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谱上追根溯源，顾氏虽然可以称得上名门之后，但是又像明代众多普通家族一样，他们已将读书科举看做振兴家族的主要手段，而数代的积累也成就了顾鼎臣的仕进之路。
尽管无法从显赫的远祖处继承相应的身份，顾氏子孙们却从身边长辈的言传身教中，体会到读书做事的精髓。雍里顾氏一门在顾鼎臣之前，并无任何官职，甚至大多数都是乡居的平民，然而在他们身上，却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涵养出的品格。他们坚守着耕读传家的传统，以孝弟忠信教育子弟，以仁爱侠义对待乡里，在身份上，他们不是贵族和官员，但在实际上，却得到乡里的一致推服。
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成长，顾鼎臣深受传统文化的教化。另外，家庭中兄弟，尤其是二哥，对他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更使顾鼎臣将传统道德视为生命的真实体验，进而内化成其思想的基础，成为他所秉承的原则。
在顾鼎臣的一生当中，无论是读书进学，还是入朝为官，无不体现出强烈的传统士大夫理念，在给儿子的信中，顾鼎臣曾这样说：
读书以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为本，日用间遂能随事用得书著，后日推诸政事，皆是今日所读的方好，若只以此为媒利禄，窃名誉之资，便非好人。修身须先谨心，销存方便心，术端谨念念以济人利物为务，则天地鬼神自然呵护福禄，萃止灾祸，自远寿算自长。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顾鼎臣在世宗的要求下，从家乡起程回京的路上，此时的顾鼎臣虽然在朝中为官已经十余年，但一直被冷落忽视。多年宦海沉浮，见惯了武宗朝“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现实，顾鼎臣不可谓不深谙其中之奥妙，但此时的他，仍教导儿子要以“正心诚意修身”为读书做人的目的，可见他对于传统的体认，是真切而内在的。
对于传统士大夫来说，其理想是不因现实情况而改变的，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同样是考量一个士大夫能力的重要方面，孔子所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即是指士大夫与现实的协调。顾鼎臣同样如此，经过了武宗朝的冷遇，又看到世宗朝初时，由于争大礼所形成的派系斗争，这样的朝廷，明显不符合顾鼎臣入仕的理想，于是他萌生退意，以省墓养病为由回乡，并希望借此远离朝廷。然而，传统士大夫仍以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所以在友人的鼓励下，顾鼎臣又能遽然而起，决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顾鼎臣以经筵讲师的身份回京，成为面见皇上机会最多，最有可能将意见传达给皇上，也最有可能得到皇上宠信的人之一。事实上，当时“大礼议”的两派，都不约而同地将经筵作为自己的阵地，利用各种机会，向世宗或直接或含蓄地讽谏或者迎合，这就是蒋德景所说的“各掺一味以献者”，而作为深受世宗尊重的经筵讲师，顾鼎臣却始终保持着中正平和的态度，紧紧把握如何成为明君这一原则，来劝诫引导世宗。
事实上，世宗既然已经入继大统，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已经具有皇位的合法性，而此时再纠缠于此合法性是继统还是继嗣，无疑都是儒家传统中所批评的“攻乎异端”的表现。整个武宗朝，各种政务已经荒废，对于此时的明王朝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振奋中兴，而不是对既成事实争论不休。甚至可以说，在世宗“大礼议”中争论的双方，难免都会存在有个人的私心，无论争名还是逐利，都已经偏离了大臣的职责。
顾鼎臣在讲筵中，以修身为基础，将“仁”贯穿整个经典解读，没有私意扰乱其本心，没有巧言取媚于当朝，体现了一个士大夫的良苦用心，在纷乱复杂的朝局下，更显得弥足珍贵。
对于经典的认信，是顾鼎臣不同于其他朝臣的地方，也正是由于此点，顾鼎臣才得到世宗的提拔。也许世宗并没有给予顾鼎臣如同其他“大礼议”新贵一样的荣宠，但始终尊敬信任，将之作为正直的老师。顾鼎臣也一直努力实践着一个士大夫应尽的职责，与当时的同僚相比较，顾鼎臣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无意于争论无谓的是非对错，而更加关注江南赋役改革、修筑江南废堕的城池等实际性事业。这些事业是顾鼎臣对于经典的信仰落实到现实中的具体行为体现，同时，也恰恰是古代经典所培育出的传统士大夫所应具备的基本品格。
一直以来，有关赋役改革的呼声就存在于朝廷之中，特别是世宗在“大礼议”中提拔的一大批地方性的官员，他们同样有着对地方赋役改革的要求。但直至嘉靖十六年（1537），江南赋役改革的步伐，才在顾鼎臣一再敦促下，开始蹒跚起步。诚然，赋役制度的改变，关系重大，盘根错节，复杂异常，即使在世宗对顾鼎臣信任异常的情况下，也一直迁延了数十年才得以实施。而当时，曾上疏要求世宗进行赋税改革的官员不仅有顾鼎臣，还包括张璁、桂萼等“大礼议”新贵，试想，既然赋税制度改革，得到如此多的朝中重臣的认同，为何会仍然迁延不决，顾鼎臣为何仍显得那么势单力孤呢？
顾鼎臣上疏要求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张璁和桂萼的支持，这一方面由于顾鼎臣与张璁交恶，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朝中大臣，对于改革的决心并没有大到抛弃个人恩怨的地步。而与张、桂二人主张大于实践的事实相比，顾鼎臣始终是在实际行动上支持赋役改革的。
对于昆山筑城更是如此，由于倭寇在当时仅仅为隐疾，并未形成较大的势力，因此对江南沿海诸城修筑城防设施，被认为是迂腐而不切合实际的。如果没有顾鼎臣事无巨细地筹划，昆山城是无法修筑成功的，而顾鼎臣去世后，其他城防建设也无疾而终，最终导致了在倭寇进犯时的措手不及。
更值得注意的是，筑造昆山城的资金，大部分并未出自朝廷和乡民，而出自于地方官库的清查，如果没有筑城，此项金银也将被地方官员挥霍和贪污。实际上，顾鼎臣筑城的考虑，一方面源于对匪寇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对地方官员铺张浪费的节制则更加重要。尽管筑城在当时并不能给顾鼎臣带来更大的事功，甚至可能会得到中央政府的误解和地方官员的怨恨，但在传统士大夫看来，真正的事功不在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而在于内省自身的考量。
回顾《明史》及《明实录》对顾鼎臣的记载，都仅仅提及顾鼎臣监国之事，而不见赋役改革和筑城，从而得出顾鼎臣“充位无为”的评价。除了顾鼎臣不是两事的直接参与者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于改革和筑城的重点地区都在苏州，而以顾鼎臣的家乡昆山为主，在很大程度上都被看做是顾鼎臣对于自己家乡的偏私，而无法计入其功绩之中。
不可否认，顾鼎臣确实更注重其家乡的各项建设，但这并不能抹杀事物本身的意义。对于一个传统士大夫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阶梯性的理想，《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可见，理想的实现有一个时间先后，并根据能力的大小而逐一执行。如果上一理想无法达到，那就努力利用当前的条件，做好当前的目标。
从顾鼎臣在赋役制度改革和筑城的做法来看，他是希望以家乡昆山为典范，再逐一外扩到其他的地区，也就是说，是以昆山为重点，再逐一扩展至苏州府其他地区，继而兼顾江南其他沿海城市。这恰恰是传统士大夫由内而外，区分轻重缓急的行事方式的集中表现。
在修身和治国之间，是传统士大夫的齐家理想，在顾鼎臣身上同样有所体现。在论文中已经论证过，顾鼎臣对宗法制发表意见，主要是着眼于家族建设，在建设的实践中，也投入较大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终顾鼎臣一生，他一直在努力践履着传统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在君主无道之时，甘于平淡；在朝政混乱之中，有所坚守。对待皇帝，努力劝诫其保持有中正平和的本性；对待同僚，不随波逐流、哗众取宠、结党营私；对待桑梓，甘愿做幕后英雄，保障事情成功；对待家人，反复提醒不能仗势欺人，善待乡邻；对待儿孙，更谆谆教导读书做人的道理。这一切，都彰显了顾鼎臣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的宝贵品格，而与目前现有对其的评价显得大相径庭。
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顾鼎臣既算不上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也算不上限制皇帝专制，不属于现代史学讨论的范畴，所以被现代史学所忽视。而顾鼎臣上疏要求进行江南赋役改革，回到朝廷讲解《洪范》支持嘉靖皇帝，最后支持昆山的筑城，这些事迹往往就因此不被彰显。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嘉靖初年的政局，就会发现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在于如何确立新的皇权合法性，从而稳定从武宗过世之后混乱的朝局。与议礼派和保守派相对比，我们就能发现顾鼎臣所为与当时的政治要求完全吻合，也就是一方面从理论上对于嘉靖皇帝的权力进行合法性的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对于改革地方弊政从而稳定地方政府，这一切都是顾鼎臣对于嘉靖初年政局清晰判断所做出的回应。因此，必须承认顾鼎臣作为一个老成持重的政治人物，从维护实际的政治稳定出发，所作出的上疏与侍讲都是对此的实际行动。
而晚年对于昆山筑城的关注，恰恰也表现出其对于地方安全的关心，而这也是一位远见的政治家所做出的重要功绩。这一功绩使其在抵抗倭寇入侵后，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感戴，从而上疏嘉靖皇帝要求为其立祠纪念。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顾鼎臣的研究，恰恰是对于我们现代史学研究的某种反思，顾鼎臣这一形象对于以往的史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块鸡肋，当我们抛开现代史学的束缚的时候——抛开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限制皇权专制的依赖，就会发现历史不同的面貌，这一历史面貌远不是对于现代研究的回声，而是更加直接地切入了历史的本来真实。只有对于历史本来面貌的认知，才能真正对于我们理解古典社会有所益助。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顾鼎臣稳健而又中庸的政治理念的时候，才能理解为何嘉靖王朝能够逐渐走向政治性的稳定和社会的真正繁荣，而这一定能够给予我们对于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社会有所启迪。
在本书结束之时，笔者不禁感叹：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材料，而不加以论证分析，又将有多少像顾鼎臣这样看似平庸无能的人，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定义往往轻而易举，但事实却复杂得多，不由得现在的历史研究者不小心对待，仔细求证，认真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