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喏，若梅，你吃。”李宗仁缓缓递过一只小碟。那是一只制工很精致的景德镇青花梧桐瓷碟，里面数十粒白生生的五香瓜子仁，是李宗仁刚刚嘴手并用剥出来的。他太爱这年轻美貌的妻子。他把她当成小孩，当成忘年之交，生活中的新伙伴。除了按摩，讲故事，他还常为她砸核桃仁，剥瓜子，甚至扣纽扣。结婚这些天来，他们形影不离。
这是在自北京开往北戴河的一趟专用列车上。中间这节车厢太为特别，除里外都打扫得非常干净外，抽纱窗帷上贴着大红的“喜”字，雪白的台布上贴着大红的“喜”字，锃亮的灯罩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崭新的枕巾上也印着大红的“喜”字。
1966年的7月，中国大地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号角频吹，杀声四起。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像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大地震。“四旧”是什么？没有具体的规定，因而，其范围之广，似乎一切传统的习俗，一切于红卫兵小将不顺眼的事物，都与“革命”相悖，都在该必除之列。这自然也包括民间的婚丧习俗。“结婚”嘛，理当是“革命需要”、“革命结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还有什么必要张灯结彩呢！所以，李宗仁和胡友松的那节专车，显得太不合时宜。好在是特别保护，不然，准会让车站里的红卫兵，又立下一次“破四旧”的大功。
“德公，您干吗老给我剥瓜子，自己不吃？”胡友松将那只青花梧桐小瓷碟接放在茶几上，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李宗仁。不是受宠若惊，确实是一种感激。她活了27岁，以往那不短的岁月里，她只有服侍人，很少被人服侍过。自结婚以来，她却每每都被人服侍，被人尊重，被人关照。她觉得结婚使她走进了一个幸福的乐园，一个童话般充满温馨、充满新奇、充满爱的天地。
“你吃，你吃。我就喜欢嗑。嗑瓜子对牙齿是一个考验。能嗑瓜子，说明牙齿还没朽，还有力量。”李宗仁一边说，一边又嗑起来。
“李先生，请问，中餐是要鸡蛋肉丝面，还是要米饭、炒菜？”列车服务员彬彬有礼地走进来，把手上那讲义夹夹着的菜谱，递给李宗仁。
“若梅，你喜欢吃什么？”李宗仁不假思索，也没认真地看看菜谱，便把它递给了胡友松。
“我喜欢吃饺子，还要一碗三鲜汤，再来些罐头酸。”胡友松没有看菜谱，便信口说了。她似乎觉得这也应该和在家里一样，爱吃什么就有什么。
服务员稍稍迟疑了一瞬，即刻就笑着说：“行，请稍等等，我们马上做。”
列车在华北平原上不急不缓地东行。铁道两房的白桦树，齐刷刷的，远远看去，像一堵墙。平展的田畴里，小麦刚刚收过，棉花却绿绿绒绒。打场的地方，与以往不同的是都插上了红旗。红旗旁，都立着一块毛主席像牌。人们要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看看农民们的丰收。
胡友松把身子倚在窗边，一头秀发，随风轻轻地飘动。她着一身淡紫色的西服裙，与李宗仁相对而坐，情绪很好。这种专供首长享用的特别专列，不说受用，她甚至从来也没见过。
一条田间小道，跨过铁路，自南向北延伸，曲曲弯弯，消失在绿丛里。一个约莫6岁的小女孩，用扁担担着两个竹篮。一只篮子里放着个大瓷壶，另一只篮子里是一只烧得黑咕隆咚的饭锅。看样子，她是去给大人送饭。日上三竿，已经是12点钟光景了。她艰难地在小道上走着。路并不崎岖，但对于她来说，那肩上的担子似乎太重。忽地，那小孩不知绊上了什么，一跤摔倒在田埂边，瓷壶里的水，洒了一地。
“呀！”胡友松下意识一惊。车，轰隆着前进，这场景，一晃便过去了。她没有听到那女孩哭，也没有看到那女孩怎样爬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令人不快的镜头，使胡友松大为扫兴，那只拈着瓜子仁的手，不自觉一松，瓜子仁落到茶几上。她没跟李宗仁说什么，便若有所思地闭上了眼睛。
大概是自身的经历使她每每动恻隐之心，她特别怜爱那些可怜而又可爱的小孩子。
胡友松1939年出生在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她和一个弟弟。日子虽不富足，但和谐且能温饱。胡友松自幼长得天真可爱，父母都很喜欢她。然而，人世间时有飞来横祸，胡友松4岁时，日本鬼子一次野蛮的空袭，使她那个幸福的家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父母和弟弟都倒在血泪之中，含冤九泉。胡友松当时根本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一声巨响，一股强大的气流，把她震昏过去。当她许久后醒来时，才发现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自己也周身是血。惊恐和痛苦，使她哭哑了嗓子。她呜咽着爬出废墟，在弥漫着尘土硝烟的瓦砾中，艰难地寻找着救命恩人。
她到了红十字会的孤儿院。她不知道怎么到了这个地方，又是谁带她来的。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太陌生，都觉得太可怕。这哪是她原来的家？于是就那么怯生生地领着孤儿院的那份赖以生存的“救济食”，茫然无知地生活下来。4岁，人还没有丰富的思维，也还没有足够的记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一天，一个眼睛带着血丝，神色仓皇的中年妇女，在孤儿院外面辗转徘徊，不时停下脚步，左右打量着她。她和孩子们正在做游戏，谁也没有注意院墙外有人。不知道那妇女在院墙外徘徊了多久，她忽然急匆匆地跑进院门，冲到那一群儿童中，一把抱起胡友松，动情地亲着那白嫩的小脸蛋，眼眶溢出泪花，嘴里喃喃地说：“我的乖乖，我把你丢好几年了，现在总算找到你啦。快，跟妈妈回家吧！”那中年妇女不管三七二十一，抱着胡友松，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孤儿院。
胡友松怎么也记不起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才离开妈妈不久啊！妈妈到哪儿去了？可眼前这位妈妈，情真意切，泪水盈盈，抱着她一边跑一边从衣兜里掏出几颗糖来，塞进她的嘴里。糖啊，真甜呢。在孤儿院里，好久没吃到这么甜的糖了。所以，胡友松没哭，也没有挣扎。
胡友松从此便又有了家，有了一个相依为命的母亲。她虽然从心底里确确实实地知道，这并不是那个生她奶她的母亲，那个母亲，已经倒在血泊中早就不省人事了。她曾经哭着去拉扯母亲，使劲捏她的手，对着她的耳朵叫喊，她都没有回答。可是，这个妈妈也很疼她，关心她。
妈妈在南京新街口一家饭店的经理家当家庭教师。
经理姓卞，有好几个儿女，都比胡友松年纪大。妈妈给卞老板的儿女们讲课时，胡友松在一旁听。几位姐姐到南京大学附小去上学，胡友松也跟着去。傍晚放学后，她又跟着那几位姐姐去逛夫子庙。胡友松觉得日子过得还愉快。胡友松一上学就念二年级，也许是在家里有妈妈辅导，学习总算跟得上。可好景不长，刚要上三年级时，胡友松患了百日咳，她只得辍学在家治病。
20世纪40年代的南京，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不安宁的地方。日本投降前，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鱼肉百姓；日本投降，蒋介石“还都”后，军政界的互相倾轧；国共重新开战后的风风雨雨，把南京扰得总那么乌烟瘴气。但无论怎么说，南京还是南京，当时中国的首都。可南京毕竟属于长江流域，属于江南。天下有水土之说，中国有南北之分。北方人习惯了黄河流域那干爽的气候，吃惯了高梁、山药蛋、玉米面；到南方来，总有些不适。胡友松的养母是北方人，是流落到南方来的。她长得有几分姿色，曾经是蹂躏北方、督理山东的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
张宗昌何许人也，民间称他为“三不将军”——不知手下有多少枪，不知库里有多少钱，不知家里有多少姨太太。1928年，张宗昌被蒋、冯联军击溃，兵败山倒，那么多姨太太怎么顾及得过来，胡友松这养母便是失散之人。后来，又听说张宗昌在济南被刺死，她便打算到南方安家，靠当家庭教师、做些针线或是当当接生婆来维持生活。接养了胡友松后，母女俩本可在南京安定下来，无奈水土不合，加上南京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谋生越来越难，她左思右想，还是决定离开南京，到北平投靠一位远房亲戚。1947年，她带着8岁的胡友松来到北平。那时，李宗仁正好在北平行辕当主任，是当时北平的头号长官。8岁的胡友松，做梦也不会想到，19年后，她竟然当上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
1947年的北平，自然也不是平静安乐的绿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胡友松辍了学。那年月，一般百姓都无法供子弟入学升造，更何况胡友松和养母这样的孤儿寡妇。要说寡妇，胡友松养母并不寡，她有个姘夫，叫胡勇义。他们虽然不常在一块吃住，但他承认他是她的丈夫。胡友松在南京时叫若梅，于是便冠以胡姓。
胡友松才八九岁，养母便开始利用起她来。因为她漂亮，大方又大胆，在西石库后面，被打扮成小洋人的胡友松，开始用金圆券换袁大头，干起倒手赚利的生意来。她人小脑瓜子可灵，今儿卖出，明儿买进；高价卖出，贱价买进，一年多工夫，她赚了一大箱银元。
钱尽管得，利尽管赚，胡友松却是无权享用的，她什么时候才算还清了养母的操心费和饭米钱？不过，她倒是因为做黑市买卖，捞了几身好衣服。今天是西洋的布娃娃，明天又像个东洋的小姑娘。一顶盛锡福大毡帽，一套日本和服大裙，颇有点像《打渔杀家》里的角色，常在北海、中南海间穿行，时而还受一位叫刘伯伯的人委托，去西单洋杂店送信（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地下党的人叫她干的）。胡友松这样奔跑了两年多，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的部队全部改编。
天变了。这时，胡友松刚刚10岁。这岁月像朝霞。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胡友松和邻里的小朋友们一道扭秧歌，一道欢迎进城的解放军。过早地炒银洋，做黑市的她，又恢复了本能的天真。可是，她却不能和伙伴们去上学。她向养母请求，她要念书。养母却恶狠狠地说：“你父母没给你留下学费钱！”她哭，她闹。答复她的是竹鞭，是棍棒！
她奇怪养母为什么也变了，变得截然不像那年在孤儿院里刚见到她时那么和善亲切了。从那时起，她觉得养母开始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目光来审视她，像债主看一个欠债的人。
“若梅，你在想什么？怎么不吃瓜子了？”大概是年纪大了，看晃动的东西眼睛容易昏花，李宗仁不敢多看车窗外掠过的景物，因而没看到刚才那“童稚携壶浆”的一幕。他一面嗑瓜子，一面凝眸相对而坐的妻子。他喜欢看她那正直的鼻梁，那溜圆乌亮的大眼睛，还有那一头瀑布般的秀发。
“没，没什么！”胡友松这才从往事的回忆中警醒过来，“我刚才，看见铁路，不，铁路外面的田埂边，有一个担着担子的小女孩摔倒了……怪可怜的。”是触景生情，还是往事不堪回首，胡友松话语有些打结，眼眶也湿润了。
“你，真是个观音菩萨。”李宗仁把目光从胡友松身上收回来，感慨地呷了一口茶。他喜欢喝茶。红茶、绿茶，他都喜欢。年轻时在广东驻防，连“功夫茶”他也喜欢。
“您也是观音菩萨。不，不，您是关公脸，菩萨心！”胡友松拈起一粒瓜子仁，也不往嘴里放，又说：“你给我讲过故事：那年，你还在当旅长时，在桂东南一个什么地方，为严明军纪，你下令处置过一个被抓回来的逃兵。你为这事难过了半个月。”
“是啊，人心不是铁做的。每想起那件事，我心里总不好受！所以事隔几十年了，我还专门讲给你听，我这是一种忏悔啊！”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胡友松见李宗仁那倏忽由晴变阴的脸色，她深怕引起丈夫的难过，便赶紧把话题岔开去，“您看，车快到彩亭桥了。”
李宗仁喜欢回忆往事，胡友松则怕他沉溺于过去。人老了，回忆往事时，常常难于自已，有时激动喜悦，有时感慨唏吁。当然，李宗仁毕竟能克制，他顺着妻子的意，把话题打住，转身朝车窗外望去。7月的华北平原，果然是生机勃勃的火热季节，打场的，下地的，赶车运粮的，烈日下那些扎着白头巾，穿着青布衫的农民，一个个脸膛红得发紫，亮得流油。夏收夏种，农民一年的节骨眼啊！“农民真辛苦！”李宗仁感慨地说，“我小时跟大人下田干过活儿，南方的农民，有时整天泡在水田里，比北方农民更辛苦。”
“农民真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在农村医疗队的时间虽不长，只到过通县、延庆和怀柔，但几处的农民都诚恳，最体谅人。”胡友松和李宗仁一下把话题扯到农民，拉到农村，气氛由是为之转变，情绪像消除了阻滞重新启动的车，渐渐地又顺畅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