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塔感觉出沙玛想刺激自己，他就像大多数印度教徒一样，总是喜欢拿锡克教徒开玩笑。“沙玛专家，”布塔回击道，“你总是笑话锡克教徒。告诉你，只有非常自信的人才敢拿自己开玩笑。尽管现在我们只占印度人口的2%，但却可以统治这个国家：印度的总理，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可都是锡克教徒，前不久锡克教徒还成了印度总司令。”
沙玛被逗乐了：“贝格先生，你知道这些锡克教徒有多冲动吗？他们可以自嘲，却不能忍受别人笑他们。你问问布塔，为什么一有人对他说‘到正午十二点了吗’，他就会很生气？”
“我才不会生气，”布塔反驳道，“许多年前，我在苏格兰参加一次会议，其中一个受邀与会人员是孟加拉诗人贾希姆？乌丁。每天早餐时，他都会用带着孟加拉口音的印地语对我说：‘锡克教徒会在什么时候发疯呢？正午太阳当头照的时候。’而我就回他句：‘太阳当头照的时候。’然后他就解释说：‘这在我们国家可是个大笑话。’那个可怜的家伙，他始终没明白我是在模仿他的孟加拉口音，所以我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可为什么只有锡克教徒才对‘正午十二点’那么敏感呢？”贝格问道。
布塔答道：“我告诉你吧，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锡克教徒终于成功炸掉了木尔坦要塞，并且抓获了要塞的统治者们。过了几天，正好在正午过后，这个消息传到了拉合尔。兰吉特？辛格欣喜若狂，下令鸣礼炮，并给予获胜的士兵非常特别的权利，那就是可以强奸他们喜欢的任何女人，士兵们的确也这样做了。直到现在，非锡克教徒仍对‘正午十二点’这个词耿耿于怀，这就是原因了。”
“胡说八道，”沙玛很生气，“我教过好几年旁遮普历史，从没听说过这件事，这是你胡编乱造的。”
“但肯定有点儿联系，”贝格抗议说，“这种说法不可能毫无根据。”
“我可以告诉你们答案，”布塔说，“我是在土耳其访问的时候无意中知道的。有两位土耳其学生给我当导游，我叫他们讲一些土耳其笑话。大部分都跟我们的笑话很类似，都是关于愚蠢的统治者、戴绿帽子的丈夫和讨厌的岳母大人等等。然后其中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还有很多笑话都是关于一个叫拉兹的村庄，在里海边上，那里住的都是头脑简单的农民，一到中午十二点就头脑发热。我敢肯定，一定是穆斯林军队中的土耳其士兵，可能就是你们的祖先，带来了‘正午十二点’这个笑话，然后嫁祸于锡克人，他们以为大部分锡克人也是头脑简单的农民。”
“布塔，来点儿锡克人讲的荤笑话，就像旁遮普人说的那种。”贝格要求道。
这正是布塔一直在等的好机会，总算可以报复沙玛了。“太荤了，”布塔说道，“沙玛可能不爱听。”
“尽管讲，”沙玛说，“我不介意。”
于是布塔便开始讲了起来：“从前，有个锡克人应聘工作，面试的时候有三个考官，都是旁遮普印度人。他们决定要捉弄一下他。当锡克人坐在他们面前时，第一个考官说：‘我来模仿一种声音，你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会发出这种声音。呜，哐当哐当哐当。’
“‘那是火车的声音，’锡克人答道。
“‘非常正确，’考官又问道，‘是Rajdhani还是Shatabdi？’
“‘Rajdhani。’
“‘不对，是Shatabdi。’
“第二个考官接着对他说：‘我也来模仿一种声音，你告诉我们那是什么声音。呜，汪—汪—汪。’
“‘是狗叫声。’
“‘非常正确。是西班牙猎狗还是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
“‘错，是西班牙猎狗。’
“他们就这样一直问完所有问题。最后锡克人对他们说：‘你们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他们答道，‘问吧。’
“‘锡克人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画上女人的阴部，然后问道：‘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当然可以，”他们答道，‘这是女人的私处，或者用你们锡克教徒的话叫做阴道。’
“‘非常正确，’锡克人答道，‘那你们告诉我，这是你们母亲的呢还是姐妹的？’”
贝格哈哈大笑起来。沙玛却说：“不怎么好笑，我以前听你讲过很多次了。”
贝格一直大笑不止。有三个海吉拉斯（（作注：印度社会的一个特殊人群。一些男孩在十到十五岁时通过正式的宗教仪式被阉割，之后作为“海吉拉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婚丧娶的场合为主人新编，驱邪避祸。现在的印度社会对“海吉拉斯”印象不太好，社会地位很低。））经常到罗迪公园来，纠缠那些躲在灌木丛后面拥抱的情人，直到要到钱才离开。这时，他们也听见了从老人凳那里传来的笑声，认出了贝格，因为每当贝格之家举办婚宴和生日宴会的时候，他们都在大门口唱歌跳舞。他们走到老人凳前，开始拍着双手转圈。贝格很生气，拿出一张一百卢比的钞票，递给领头的那个，呵斥道：“快滚！如果你们敢再到这儿来，下次你们到我家门口去的时候，就把你们痛扁一顿。”三个海吉拉斯谢了他，扭头就跑了。
布塔忍不住说道：“贝格先生，你也很喜欢拿钱如此消遣？”
“怎么可能！”贝格大叫道，“不过，如果你想长点儿见识，我可以叫他们三个去你家，他们要的钱我来给。”
然后三个人互相道别，离开了公园。
第二天晚上，他们讨论了对假悲恸的看法。布塔给他们讲了那位什叶派异性朋友的事情，也转述了那位朋友说过的话。贝格首先表态道：“我们是逊尼派，不是什叶派。我们也会悼念在卡尔巴拉殉难的伊玛目侯赛因，但不会捶打胸脯，不会折磨自己。”
“我们也有殉道者，每个教派都有。我们纪念他们，但是不会把自己的悲伤展示给大众看。什叶派教徒肯定是唯一这样做的。”沙玛补充道。
“不一定，”布塔插嘴道，“我出生的村子位于旁遮普，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去世，当地的女人就会出来，一边捶打胸部，一边哭着喊叫死者的名字。有点儿恐怖，但这是风俗。要给她们钱，她们才会走。”
“那不是一回事儿，”沙玛打断他，“悲伤必须自然流露，不是假装出来的。如果是你身边亲密的人去世，你也会泪如泉涌的。如果你没有这样，那你就有问题。有些白人认为绝望地痛哭很不好，于是他们抑制悲伤，只有独处的时候才哭泣。有些人会在胳膊上套上黑袖章，或脖子上系着黑领结，保持好几天。不过，现在也没有这种习俗了。你要相信我的话，如果你抑制悲伤，不愿宣泄出来，那你心理就会出问题。现在有这么多西方人定期去看心理医生，这就是原因所在。你同意我的看法吗，贝格？”
“什叶派穆斯林不是唯一要进行哀悼仪式的，也不是最先这样做的，”布塔插话说道，“很久以前，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就筑了哭墙，那里比以色列现在占有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位置低一些。现在那地方已成为他们的朝圣之地。他们面朝墙壁，撕心裂肺地痛哭。哭泣的确可以让他们心灵放松。”
“这种说法有对也有错，”贝格说，“迦利布常提到职业哀悼者。他说，如果他付得起钱，一定常带一位在身边。他还写到流泪所起的净化作用：你流下眼泪，清洗身心，你变得纯净无比。布塔，我敢肯定你背得下来这几句诗。”
有些人从来不放弃任何炫耀的机会，布塔就跟他们一样，于是，他用乌尔都语朗诵了一遍迦利布描写眼泪的诗句，然后说：“好了，我们都承认哭跟笑一样好。现在我们该回家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了。”
2月14日晚上，沙玛的心情异常愉悦，恨不得马上告诉朋友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不多久，他们就见了面，寒暄完毕刚坐下，他马上就问：“你们知道吗？”
“知道什么？”布塔很配合地问道。
“我今天收到了四张圣瓦伦丁卡，有四位小姐说她们爱我。”
“那你跟她们上床了吗？”布塔问。
“我接着就去了可汗市场，买了四张圣瓦伦丁卡。告诉你们，这可真不容易。商家把卡片都藏到抽屉里，以防湿婆神军和青年民兵来人把他们的商铺砸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节日有违印度文化，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应该用武力镇压。那个小伙子认识我，所以才卖给我这些卡片，然后我就找来信差把卡片快递给了四位女士。”
“请给我启蒙一下，谁是圣瓦伦丁？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贝格说道。
于是布塔便开始对他启蒙，告诉他西方很盛行寄卡片：“有些话我们说不出口，可以用邮寄的方式传递。贝格，你从来不看英文报纸吗？每一页都满是爱的语言，有的很简单，有的用只有他俩能看懂的密语。这可是涉及数千万卢比的生意。我们印度人拥有学习西方人最恶劣习惯的天赋。沙玛，你是否同意我的说法？”
沙玛觉得布塔的话很不入耳，因为他特别看重印度的传统价值观：“过这个节也没什么害处，让一些人知道有人爱慕自己，这会让他们很快乐。比起在古代城墙上或树上写名字，或画一箭双心的图案，这样做的害处小得多。”
“都很愚蠢，”布塔断言道，“如果你爱某个人，就应该直接对她说‘我爱你’，人家不会介意的。有的人可能还会做出回应。但是让信差传送爱情，我实在难以理解。”
“这不是传送爱情，而是打广告，”贝格说，“爱情是个人的事情，非常私密的，不用去告诉全世界。”
“迦利布的诗中也写到了信使，但他们只送情书，因为那时还没有邮局，”贝格补充说道，“不管怎么样，沙玛，你给那几位女士寄了昂贵的问候卡，你就没与她们做点儿什么事吗？”
“什么都没做，”沙玛说，“寄卡片并不表示要做什么事。”
“湿婆神军和青年民兵不准商贩卖这些无意义的卡片来赚钱，那你为什么又反对他们这种做法呢？”贝格问道。
“因为这不关他们的事。钱是我自己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沙玛答道。
布塔打断他们的谈话，说：“这次我同意沙玛的观点。那些家伙就是印度的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强迫女人穿罩袍，如果她们穿牛仔裤就会遭鞭打；如果她们通奸，抓到后就用石头砸死。而印度这些家伙则是殴打他人，毁坏他人的财产。他们对科纳拉克和卡杰拉霍的夫妻性爱雕塑没有意见，因为那是印度古代的艺术杰作，但画家侯赛因只是画了裸体的印度女神，他们就会破坏他的展览，起诉他犯了罪，迫使他流亡到了卡塔尔。侯赛因也许是在世印度艺术家中最伟大的画家，却遭受这种对待。照我说，现在就要把这帮人粉碎了，否则以后他们就会把我们粉碎了。我要朝他们脸上吐唾沫，朝他们屁股上吐口水。”
“冷静点儿，”沙玛说，“圣瓦伦丁节可不是这样庆祝的。回家吧，写一封长篇情书，献给愿意读的人。”
“日落俱乐部”2009年2月14日的小聚就这样结束了。
2月份还剩半个月，“日落俱乐部”几名成员的公园聚会不再那么有规律了。15日那天，他们仨还都在场，可是第二天布塔却没到。贝格问道：“布塔怎么了？”
“不清楚，”沙玛说道，“我让仆人去找找看。”
到了17日晚上，布塔还是没来。沙玛告诉了贝格原因：“他哥哥昨天去世了。”
贝格用乌尔都语吟起诗来，然后解释说：“这诗的意思是说，真主赐予我们的，最后又会回归真主。我们穆斯林听到死讯时，就会吟诵这句诗。他是生病去世的吗？”
“他比布塔大两三岁，已经坐了五年多的轮椅。耳朵不好，口齿也不清楚。他妻子和四个孩子日夜轮流照顾他。对一个生命只剩几年的人来说，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呢？”
贝格断言道：“他肯定是个又善良又虔诚的人。”
“有件事很奇怪，”沙玛说，“他很想念唯一的女儿。女儿住在美国，是位大学教授。他的健康状况刚开始恶化，家人就捎信给那个女儿，叫她回来。尽管还在学期中间，他女儿依然请了假飞回父亲身边。奇怪的事情是，他女儿大约是在下午六点抵达德里的，半小时后到家，刚握着他的手，他就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似乎他一直在等待女儿，一定要见到女儿才能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贝格说：“我也听说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总是要见到自己挚爱的亲人，才会离开这个世界，而上帝总会满足他们最后的愿望。”
接下来的两晚布塔还是没来。贝格问：“锡克教徒要守灵多少天？”
“他们和印度教徒一样，”沙玛答道，“最后的祷告到来之时，可能是第四天，也可能是第十天。但是布塔从来不信奉宗教礼仪，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你永远搞不懂他会怎么做。”
四天后，布塔不慌不忙地出现了。贝格向他表示了哀悼之意。布塔对他们的问候未予理睬，说道：“在最后这五年，他和死人没什么分别。现在，这事对他和他家人都是一种解脱。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阿米塔？玛利克和维克多？基尔南也死了。”
贝格说：“阿米塔是谁？我应该知道她吗？还有，基尔南先生又是谁？”
“你是住在火星上吗？”布塔不悦地说，“随便问问哪个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他都能告诉你。阿米塔？玛利克是印度最著名的广播电视评论家，她是印度教教徒，嫁给了旁遮普的一个穆斯林。至于基尔南，他是最优秀的乌尔都语诗歌翻译家，译过米尔扎？迦利布和巴基斯坦侍人法伊兹的诗歌。他是苏格兰人，在拉合尔生活了很多年。他的翻译作品在所有书店都能买到。”
“我向他俩表示歉意，”贝格说，“我很少听广播、看电视。我能读乌尔都语版的迦利布和法伊兹的诗歌，干吗还要去读英译版呢？”
“说得很对，”沙玛说，“布塔，像你这样的家伙，只懂一点点乌尔都语，只好读读翻译作品来炫耀你的知识。”
布塔可不会任由沙玛嘲笑，他反驳说：“沙玛，至少我买的书都读过，不像你那样把书堆起来喂白蚁。”
贝格大笑起来：“我一本英文书都没有，白蚁又不认识乌尔都语，所以那些书都没事。”
等他们起身准备回家的时候，贝格说：“真主见证，如果你们不来公园聚会，我就会闷闷不乐，吃晚饭都不香。”
布塔回应说：“贝格先生，我们几个都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们的聚会总有结束的那一天。”然后他吟诵了一首旁遮普诗歌：
夜莺不会一直啼转；
春天不会一直绵延；
快乐不会一直存在；
国会里的声音也不会一直流传。
“真棒！棒极了！”贝格使劲鼓掌，“但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一定要常见面。”接着他吟诵了阿巴克？沙二世的诗歌：
我祈求长寿，
只得到四天：
两天在期待中流逝，
两天在等待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