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茶马古道”的文化遗产价值及特征
王川
中国与欧亚文明交流互动的传统线路和历史文化载体，从古代以来，见载于史册的有“蜀身毒道”、“广州通海夷道”等多种称谓，后世研究者归纳的则有“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麝香之路”、“唐蕃古道”等多种。无论是哪一种称谓，作为商道兴起的“道”、“路”，在发展历程中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以外的职责，承担了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交流等多重角色，“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就是这些“道”、“路”中最重要的代表。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部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的，通过马（骡马）、牛（牦牛）驮队运行，以茶、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而形成的商道。一般认为，“茶马古道”出现于唐代之前，兴盛于宋元明清，长达一千数百年之久。这一古道涉及的区域包括了中国西部的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贵州、新疆、宁夏等省区，间涉喜马拉雅山麓各国，而尤其以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等省区为主。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以及交通的发展，这一绵延数千公里、穿越山河天堑的古商道，虽然在局部路段仍有小群的农牧民驮队从事着古老的农牧交换，但是其大部分已经为现代化所遮蔽。最近20年以来，“茶马古道”越来越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对其研究涉及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经济与文化交流史等诸多领域，表明其存在意义、学术价值（自然遗产价值、文化遗产价值）等各方面的内涵，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承认，这也意味着“茶马古道”的文化遗产价值需要重新发掘，亟待重新认识。
有鉴于此，笔者试在学界茶马古道与文化遗产、中外关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2002年参加川滇藏“茶马古道”科学考察以来多次在藏区实地调查所得，就茶马古道的文化遗产价值及特征，略做一番梳理与总结。
一、作为一条民族融合、民族团结之路，“茶马古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茶马古道”的沿线历经云南、四川、青海、西藏等内陆省区，跨越了多个西部民族文化的聚集地，可以说，整条古道依托在西部民族文化最富集的地区，是民族文化展现的最佳平台之一。
围绕着茶马古道，藏、汉、回、纳西、彝、蒙、傈僳、德昂等各个民族加强了联系和沟通，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发展和融合，增进了彼此间的情感，寻找到了对彼此的认同。藏族传统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有这么一句：“汉地的货物运到蕃（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也恰如有学者指出的，“有宋一代，汉人与边境地区蕃族通婚的现象屡禁不止，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趋势……这种汉蕃杂婚、各族混居的现象在当时的西北地区已相当普遍，这种状况的持续，其结果必然是新的民族融合的出现”。因茶马古道的繁荣，出现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地从事茶马贸易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迁入青藏高原地区居住，并与当地人融合的现象；同时藏区的藏族也逐渐迁出，带来了两大民族交汇。这些活跃的移民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由于茶马贸易的繁荣而导致的民族融合的情况。茶马古道是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把各民族的历史、文明共同串联起来，向前发展。
从“茶马互市”的出现来看，它是由于各族人民生产与生活的迫切需要，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各族人民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必然。所以，茶马古道的发展在事实上成为西部多个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多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这样一来，茶马古道也在客观上起着增进民族和睦、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利于国家的统一。可以说，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一张巨大的网，把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也正是这一原因，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中国兄弟民族紧密联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形象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二、促进“茶马古道”沿线市镇发展的黄金之路
茶马古道的繁荣，促进了古道沿线城镇的发展。
如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县）、“日月城”（今云南迪庆建塘镇）等城镇，都是由于茶马古道而相继出现定点市场，之后繁荣起来发展成为城镇的。
就川藏茶马古道而言，此古道上的雅安、泸定、康定、德格、甘孜、巴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工布江达等城镇，要么是由于茶马古道兴起后而相继出现，要么茶马古道加速了当地的发展，而成为人流、物流的集散地之后繁荣起来的。近代林隽在其《西藏归程记》记述到：理塘、巴塘、道孚、炉霍、昌都等交通线上的集镇，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很快发展为“口外一大都会也”。
同时，在藏族民间杂曲《噫拉棱日纳》中，也有这样的歌词：“察雅无城已建城……昌都无城已建城……康定无城已建城……道乌（即道孚）无城已建城……；甘孜无城已建城。”歌词描述了这些交通在线城镇的兴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雅安、昌都，已经发展成为茶马古道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城镇，在这些城镇中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帮派，如专门经营茶叶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等。
同时由于这些城镇的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农业、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繁荣了地区经济。仅以四川为例，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所以，茶马古道又是促进沿线市镇发展的黄金之路。
根据笔者2009年冬季的实地考察，川藏茶马古道的雅安段，保存完好的古迹就有以下数处，兹择其要，简要介绍。
西汉“二十四道拐”古道遗址：位于雅安市汉源县清溪镇新黎村村委会东北3500米。“二十四道拐”为古“旄（今作牦）牛古道”中最险要的一段。西汉益州刺史王阳至九折坂而回车，王尊至二十四盘而叱驭，即言此道之险峻难行。道路多由乱石和石板铺成，在侧面有排水沟，整个古道保存较好。
唐代禁门关关隘遗址：位于雅安市天全县城边西面。北宋时禁门关东面“碉门”曾设茶马互市。到了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茶马互市”到“边茶贸易”而兴起的“茶马古道”经久不衰，禁门关也就自然成为边茶交易的交通要道，系当年背夫背茶进藏的必经之路。
唐代甘溪坡茶马古道、驿站遗址：甘溪坡茶马古道位于雅安市天全县红星村2组境内。是当年背夫们背茶包子到西藏的必经之路。该古道现有27户农家住户，房屋还保留有清末建筑风格，古道上“背夫”（即搬运工人）们当年背茶包歇脚时用拐子杵下的拐子窝仍清晰可辨，当年照亮背夫行走夜路的灯杆窝子亦尚存。几年前尚有健在的背夫，家中尚保留着当年用过的背夹子、拐子、油灯、草鞋耙等传统工具，以及昔日开办茶馆、马店遗留下的古老桌椅、板凳等用具。
唐宋茶马古道驿站之新添站：位于雅安市荥经县新添乡新添村的村道上，新添站地处新添乡新添村，由驿站和驿道两部分组成。驿站位于场街中部，坐东向西，该驿站始建于清代。古驿站门前现存古驿道，原为青石板铺就，宽3—4米，残长300米有余。
北宋“茶马司”遗址：位于雅安市名山县新店镇长春村。现存大殿、左右厢房，保存大致完好。名山县文物管理所、名山县新店镇负责管理该处。茶马司始建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2），有中央专门差遣官员主持，专司茶马互市事宜，是宋以来专管茶政机构所在地。
清代雅安南城门遗址：位于雅安市雨城区木城街10号（南门坎），系明清时代雅安县的南城门。坐南向北，现城门已不存在，仅存城门遗址二段，古道一段。它是雅安商贸经南城门出城至西藏的重要关口，也是茶马古道的第一关。
清代官方储藏边茶仓库：位于雅安市天全县始阳镇新中村6组。该房屋坐东向西，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乡绅高炳举修建。高家系清朝前期的著名茶商，拥有长丰店、恒顺店、泰顺店、清顺店，为当时名号，历经几代，由于经营不善，家道中落，到中晚期被朝廷收购，成为官方茶仓库。
清代宋村古渡遗址：古渡口位于雅安市雨城区对岩镇顺度村1组，该渡口段青衣江水流由西向东，河面宽约100米，南北渡口距约150米。它是雅安至康定茶马古道上第一渡口。
清代石梯子古道遗址：位于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七家村1组。石梯子古道依山而建，沿东南向西北延伸通芦山，其上有功德碑一块，说明系“嘉庆十一年（1806）丙寅始修，嘉庆十八年（1813）告竣”，西侧岩石刻有“嘉庆十一年丙寅，杨思正已修三步”字样。古道北有字库塔一座，坐西北向东南，其上镌“道光二十五年（1845）”。
清代重修大相岭桥路碑：位于雅安市荥经县安靖乡。清碑镶嵌于巨石中，碑额上方书“重修大相岭桥路碑记”九字，碑文甚为清晰，落款注明是当时四川总督锡良题字：“光绪丙午（1906）秋九月督蜀使者巴岳特锡良纂并书”。
可以看到，川藏茶马古道的雅安段，保存如此完好的古迹，不仅是当时热闹商贸的见证，而且对于研究中国西南交通变迁史、文化交流史、边疆开发史、城镇发展史等，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上述的重要实物证据说明，茶马古道是促进沿线市镇发展的黄金之路。
三、“茶马古道”是一条民族文化的传播之路
茶马古道沟通着今云南、四川、青海、西藏等西部多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文明交流和传播的重要通道。
在长期的交往中，茶马古道增进着沿线多个民族之间对彼此不同文化的知晓、了解到接受。茶马古道的兴起使得大量藏区、彝区等民族地区的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领略博大精深的内地文化；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兵进入藏区、彝区，感受古老的民族文化。
在茶马古道的许多城镇上，藏、彝等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共同交汇、互相吸收，出现了文化交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