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镜头，蒋贵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说有些倦怠。那个漂亮的女主持最习惯的提问方式，归结起来就三个字：揭老底。无论多风光多高傲多强势的人物，被她笑容可掬地揭掉几层，创痕累累的核就会显露出来，不需她提醒，你自己就会低下头去舔舐伤口。
她说：周先生，听说你起家的时候，经销的不是钢琴，而是小提琴？
现在的周世京过去的蒋贵，转过头望着主持人。主持人也望着他。主持人嘴角的笑纹好看地弯曲着，但眼神是冰凉的，那眼神告诉蒋贵，我什么都知道，你别想蒙我；同时还告诉他，你要是蒙我，我会搞得你下不了台。蒋贵把脸放正，伸手在头皮上刮了两下，说，我起家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年前，那时候黄小姐恐怕还没出生吧？主持人说哪里呀，周先生你太……你太会夸人了，不过我听着舒服！蒋贵皱了一下眉头，动作极其细微，打着特写也不容易看出来。他没回应主持人撒娇似的话，而是说，我为什么非要卖小提琴？我三岁就学琴，主持人说，但不是学的小提琴，妈妈是小提琴教师，她让我学，打死我我也不干。说到这里，主持人把嘴噘起来：那时候我要是知道周先生是卖小提琴的，我就听妈妈的话了，就不会让她伤心落泪了。蒋贵抠了抠下巴，黄小姐的意思，是要照顾我生意？主持人说当然哪，哪怕你在天涯海角，我也跑到你的铺子里买琴。可是，要是你跑去一看，结果我铺子里只卖铁钉呢？那我就当木匠！好吧黄小姐，你把胸麦摘掉，去当木匠好了，当木匠是用不着这玩意儿的。主持人的屁股底下像有枚手榴弹爆炸了，一蹦老高，握成拳头的双手放在胸前，不可能吧？今日的钢琴大王，过去竟然是卖铁钉的？
这很可耻是不是？蒋贵问。他的脸看上去很柔和，皮肤底下却滚动着风暴。这种风暴在岁月沧桑中历练而成，带着时间的硬度，同时带着几分透骨而出的江湖气。姓黄的主持人一时有些茫然。对自己的茫然。她揭别人老底的时候，只有老老实实遵守公共秩序的人才会感到疼痛，对那些把什么都看透了的家伙，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她说，怎么会呢？我为什么要觉得那是可耻的呢？我只是感到奇怪。
她整个人变得庄重起来。
蒋贵知道她的庄重是装出来的。
人们习惯这样，在无路可逃的时候，往往就选择庄重。
主持人毕竟太年轻。其实她没必要气馁，她的怀疑是对的。蒋贵在这里撒了谎。
卖铁钉之前，他去镇上还干了别的事。他把自己装扮成老流浪汉，去镇上耍把戏。形势刚刚松动，我们镇上就来了许多外地人，看万花筒，逼猴子跳圈、作揖、下跪，或者吞玻璃碴卖狗皮膏药，对这些，我们通通称作耍把戏。蒋贵耍的把戏跟别人不同，他身上叮叮当当地挂满了破碗、石头、瓦块和树根，从脖子直挂到脚踝，随便一走动，那些东西就相互敲击，发出各种音响。
这种事在我们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干过。他的那些器物，不是临时拼凑，而是早就准备好，用麻绳系起来，装在随时背着的花篮里，要用，拿出来很方便地往身上一挂就是。一度时期，他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他缓缓悠悠地扭动脖子和肩部，这两处的石头瓦块次第响起，传出“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声。接着再动上肢和躯干，便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脚踝上的瓦片响过，一支完整的曲子划上了句号。我们笑得不知所以，只好相互在对方身上掐，有个二年级的女生笑晕了头，摔到两米高的塄坎底下，幸好下面是泡土。蒋贵跳下塄坎，把女孩抱起来，用衣襟擦掉她脸上和手上的泥土，问她：伤到没有？女孩说，我的手痛。他说那我给你包扎一下。于是取下脖子上的一挂破玩意，系在女孩的右臂上，再托着那只手臂轻轻舞动，舞出一串似曾相识的乐声。女孩又笑起来。他说，还痛吗？女孩说不痛了。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对我们说，这东西既治病又治伤，前几天我抬石头闪了腰，出气都痛，把这东西往身上一挂，嘿，好了！说罢，他把腰使劲扭了几下。
可是有一次，他正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演奏，我们也笑得鼻涕口水直流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笑个屁！
发出断喝的是桂东风。桂东风说，他弄得有喇叭里好听吗？
仔细想想，这倒是真的，蒋贵弄得一点儿也不好听，声音时高时低，好些地方还没接上。而喇叭里的《东方红》不是这样。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安了喇叭，是那种皮面漆黑的纸壳喇叭，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每次广播之前，都放《东方红》。喇叭里唱出的《东方红》高亢嘹亮，能让我们感觉到太阳喷薄而出，它的亮度和热力，都能穿透我们的皮肤。而蒋贵的《东方红》不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真的好玩吗？桂东风说，一点也不好玩，我们都被蒋贵的险恶用心欺骗了！《东方红》是唱毛主席的，只能用嘴唱！
桂东风到底比我们高明。
从那以后，蒋贵就没在村里玩过这把戏了。
但他并没闲着，他走在山道上，宽松的齿缝间藏着一只野豌豆荚——我们那里把野豌豆荚叫野春，他嘴里就含着野春，你看不见他在吹，却能听到美妙的乐曲。他还能将一匹被虫蚀得千疮百孔的树叶贴在嘴角，吹出狗吠牛哞的声音。那些日子里，风随时把蒋贵的声音送过来，而蒋贵很可能离我们很远，远到隔着几匹山岭，而且他的嘴鼻并没有发声，也没吹野春和树叶，但村里的小孩都认定，风的声音就是蒋贵的声音。蒋贵的声音不仅能附着在流动的风里，也能附着在一段枯死的木头上。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那时候听得最多的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蒋贵的声音。
可没过多久，这把戏他也不再玩了。原因是我们听了不笑。蒋贵的全部成就感，似乎就在逗我们发笑，我们不笑，他就没兴趣了。——只有动耳朵让我们百看不厌，因而他只保留了这一个绝活。
不知为什么，去镇上后，他从没表演过动耳朵，在往后的任何场合，他对自己耳朵能动这件事也讳莫如深。他身上挂着石头瓦块，敲歌曲给人听，可他知道的歌曲实在太少，敲来敲去就那么几首，很快让镇上人厌倦，觉得他那玩意儿根本就不配叫把戏。他弄不到钱，才开始卖铁钉的。
既然在开场白就占了上风，蒋贵便放下架子，不再戒备，显得心平气和。其实他跟许多功成名就的人一样，对自己早年的屈辱——除去那些最深的隐痛——不仅不避讳，还尽量找机会诉说。那已经不再是屈辱，而是光荣的标记。但他痛恨别人逼着他说。
现在主持人已没有力量逼他，他的诉说也就变成了自愿。
开始卖铁钉的时候，他说，是在乡场上。我没有铺子，将铁钉装在黄挎包里，街头街尾地游走。这样吆喝了将近一个月，一颗也没卖出去，于是我去了县城，结果更糟。我当时不知道在乡场上卖铁钉还勉强算一门生意，在县城就不叫生意了。县城离我家远，我不可能天天赶回去，晚上睡在大街上，枕头就是那包铁钉。我的后脑勺上，至今还有凹进去的地方，就是被铁钉戳的。我用挎包做枕头，是怕有人趁我睡熟的时候偷了去。
周先生现在想起来，主持人以讨好的口气说，恐怕自己都觉得好笑。
那是你的想法，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那个挎包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吃饭怎么办？
讨口呀！讨不到就去垃圾桶里翻。那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垃圾里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从一个居民小区门前的垃圾桶，可以大致判断出他们的生活状况，包括婚姻质量，同时也能判断出他们各自的性格。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专门研究垃圾文化。
周先生说得太玄了吧，你最终没有研究垃圾文化，而是成了钢琴大王。
蒋贵似乎不喜欢“钢琴大王”这个词，眼神暗了一下。
我看卖铁钉没有出路，他接着开始的话说，就去一家电器行帮工。再后来，我就自己经销电器了。我说的电器，不是冰箱彩电和空调，而是台灯一类小玩意儿，甚至也包括手电筒，而且是收购废品，自己摸索着进行组装。当时我在县城临河的吊脚楼上租了间老屋，那间老屋就作了我的铺面。老屋远离街道，看上去随时都准备倒塌的样子，谁也不知道那里有个为生活挣扎的人。我想到了做广告，当然不是在媒体上，那时候我要是找到黄小姐，黄小姐一定会把我当叫化子赶走的。事实上我也差不多是叫化子，不可能拿钱去做广告，都是夜深人静，活城变成死城以后，我再左手端着墨水瓶，右手拿支破毛笔，去墙上写写画画。我写的那些东西，被城市称作牛皮癣；很抱歉，现在我走到任何一座城市，只要看见牛皮癣，我都会感到亲切，无比的亲切，因为它让我忆起过去的时光，让我看到把牛皮癣贴上去或写上去的那双手和那张面孔；我不排除这其中有唯利是图之辈，但肯定也有和我当年一样的人。其实我那时候不是人，是老鼠，随便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认为是夜间巡逻的警察，吓得赶紧躲起来。我敢肯定，我的身手比老鼠敏捷，需要的藏身之所也不比老鼠洞大多少。要容纳下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并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蒋贵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平静而带着隐含的欣赏，主持人的眼眶却红了。
她说，我知道，你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在昆明开了家很大的电器商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你是怎么挖到第一桶金的？
我从来没挖到过金子，蒋贵生硬地说。
哦……那么你为什么要改行呢？我听说，你改行的初期是相当艰难的。
蒋贵把脸扬起来，虚着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这个呀，与我们村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的真名我已经忘记了，我们都叫他王大爹。是王大爹点燃了我的音乐梦。他本人就是一个音乐家，他的乐器不是琴，而是木梆。那时候我就知道，虽然他是农民，却对种田没有兴趣；虽然他是队长，对当官同样没有兴趣——他的全部兴趣就在于敲梆。那是他的最高价值！我当时说，王大爹敲梆，能把人敲得哭，可不是说着玩，我是真的哭，只是不流眼泪的哭。村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王大爹敲梆的时候，厮杀的狗会停止战争，喧闹的鸟会安静下来。那真的叫鸟鸣终止，山川肃穆。如今的我，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了，可我没有见到第二个像王大爹那样纯粹的音乐家。可惜的是我无能，否则我就会把木梆发展成中国的乐器，就会出钱把王大爹送到维也纳圣殿，让他去搞一场木梆独奏音乐会。但我没那个能耐……再说，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我本不应该怀疑周先生的感情，主持人说，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说的那个王大爹，对你母亲是相当不好的，每次开会斗争你母亲，他都故意拖延时间，让你母亲硬挺挺地站好几个小时，脚肿得皮肤都快胀破了。你不恨他？
蒋贵又用手刮头皮，不是一只手，而是两只手交替着刮。大概他有这习惯，使头皮上血液供应充足，虽是将近六十岁的人，头发还像年轻时候一样茂盛，而且头发留得很长，把耳朵全都遮住了。
他说，这些事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反正我从没在任何场合说过。我恨他？怎么可能呢！就算你说的前半部分是真的，我母亲当时吃了一点苦，可也帮助她强健了筋骨，她现在已快上八十，腿脚还相当灵便，腰板也没有佝偻的迹象。
主持人实在聪明，她听出了蒋贵说话的语气，蒋贵说“我恨他？”的时候，把“他”字说得特别重，尾音拖得特别长，她由此判断，即便蒋贵不恨王大爹，却可能恨别的人，于是直捷了当地问：你不恨你们队长，恨谁呢？
蒋贵愣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恨？……真要恨，也是恨我自己。走出大山也有了一点钱之后，我本来很想学会一门乐器，可那时候我都是多少岁数的人了，手指成了老树根，把全世界的顶级大师都请来教我，我也学不出个名堂。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说，周先生，你为什么一直不成家，能告诉关心你的观众朋友吗？
蒋贵又开始刮他的头发，刮了很久也没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