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在学界诸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本刊已出满10辑了。在此，本刊全体同仁向多年来鼎力支持本刊工作的学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真诚地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为推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事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文学的‘民国机制’研究”是本刊着力打造的栏目。因为这一视野的提出对当下艰难徘徊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不啻为一种有效的突围。本期李光荣的《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游移与中华民国文学史的缺位》一文，虽然构思于2004年，但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合理之处。汤巧巧的《“民国文学”或者“民国机制”》则是对这一视野的直接呼应。当然，我们也欢迎持不同意见的学界同仁参与其中，无论是支持还是驳难，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平等的对话，我们都竭诚欢迎。真理在争辩中明晰。
“文学史研究”是我们的重点栏目。冯铁的《从奥匈帝国边缘到新文学中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传播者的记者、翻译家卡尔玛》一文，将一个为文学史所忽视但却对中德文学交流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播者卡尔玛从“边缘”拉到了“中心”，使我们对这位杰出的文化使者及其贡献素然起敬。易彬的《论20世纪40年代的穆旦批评空间》与白贞淑的《1956年“百花时代”中的〈人民日报〉副刊与诗歌》，以充分的史料和翔实的分析为读者理解40年代与50年代的批评生态提供了具体且富有反思意义的个案参照。沈庆利、梁华的《论谭正璧的历史小说》与任冬梅的《浅析梁启超眼中的科学小说》，选题新颖，论述细致而有新拓，颇为可喜。
2011年4月，海峡两岸现代文学界的部分学者汇聚四川大学，就百年中华文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辑“海峡两岸百年中华文学演变专题”中所收录的论文就是这次研讨会上交流的部分优秀成果。蔡震的《“桌子们开始跳舞”——郭沫若与创造社的方向转换》与陈俐、王海涛的《移孝作忠与儒学复兴——以抗战时期郭沫若和马一浮讲“孝”为个案》，为人们重新认识郭沫若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提供了新的视点。台湾学者李宜涯的《给“标准青年”看的小说——〈青年进步〉初期小说之分析》与曾阳晴的《两条救赎的河水——张资平〈约檀河之水〉与北村〈施洗的河〉比较研究》，或剖析基督教青年会所创作的给现代青年看的文艺小说是什么，或比较张资平与70年后北村小说创作之异同，都给人以启发。李祥林的《“文学革命”呼声中的戏剧新、旧之争及其影响》，亦值得一读。廖久明的《也谈〈铸剑〉写作的时间、地点及其意义》则再次施展了他擅长考据的才华。
老舍与赵清阁的特殊情谊许久以来为人们所讳言，直到近几年来才有所涉及。经多年努力，傅光明出版了他的《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往不为人所知的老舍世界。它的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同样，史承钧的读后感与陈思和的《序》也会引起学界的进一步思考。这也是我们以“编者按”的形式隆重推出的重要原因。
“新作荐评”是我们的保留栏目，这里推荐的是几位中青年学者的力作，他们为学界做出的努力值得我们肯定。这一栏目我们打算长期办下去。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发一组别开生面的文章以示纪念。其他论文亦各有心得，值得关注。
望朋友们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努力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