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出版。这是一本用讽刺笔法写成的散文随笔，从文人应具备何种资格、气质、修养到如何生活社交、著作出版、如何宣传等，以辛辣的笔锋揭露和讽刺了文坛上种种恶劣的手段和行径，为读者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内幕的一角，所以，《文坛登龙术》引起了文坛上各路文士们的注意。林语堂怀疑野容就是章克标的化名，用《文坛登龙术》来报复《人间世》，抢走《论语》的读者。
《人间世》发刊时，林语堂也是对各派作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创刊号上公布的特约撰稿人有49人之多，当年的知名作家大都罗列在内，如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徐懋庸、朱光潜、黄庐隐、郁达夫、废名、傅东华、丰子恺、阿英、徐、李青崖、简又文、陈子展、刘大杰、全增嘏等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或学者。《人间世》畅谈小品文的特性，林语堂为此亲自撰写了《人间世·发刊词》、《说小品文半月刊》、《论小品文笔调》、《说个人笔调》、《论玩物不能丧志》、《说自我》、《关于本刊》、《小品文之遗绪》、《再谈小品文之遗绪》等多篇文章。其主要内容论说了：(一)小品文取材的广泛性："宇宙之大，苍蝇之微"；(二)小品文的特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三)小品文的性质："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四)小品文的笔法："提倡小品文笔调"。林语堂还借鉴西方小品文和我国古代的小品文的传统，做到"融会古今，贯通中西"。他还在1934年建议重印《袁中郎全集》。该书由刘大杰编订，林语堂校勘，胡适、郁达夫、阿英和刘大杰等人分别作序。此书出版后，颇受社会文化界人士的欢迎。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便有了五种翻印本，出版数量达五万部以上。
《人间世》由于刊登了不少的小品、杂文和游记，这些文章中有的反映了对现实人生的不满和感慨，有的畅谈了读书的艺术，有的是对人物的传记和印象记，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真实性和史料性，且还具有朴实、清新的特点，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所以，有人说1933年是"幽默年"，而1934年则是"小品文年"。当然《人间世》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左翼作家对《人间世》表达不满时，林语堂写了《方巾气研究》和《母猪渡河》，分别发表在《申报·自由谈》和《人间世》上，把骂"幽默"的人，比喻成蠢猪。
五、与鲁迅再次"疏离"
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倡导"幽默"，一时幽默成风，以至于1933年被称作"幽默年"。宋庆龄和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是同盟的宣传主任，鲁迅是委员，这两人"化干戈为玉帛"，重新携手，联系也多起来。但是否存有表面的和好？这就难说了。对于鲁迅来说，肯定心存芥蒂，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林语堂提倡的小品文，两人的看法也存在不小的距离。如鲁迅说："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鲁迅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主要是站在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上来认识小品文的，不能说没有其合理性；但林语堂是从文学本身的艺术性来倡导，目的是培养人的浩然正气来肯定小品文的价值，也自有其合理性。其实，小品文的价值，在国家安定时自不必说，即使在战争中在国家危亡中也自有其意义，因为人民也需要平正健全的心态。焦虑不安、苦闷彷徨等神经变态正是小品文精神所批评的，它们会使为难的国家处境更糟。林语堂的观点是：国家危亡的责任在那些官僚们及为昏君吹喇叭的文人，如果把它推给所有的文人们，就好像说女人是国家危亡的祸水一样的毫无道理。在文学观念上，林语堂固执己见，继续做自己的事，有时他还发表自己与鲁迅不同的文学观，提出不仅"玩物不能丧志"，而且还会"养志"。他说："余尝谓玩物丧志，系今世伪道学家袭古昔真道学语。令今人谓游名山，读古书，写小品，便是玩物丧志。然德人善登名山，法人好读古书，英人亦长小品，而三国人之志并未丧，并不勇于私斗，怯于公愤，如吾同胞。然则国人之志本薄弱可知，丧之不足惜，不丧亦不能为也。"
林语堂与鲁迅的再次"疏离"，直接的导火索是关于翻译问题。鲁迅对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和"性灵"等，从开始就不满，他曾建议林语堂去翻译一些英国文学作品，但林语堂有自己的计划。林语堂说现在还不想搞翻译，等老了再来翻译点西方文学。不料，鲁迅以为林语堂在嘲笑他，他疑心林语堂是说他老了，因为鲁迅十分重视翻译工作，在鲁迅看来，翻译是为革命"运输军火"，所以，鲁迅大为恼火。
他在1934年8月13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此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绝不会的，我绝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与鲁迅的想法正好相反，林语堂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林太乙在《我心中的父亲--林语堂传》中提到了林语堂的想法："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因为两人的想法不同，又造成了误解。
有一次，《涛声》主编曹聚仁请客，林语堂和鲁迅都在座，席间，林语堂谈了他在香港的一件逸事：当时有几位广东人在兴奋地旁若无人地讲广东话，说得非常起劲。林语堂说："我就插进去，同他们讲英语，这可把他们吓住了......"没想到鲁迅不明白林语堂的用意，竟然放下筷子，站起来责问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结果，林语堂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
从1934年8月29日以后，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进入了第二次"疏离"阶段。从此，林语堂的名字从鲁迅日记中消失了。六、《宇宙风》
《论语》与《人间世》这两份刊物分别为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和良友图书公司发行，林、陶只是负责编辑，随着刊物的发展壮大，于办刊方针上与老板多有分歧，于是林语堂提议单独创办一个刊物，自己当家做主。1935年9月16日，林语堂与陶亢德创办并编辑了《宇宙风》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宇宙风》创刊不久，便达到了4.5万份的销量，在当年排在《生活》周刊和商务的《东方杂志》之后，位居全国杂志第三，也是文学刊物的冠军。林语堂编至第22期(1936年8月1日)时，因国内时局日益危急，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又在美国一炮走红，便在1936年夏天有了到美国定居的打算，并在是年8月10日离国，其时距离《宇宙风》的创办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林语堂的离去对《宇宙风》的影响并不大，除了与林语堂还通讯联系且经常赐稿之外，更重要的是刊物的大部分事务工作，早已由陶亢德负责了。但8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第23期，林语堂其兄林憾庐加入编辑，让陶亢德感觉很不好。一来他觉得《宇宙风》是一个初办的小机构，不便安插闲人；二来觉得林语堂也许是对他不信任。这一事件埋下了其与林氏兄弟渐渐分离的伏笔。不久，抗战军兴，《宇宙风》不得不转移到广州、桂林等地，陶亢德也辗转到了香港，流离中尚编辑《（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以及与简又文合办的《大风》等刊物。1939年初，陶亢德从香港返回"孤岛"上海，面对《宇宙风》，隐忍良久的陶亢德提出分家，他在"孤岛"上另办《宇宙风乙刊》，算作副牌，《宇宙风》正牌则交由林憾庐在桂林出版。名义上还是一家，实际上各自独立结算，已没有什么关系了。
"孤岛"上创办的《乙刊》，延续了《宇宙风》原来的风格。《宇宙风乙刊》自1939年3月起，到1941年12月上海全面沦陷止，历时两年九个月，出版凡56期，成为"孤岛"期间历时最久的一个刊物。可惜好景不长，上海全面沦陷，《宇宙风乙刊》停刊。陶亢德后来成为了落水文人，终于不能得到大家的谅解。抗战胜利后，陶亢德与周作人等一起被定为"文化汉奸"，锒铛入狱，一个出版奇才的梦想像流星一样，倏忽坠落。
除了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外，与论语派关系密切的还有简又文主编的《逸经》，海戈主编的《谈风》，以林语堂为顾问、编辑，黄嘉德、黄嘉音主编的《西风》等等，其中《西风》以翻译介绍西洋社会、文化为主，知识性强，存在时间也最久，从1935年9月创刊，到1949年终刊。
《论语》提倡幽默为目标，《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为宗旨，《宇宙风》则是两者兼而有之：更好地贴近人生。《宇宙风》第一期的《且说本刊》把这一宗旨说得很明白："《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宗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议论则主通俗清新，记述则取夹叙夹议，希望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林语堂改变了《人间世》不谈政治的倾向，恢复了编《论语》时谈政治的主张，刊登了大量具有现实主义的文章和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因此，《宇宙风》比《人间世》有了明显的变化，也有了更加积极的思想色彩，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为人生的刊物。
但林语堂认为"人生总是复杂的"，不能把文学变成"政治的附庸"。他办《论语》、《人间世》本来无意于跟左翼文坛对立，他提倡幽默、闲适、性灵和小品文等也并非想成为文坛的"正宗"，然而，接连遭到左翼作家的猛烈批判，使他逐渐产生了与左翼作家对立的思想情绪，结果导致了彼此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也使他对左翼文坛愈来愈反感。除了对左翼文学的反感外，他对南京政府在礼义廉耻掩盖下的腐败统治也进行了讽刺，如在《宇宙风》的第3、4、5、6期上连续发表了《谈螺丝钉》、《再谈螺丝钉》、《三谈螺丝钉》、《四谈螺丝钉》等文。
同时，《宇宙风》也发表了许多新文学家的作品。如：郭沫若的《海外十年》、《北阀途中》，老舍的《老牛破车》和《骆驼祥子》，郁达夫的《梅雨日记》、《秋雾日记》、《怀四十岁的徐志摩》、《雪夜》、《北平的四季》，丰子恺的《人生漫画》、《谈梅兰芳》、《梧桐树》、《新年怀旧》、《缘缘堂随笔》，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日记》，许钦文的《无妻之累》，刘大杰的《船边》、《巴东山峡》、《夔府夜游记》、《刘铁云轶事》、《成都的春天》，朱自清的《欢喜老墓碑》，俞平伯的《秋荔亭墨耍》，冯沅君的《谈诗杂记》，冰心的《一日的春光》等。
林语堂无意中成了论语派的精神领袖。《论语》创刊时列入的"长期撰稿员"名单有24人，《人间世》公布的特约撰稿人有49人，《宇宙风》创刊时的"撰稿作家题名"有72人，可见，从《论语》、《人间世》到《宇宙风》及《逸经》、《谈风》和《西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论语派阵营，几乎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精英大部分都网络其中，从中还产生了所谓的"论语八仙"和"三堂"、"三老"之说。
1936年，林语堂的《语言学论丛》出版，包括33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关于古音的研究，关于现代语言的研究和关于字书词典编纂的研究。此书的出版，奠定了林语堂作为著名语言家的地位。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林语堂的《大荒集》，收入林语堂自1927年后的五六年间的杂文27篇；1934年和1936年分别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行素集》和《披荆集》，共收入林语堂《论语》时期所写的杂文近百篇，两书合为《我的话》分上、下两册。《翦拂集》和以上三本杂文集的出版，奠定了林语堂作为杂文家的地位。
七、缘识赛珍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