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早就向域外输出丝绸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外学者所论甚富，无需一一列举。所要言者，唯古代蜀国蚕丝业出现既早，又很发达，足以提供可供长期输出的丝织品，而丝绸作为一种名贵的商品，既轻便，在长途运输中又不易损耗。正因为此，蜀地才成为最早向域外大量输出丝绸的地区之一，而输出的路径，就是通常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对此，季羡林先生很早就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的亚历山大城的一座堡垒内曾出土大量中国丝绸，据研究，这批丝绸即是经南方丝绸之路，由蜀身毒道转运到中亚的蜀国丝绸。法国学者戈岱斯（George Codès）还根据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诗人对中国丝绸生产与贩卖情况的记述，认为这些丝绸很有可能是古代中国从大夏等地经印度河流域再到西方的。这种情况正可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张骞于大夏看见古蜀国邛杖、蜀布等货物的情况相印证。饶宗颐先生还曾谈到殷墟甲骨文中和其他一些器物上一个与哈拉帕印文和埃及象形文字中相似的“束丝形”符号，并指出：“这个字的字形，也就是从束丝的。从比较古文字学来说，这个束丝形的符号是最值得注意的。”业师何崝先生认为，这个“束丝形”符号表示的物事“并非只像一束丝，而是像几束丝捆扎在一起的形状，故应是一捆丝”，并且中国与印度河谷地带进行蚕丝贸易的商道“经过了三星堆文化所在的蜀地”。那么，蜀地的丝绸很早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输往南亚、中亚后，还通过印度河流域进一步输往西方的地中海甚至埃及等地，就毫不足怪了。已有学者考证指出，支那这一名称的来源即与古蜀和丝绸输出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也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而且，考虑到三星堆遗址二期略早时候已将海贝图像用于小平底罐的装饰，则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很可能就是三星堆古蜀国最早用丝绸从印度北部地区交换来的物事。
三、三星堆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
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命名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一般认为，三星堆一期文化年代约当龙山文化时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文化面貌上与二期差别较大，该期生产工具多为小型磨制石器，以斧、锛、凿为主，并出现了璧、环、锥、珠等小型玉质礼器，陶器器型与纹饰复杂多样，以翻领器、宽沿器、盘口器、花边口器、镂孔圈足器及平底器为主，是为三星堆文化的草创期。二期文化系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发展而来，年代上与中原夏文化大致相当，文化面貌仍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陶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把勺等典型器为主，其余还有高领罐、盉、圈足盘等，在文化面貌上自成序列；玉石器则以制作精美、形制多样的璧、璋、戈等礼器最为常见，此外还有玉琮、玉锥、玉泡形器等。这一时期是三星堆文化的发展期。三期文化直接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文化演变而来，年代上与中原殷商文化相若，文化面貌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除陶器和玉石器外，还出现大量奇异精绝、形体硕大的青铜雕像和黄金制品。这一时期是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期。四期文化系直接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文化演变而来，主要以尖底器、高领器、高柄灯形器、矮圈足器等蜀式陶器群最具特色，年代上与商末周初至春秋早中期相对应，这一时期是三星堆文化的衰落期。
通常来说，在远古时代，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异质文化发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群落迁徙、战争和贸易来实现的，三星堆文化亦不例外。三星堆二期文化中，袋足封顶盉、大浅盘、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的高柄豆，都与中原二里头的很相似。玉石器中的玉璋、玉戈、玉圭等也不乏与二里头文化相似者，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中心区域的“仓包包”出土的三件铜牌饰，更是只见于二里头和三星堆。这应该就是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交流的证据。而1998年在仁胜村墓地出土的玉锥形器、玉泡形器，又明显具有良渚文化因素。三星堆三期文化进入青铜文明并达到顶峰，除了独具文化内涵的青铜雕像群、黄金制品外，还有中原殷商文化因素的尊、罍等青铜器出现，则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无疑也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中原的夏商文化，还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都没能成为影响三星堆文化的主要因素。因为代表三星堆文化最高成就的青铜文明，是以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和金面具等为代表的大宗的青铜雕像和黄金制品，而这些青铜雕像和黄金制品不见于古代中国其他任何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那么，三星堆文化中这些独特的文化因素又是与何种异质文化交流的结果呢？既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和黄金制品在国内难觅踪迹，那么把目光投向域外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研究发现，崇尚雕像、以杖代表神权王权、使用金面具等，本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腊文明普遍的文化特征，但古代埃及和希腊与古代蜀国相距毕竟太过遥远，不大可能和古代蜀国发生直接的往来，而古代近东的两河流域在地理位置上与古代蜀国相对较近，联系到古代蜀国已经有通往缅甸、印度的贸易通道，则古蜀国与近东地区的接触和往来在客观上是可能存在的，故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群、金杖和金面罩系源于古代近东文明。
前文已及，远古时期，一种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的交流途径有群落迁徙、战争和贸易，但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文化交流绝非今天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无论是群落迁徙、战争还是贸易，其目的要么是为了获得新的生存空间，要么是为了获取异族异地的物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远古时期的文化交流都不是主动进行的，而只是群落迁徙、战争和贸易的附着物。而如前面所述，群落迁徙与战争掠夺很难保证能够长久稳定地获取异族异地的物资，则通过这两种途径实现的文化交流也同样难以持续地进行。那么很显然，贸易既是保证双方获利的途径而能够长期稳定的进行，则由此带来的文化交流也自然可以长期持续地发生。
事实上，三星堆文化与域外异质文化的交流情况正是如此。
古代蜀国地处四川盆地，四周群山叠嶂，高原绵亘，峡谷幽深，河流险急，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盆地的内外交通。但崇山峻岭之间，可资利用的天然通道尚存，主要有东线、北线和南线三条：从盆地东缘经长江三峡可与长江中下游取得联系，从盆地北部边缘翻越秦岭可与中原地区相通，向南缘川西高原边沿河谷，可达云南以及南亚、东南亚等地。古代蜀国就是通过这些天然通道与外界长期保持着联系，并由此与中原夏商文化、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文化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交流。
从考古资料看，三星堆一期文化尚属土著文化，与外界甚少发生接触。而二期文化中出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和良渚文化因素，表明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有了一些文化上的联系，但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除1987年在“仓包包”出土的三件铜牌饰外，青铜文明了无迹象。但到了三期文化，青铜文明却突然出现并达到顶峰，虽说其中有中原殷商文化的因素，但青铜文明的主体却更多显现出近东西亚文明的特征。这表明三星堆文化通过南线与域外文化发生的交流，要比通过其他两条线路进行的文化交流频繁和持久得多，所受的影响也更为巨大。其原因何在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得从贸易说起。众所周知，足够的商品、便利的交通和运输工具是贸易尤其是远程较大规模贸易必须具备的条件，而输出的商品应该是自己富有且为对方缺乏、需要的物质，交通和运输工具则在一定程度上受环境因素的制约。前文已及，古蜀国蚕桑业发达，盛产名贵的丝绸，并很早就输往域外。但问题是古代中国包括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其他地区也出产丝绸并作为向外输出的主要物资，古蜀国需要的海贝、象牙以及青铜合金原料等重要物资，中原地区同样缺乏，则彼此之间的需求难以大范围的互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蜀国与这些地区之间较大规模贸易的开展。从交通和运输来说，鉴于古蜀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都很险峻，江河落差大，水流险急，车子一类路上运输工具和船只等水上运输工具都难以使用，运输货物只能依赖人力背负和牲畜驮负，事实上，迄今为止，考古中也未发现有夏商时期古蜀国使用车子和船只的资料，这在客观上阻碍了古蜀国与中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贸易。再者，古蜀国从草创发展到鼎盛阶段，与中原夏商王朝相较，其国势究竟是处于弱势的，从殷墟甲骨文“征蜀”、“至蜀”、“伐蜀”等记载看，古蜀国甚至时常面临着来自中原王朝的强势欺凌，若与其贸易，是很难保证公平进行的。
相较北线和东线所受的制约，南线情况则大为不同。首先，南方云南地区的青铜合金原料、印度、缅甸的海贝和象牙都是古蜀国所缺乏而又需要的物资，自己又盛产印缅及近东乃至西方需要的丝绸，这便具有了可供长期交换的物资。其次，南线虽然也是高山大川，路途艰险，但古代生活在川西高原西南地区的民族很早就发明了“笮桥”一类的交通工具，这一地区又盛产善于在山地高原行走的笮马和牦牛，并且可能很早就开始利用它们驮运货物，这为长途运输提供了有利条件。再次，从考古资料看，整个三星堆时期，南方滇黔地区都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和古蜀国强势抗衡的文明，长途运输货物的安全性相对更有保障。所以后来张骞向汉武帝言及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蜀国的邛杖、蜀布等货物时，才会发出“从蜀宜径，又无寇”的感叹。正是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古蜀国才得以通过南线长期开展较大规模的贸易，并因之与域外的异质文化保持着频繁的交流。而且，古蜀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域外地区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很可能还是直接而非间接进行的，因为不仅“三星堆的海贝，应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由印巴次大陆传入古蜀地区的青铜雕像和金杖等文化因素，也未在云南境内留下任何痕迹”。由此可见，古蜀人当是在长期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中，接触并认同了印缅地区使用海贝、象牙的习俗和近东地区崇尚雕像、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等文化因素并将其直接引入古蜀国，成为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重要来源及其主体因素的重要构成部分的。
不仅如此。从三星堆文化对广大南方地区的影响和传播看，也足以说明南方丝绸之路就是三星堆时期古蜀国对外联系的主线。比如，香港南丫岛大岗遗址出土和越南南部出土的牙璋，其“风格形制年代包括玉质都跟三星堆最为接近，一定是受到了三星堆的影响”。而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滇文化也吸收了三星堆文化的若干因素，等等，均可为证。关于此，还可从文字学角度找到旁证。三星堆遗址虽然没有发现文字，但仍有8个陶器刻符刊布，其中竟有6个与饶宗颐先生《梵学集》所收录的印度河文明的图形文字相似，何崝先生分析后认为三星堆刻符很可能“在中国原始文化符号传播到印度河谷地带时起了桥梁的作用”。我们认为，虽然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陶器刻符数量甚少，几为孤证，但考虑到三星堆海贝、象牙等从印度地区输入的物事以及大量输出的丝绸，则何先生推论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被排除的。
四、结语
从上面分析可知，三星堆文明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保持着同其他文明的联系和交流并不停地吸收这些异质文化的因素，而这是与其长期的贸易紧密相关的，其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就是作为早期西南地区连接印巴次大陆的国际交通贸易线——南方丝绸之路。通过这条国际贸易线，三星堆古蜀国在以丝绸换来自己所需的包括海贝、象牙、青铜合金原料等大量物资的同时，也较多地接触并吸纳了近东青铜文明中包括青铜雕像、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等重要元素，并因此创造出了自己独特而神秘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催生三星堆古蜀国青铜文明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同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及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深入认识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国与欧亚文明交流方面也不无重要意义。比如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年代，已有学者指出：“早在商周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便初步发展了与印度和东南亚大陆的陆上交通。”即是说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就已开通。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可能还会更早。1980年在遗址内三星堆地点出土的一件肩部饰有海贝的小平底罐，其年代分期属于遗址二期文化略早阶段，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早期，这说明早在夏代，海贝就已经输入到了三星堆，相应的，输入海贝的路线——南方丝绸之路亦必然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方丝绸之路实际的开通年代比我们目前认识的要早得多，而且，随着三星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南方丝绸之路在古代亚洲以至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应该把三星堆这样重要的、有相对独立起源的文化放在更大的考古文化背景里面来认识，放在更大的背景里来看……应该把整个欧亚作为整体来看，而中间进行连锁的环节，就是过去所说的几条丝绸之路，而这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开发的，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即西南丝绸之路。而在西南丝绸之路这方面起着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地位的，一定就是三星堆文化。”《李学勤先生谈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2006年4月李学勤先生在“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所作学术报告，杨浥新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