其间战士奋勇杀敌、以一当十的悲壮、慷慨，也只是用“近振旅河湄，扬旍西迈，将届旧京，威怀司雍”一句话，轻轻带过。乍一看，刘宋时“诏群臣为赋”与曹魏时“同题共作”也没什么差异；但是潜究下去，却不免有质的区别，即关涉到君主的真实爱尚。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南下，文帝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北伐。大约此时，文帝写下了一首诗歌《北伐》。此诗的艺术水准暂且不论，只就内容着眼。诗歌首先追溯百年间中原的沦陷，“自昔沦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尘起”，也颇见苍凉意蕴；那么，面对滚滚胡尘，刘义隆想到了什么呢？“方欲除遗氛，矧乃秽边鄙。……逝将振宏纲，一麾同文轨”，即扫清宇内，车同轨，书同文，一统天下——这志向当然高远、豪迈；但却没了曹操般“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同情民生疾苦的苍凉、悲壮。这不能不说明文帝骨子里北伐的真实意图：只是一统的功名，天下苍生是可以放置在一边的。而以“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著称的孝武帝，现存的诗歌有二十多篇，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民歌爱恋之作——这也不能不看出孝武帝的偏好。显然，在这种视野、嗜好下，关注现实的作品会处于怎样的境地。或者说，刘宋君主所喜好的，更多的是《中兴赋》一类的应命献谀的文字，或樽前欢愉、爱恋的文字——当然这也可以展示才华，但一味如此，却不免滑向狭窄、纵欲的途路。文章的社会内涵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至少，现存的刘宋君主、藩王的作品中，实在找不到如曹操般关注民生的作品。这就未免岌岌可危，因为没了充盈的思想内涵，很容易把文学引向一味地追求藻饰、辞采颇为褊狭的路上。但话又说回来，不管怎样，这种来自上位的右文风尚，毕竟对当日的文学起到了推动作用。经过东晋一百年时间的蕴育，新的作家群体也渐趋生成，如谢氏、王氏等，宋时的文学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蕴育、发展。
第二节 东晋南朝察举制度与文学
刘师培在《中古文学史？宋齐梁陈文学概说》中以“在上者之提倡”加以概括，这的确是其间文学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承平之际，君主以文义相尚、切磋，或偶尔据此拔擢一些人，委实对文学的兴盛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恐怕多只限于一时一地，自不会普及到整个社会，曹魏时的邺下文学集团实际上仅限于邺下一地，就很能说明问题。或者说，只有当这种爱尚，渗入到运行的政治制度中去，比如说选官制度，并成为其间一个重要的标准时，这种影响才会放大，具有了整体的社会意义。
一项制度的产生、发展并不是凝定不变的。九品中正制到了东晋孝武帝时，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先前掌管选举的司徒已无权，取而代之是吏部，吏部的权力急剧膨胀，一时间甚至吏部郎也备受尊崇、逢迎。这一转化至关重要，它影响了以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走向，也是皇权加强下一个必然结果。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西晋和东晋以后时人选官议论的焦点就能看出。西晋时，从刘寔《崇让论》、段灼，再到刘毅，其所批评的着眼点都在中正品第不公上。这种情况到了东晋以后就不见了：从齐高帝建元二年（480）虞玩之上表，到萧子良、沈约、萧衍等，时人的焦点已集中在“冒籍”或“改籍”上，即着力士族队伍的清理，审核祖先官爵、籍注不实方面。之所以有这种转变，就是因为这一时期九品中正制业已固定、僵化，“门阀专政的史实大概从汉末开始暴露，发展于魏晋而凝固于晋宋之间，以后渐趋衰落。”中正定品已蜕变为一种例行公事，只是看你的父祖官爵，即阀阅；就是说，一旦你因三代的官爵成了士族，你就自然地拥有了二品的品第，即“二品系资”，也就是沈约所说的“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中正的品第已无足轻重。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东晋以后，一度被抑制的皇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而皇权的复兴和加强自会加强对官吏的选拔；封建社会中，皇帝绝不会容忍大权的旁落——即人事权力掌握在司徒、中正手中，而让权利转移到了吏部尚书的手中。刘宋以来，对吏部尚书任命的谨慎，史籍中一再可见，一再要求其人“详练清浊”，“铨衡有序”。吏部的权力就得到了强化；正因为其“职管九流，铨衡所寄”，其吏部郎的职位也较一般郎官重要。精于历代之制的沈约在《宋书》卷九十四《恩幸传序》中就直言，“孝建（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不仅如此，甚至吏部尚书也一度架空，《宋书》卷七十七《颜师伯传》载“上不欲威柄在人，亲监庶务，前后领选者，唯奉行文书，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就不能不说明皇权正在凭借选举而日趋加强的现实，这是强化下的必然结果。当然，东晋南朝选官的主流仍是中正定品，然后由吏部或公府擢用；或者说，凭借家资，以门荫入仕仍是主流，这一点，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七》就曾说：
独魏晋南北史不言门荫之法，而列传中亦不言以门荫入仕之人，何也？……而史传中所以不言以门荫入官者，盖所以见当时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即大多凭借“阀阅”做官。既然都这样，史书记载时就无需特别突出、言明了。
汉代以“四科”察举，”这“四科”，到了东晋，实际上只剩下了两科，即孝廉和秀才；其他的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但就是这两科，也不是平行发展的。据《通典》卷十四《选举》“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以及《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等能看出，曹魏时期，不管其赞同与否，选举首先重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倘能“言行修著，则升进之”；否则，“道义亏阙，则降下之”，一切以道德为转移。而到了东晋南朝，却明显地发生了转向：
东晋元帝制，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时以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策试，到即除署。既经略粗定，乃诏试经，有才不中举者，免其太守。其后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皆以疾辞。太兴三年，尚书孔坦议请普延五岁，许其讲习。乃诏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