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在评价瓦窑村的改革经验时说：“它给人一种春风扑面的感觉，瓦窑村的实践，在确保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做到了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改革所展现的美好前景，这个前景让人心驰神往。”
在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之初，瓦窑村也曾发生过许多趣事，那时，只要看到干部和测绘人员进村，有的村民就赶紧锁上门躲到别的地方。甚至还有人对村支书唐朝阳说，我晓得你们政府又想来搞拆迁，又要拆我们的房子，征我们的地，所以才来丈地……
为了让群众理解确权的意义，自觉地参与。兴隆镇别出心裁地发动了小学生，镇中心小学除了给学生们讲解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外，还给学生们出了一道题：你家有多少土地承包，你们家的宅基地有多宽，你们家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并要求孩子们画出来……于是孩子们都回家去问家长，慢慢地，许多村民都知道要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了。
瓦窑村还学习电视台的做法，搞起了“开心辞典”，围绕产权制度改革拟出了许多问答题，答对的可以得到半公斤猪肉或一把挂面，于是村民在欢声笑语中懂得了“确权颁证”“市场要素”“土地流转”的意义。
确权颁证的工作按部就班地展开了，但村民们又有了新的意见。
有人说，1998年实行二轮承包时，规定的承包期限是30年，现在仔细算一算，这30年只剩下18年了，是不是18年后又要调整，又要推倒重来？那时的地还是自己的地么？于是，村民们纷纷要求政策保持稳定性。
但是，咋样才能保持稳定性呢？
村民卢万登开的小茶铺是村民们常来喝茶摆龙门阵的地方。2009年3月的一天，退休教师王永远到这里喝茶时，谈到他曾经仔细研究过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现里面有“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句话，认为这句话里大有文章可做……在村民们的眼里，王永远是个“明白人”，脑子灵活，办事公道，古道热肠，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话马上得到了卢万登的响应，卢万登兴奋地把王永远的想法告诉了喝茶的村民们，大家纷纷表示拥护。把意见反映给了村支书唐朝阳，唐朝阳立刻向上级党委和政府汇报，上面回答“可以大胆尝试”。
当时唐朝阳也曾产生过顾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确权从30年改为“长久不变”，自己会不会因为“用力过猛”而“下课”？但转过来一想，“真正有利于村民的事就值得去冒险，大不了这个支书就不当了！”
于是他决定“顺应民意”，采纳群众的意见，把30年改成“长久”两个模糊的、没有具体期限的文字，并且实行了“生不增死不减”。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让老百姓放心，安心搞生产，又能让前来进行土地流转的企业放心长线投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我们的做法既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也可以说是打了‘擦边球’吧！”唐朝阳说。
于是，按照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部署，自2009年5月以后，瓦窑村便开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长久不变”进行了大胆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唐朝阳感觉到，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很多矛盾都难以解决。仅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方面，全村2360人只有2132亩耕地，人多地少、生多死少，100多名新增人口一直没有分到承包地，但如果进行土地调整，给新增人口分配承包地，由于打破了原有的生产格局、再加上本轮承包期未满等因素，也会引发一系列尖锐、复杂的问题。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而“长久不变”又涉及每家每户的长久利益，起点必须公平。过去的承包地不是按面积划分而是按产量划分的，面积有大有小，从长远看来，在土地流转或土地被征用时（这些都是按面积补偿），就会产生不公平的矛盾，这又怎么办？
凡此种种，他多次组织村、社干部进行讨论，都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后来，在双流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唐朝阳到都江堰市进行了学习考察。都江堰市成立村民议事会、监事会解决各种难题的做法，大大启发了他，于是通过海选，瓦窑村也成立了村组议事会。议事会成员也被村民们称之为“议员”，对选举“议员”村民们十分重视，比村委会换届还“庄严”，有的村民拿着选票去一边填，小心地不让人看到自己到底选了哪一个。
议事会在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并深入进行思想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形成了解决承包难题的决议：从有地村民中调出部分承包地，承包给2008年9月30日以前新增的无地人员，此后在本轮承包期限内集体不再为新增人口分配土地，但新增人口可以享受集体资产收益分配。这个决议既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法律规定，又解决了新增人口有户无地的难题，得到了村民的广泛认可。
至于“长久不变”涉及的利益问题，解决的方案是：村民仍旧各自耕种现有的土地，耕种收益归其所有，而各种征占补偿、流转收益和国家按耕地面积发放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如耕保金）则由确权到户的农户享受。
2009年6月，瓦窑村在完成了耕地面积实测之后，进行“确权颁证”，确权颁证的内容包括：给集体经济组织颁发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集体林地使用权等证书，给农户颁发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集体林地使用权等证书。
在确权颁证时，瓦窑村重新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面的承包期限由过去的“30年”一律改为“长久”。在瓦窑村，我特地拜访了一些农家，小伙子刘彬的家便是其中之一。刘彬本来一直在城里打工，最近开了农家乐，面积共两百多平方米，装修一新，厨房是“标准化”设计，不但很干净，而且洗菜分荤菜池和素菜池，洗碗有“一洗二清三消毒”三个不同的工序。
刘彬的房屋是2007年搞新农村建设时新修的，过去是“茅草棚棚笆笆门”。他一直保存着老房子的照片。他说：“1995年结婚时都没有一间新房！”他把结婚时土砖房的照片找出来让我看，“老房子不光旧，而且地势低，又在河边，老是被水淹，前前后后重修过三次，直到近几年搞新农村建设，才有了像样的家。”
我问他：“土改时你家划的啥成分？”
小伙子尴尬地笑了笑，“不晓得……得问问妈……”
的确，30来岁的他，基本上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成长，没有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成分定终身”的年代，阶级成分在他这一代人的观念里已经很模糊了。
我又问他：“在推行城乡统筹前你的生活怎么样呢？”
他回答得仍然有些模糊，只说唯一记得的是，妈妈干活时把他装在竹筐里丢在路边。初中毕业后便跟着亲戚到河南打工，干的是炒瓜子、做沙发等活路，总之啥都干，干了几年回到成都后在一家企业搞橱柜安装，干了6年，每月工资1000多元。
家乡搞起了新农村建设并开发旅游后，刘彬回了家。回家后他没有种地，推行城乡统筹后他家的两亩多地全部出租，一年可以得到4000多元租金。他拆去旧房，新修了小楼。修房花了11万多元，政府补偿了8万多，自己只掏了3万多元。至于农家乐的生意呢，目前是有喜有忧。喜的是，从元月至5月收获草莓的季节，农家乐的生意不错，一个月的纯利润可以达到五六千元；忧的是，收获草莓的季节一过，客人少了，生意也清淡了，又得出去打工。因此他极希望村里能开发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让游客们常年都能前来游玩，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出去打工了。
曾长期在城市里打工的刘彬并不留恋城市，“我觉得在家里干活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现在的政策好，城乡间的不同只是城里的房子高一点，我们这里的房子矮一点。我们这里离成都和华阳镇都是20公里，是成都的后花园，空气比成都好得多。现在一些城里人想到农村买房子，这不行，农村的土地要保护，是不准拿来搞房地产的……”
说到最后一句话，刘彬的神情流露出自豪。
“你家里有几口人呢？”我问道。
“4口人，妈、我、爱人和娃娃，爱人在当护士，每月1000多元，儿子5岁半，在上幼儿园，快进小学了，父亲得了尿毒症，2004年走了。那时我们这里还没得医保，他一周要透析两次，500多元一次，从发现有病到去世只有两个多月……现在我已经给娃娃买了10年保险，今年争取把妈的医保也解决了。”
谈话间，刘彬的妈妈周国芳回来了，55岁的她，脸上没有多少皱纹，头发仍然浓密，只是绝大部分已经变成了银白色，但谈话和举止都很利索，勤劳的老人刚才利用空闲时间去村委会打扫清洁了。
我提起刘彬不知道家里过去的情况，周国芳笑了，她回答道：
“我娘家是贫农，家里五姊妹，我行三，老公家比我们家还穷，他14岁就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自己耖田，还帮人放牛。当时我也在放牛，冬天常到他那里去烧喂牛的热水，他很照顾我，常给我帮忙，一来二去两人就熟了。我看他勤快，又觉得他很造孽……后来他爷爷介绍，我就同意了。结婚那天，连煮饭的米都没有，靠娘家人拿米来才煮了顿饭……第二天又没米了，以后也全靠娘家人帮忙。”
回忆起年轻时的爱情和苦难，周国芳的声调很平静。
“他家是三兄弟，他是老大，我嫁过来时，弟弟一个16岁，一个13岁，都要靠人养活，我们只有攒劲干活。那时女人的工分评得低，一般每天只有7分工，男劳力是10分工，10分工也只有几毛钱，我天天和男人一样拿根扁担担粪，也只评了8分工。生娃娃后我背起娃娃干，两个人攒劲挣工分，几年后慢慢有吃的了，不饿饭了……现在日子好了，他又走了……”
说到这里，周国芳平静的语音颤抖起来，她沉默了。
大概为了转移母亲的情绪吧，刘彬连忙拿出了推行“城乡一体化”后给他家颁发的户口簿和“五证一卡”。户口簿的封面上写着“居民户口簿”，而不是“农民户口簿”，在职业那一栏里写的是“农业劳动者”而不是“农民”——这一切都意味着，“农业劳动”只是刘彬一家人的职业，而不再是“世袭”的某种身份，刘彬全家已经从“农民”变成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市民”。
打开粉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承包期限”那一栏里赫然写着“长期”两个字，这是瓦窑村农民的创新。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有“耕地保护合同”“瓦窑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股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至于“卡”呢，就是一张耕保卡，每年的耕保基金都直接打到卡上。
基层干部们说，这几个证要值几百万哩，有它们就可以直接抵押贷款了！
最后，我突然发现刘彬还有三张蓝色的社保卡，看见我注意这几张蓝色的卡片，刘彬笑了，他说：“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没有办社保，想不到现在我、老婆和妈都已经办社保了，原来是老婆办的……”
镇干部们告诉我，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这里考察时，曾嘱咐他们不要把宝贵的土地资源拿出去让别人来经营，要自力更生探索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如今瓦窑村正在筹办现代农业发展公司，准备种植各种高档蔬菜，与此同时，还要发展有机草莓以及高端旅游。这样一来，刘彬的农家乐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他的心愿有望实现了。
◆艰难的“回头看”
2010年春天和夏天，成都市各区市县都在忙碌地搞“回头看”：村办公室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报表、图册，还摊开了大大的地图，工作人员们低头计算着、写画着；测绘队员和各村社长、组长、议事会成员、户代表在地里一块一块地实地丈量；村支书、村长们个个熬红了双眼，从早忙到晚，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不少基层干部叫苦连天，有的甚至闹着要辞职。
“回头看”是2010年春节后开始的。
何谓“回头看”？为什么要搞“回头看”？
“回头看”就是要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宣传是否家喻户晓，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是否真正到位，农民的“五证一卡”是否颁发齐全，是否真正做到了土地、台账、证书、合同、耕保基金“五个一致”，民主管理机制是否完善，如此等等。“回头看”验收严格，目的是要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至于搞“回头看”的原因则在于，成都市委、市政府经过明察暗访，发现在前一阶段的确权中，有的地方在“走过场”，在应付，丈量土地时马马虎虎，工作不认真，不逗硬，以致造成皮尺量出的土地和卫星定位确认的不一致；有的地方嫌麻烦，用“确空权”的办法敷衍上级，掩盖矛盾，即动账不动地，组里把土地总面积按人头平均，耕种的承包地却依然不变，耕保金也平均分配。这些做法虽然表面上“推行顺利”，暂时避免了一些矛盾，但却造成了农民手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载的面积、地块、位置与实际严重不符，不但失去了产改的权威和意义，也留下了大量后遗症。
以彭州市的军乐镇为例，确权时就采取了“确空权”的办法，2009年有经营者要对军乐镇乐兴村上百亩的土地进行流转，在同村民谈判租金时，矛盾出现了：“到底应该按产权证上的面积付租金，还是应该按照农民实际耕种的面积付租金？”矛盾使得土地流转最后流产。
在“回头看”中，军乐镇推倒重来，花了三个月时间重新测绘土地，重新完成确权颁证，才终于让这项工作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前一阶段工作做得扎实的，在“回头看”时只需要进行一些局部的微调和完善，比较简单；而一些煮了“夹生饭”的地方就很麻烦，做不到“五个一致”的必须返工，村干部、村议事会成员要带着皮尺、带着测绘队伍重新丈量土地。返工活难做，许多地方上上下下忙了四个多月才完成。2010年5月在双流县永兴镇采访时，我曾和村社干部们进行过一次有趣的座谈，一些人对“回头看”颇有微词，在座谈会上倒起了苦水。
一位名叫高利勤的组长说：“我们搞产改时本来比较顺利，田地部分矛盾并不突出，但上图后问题出现了——一部分土地流转出去成了鱼塘，不能再算作耕地，去年鱼塘是领了耕保基金的，今年没有了。这些鱼塘要重新恢复成耕地也很不好办。老百姓们说，当初是你们动员我们把土地流转出去的，现在咋又不承认了？我们想把全组的耕保基金拿来平均分配，但政策又不允许……我觉得，要让100%的人满意根本不可能，能有90%的人满意就很不错了！”
另一位名叫徐大金的社长，已经60多岁，满头白发，瘦得两个腮帮都凹陷了进去，他的第一句发言就是：“可能明天我就不当这个社长了！”然后接着讲，“我70年代就开始搞农村工作，整了几十年，累死了！每个月400元补助，我打电话就要用750元，另外还要坐车子，群众还说我们‘吃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