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难以理解的是"贬絜"二字，综合各种说法，我比较同意汤炳正先生的看法，汤先生说："今考此句，其原文当作'亦贬清洁狂狷景行之士'，即谓屈原还够不上清洁、狂狷、景行之士。盖贬词也。因传本'贬'下脱一'清'字，'洁'字脱水旁(或借'絜'为'洁')，遂使读者难于理解。"汤先生的证明除了以班序否定刘安的评价语对比而从逻辑上推出"'絜'，当为'清洁'之脱误"外，还有一个更强有力的证明："王逸《楚辞章句叙》中曾反对班固对屈原的上述评价。其言云：'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这段话，虽个别文字与班序略异，但全系概括班序之语。而'忿恚自沈'，亦即班序之'忿怼不容，沈江而死'。故紧接此句之下的'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亦即概括班序'亦贬清洁狂猖景行之士'。这里所谓'亏''损'，即释'贬'字，乃系'贬'字之通训，'高明'即'景行'之意。而且可证王逸所见班序，'清洁'二字犹未脱'清'字。
"如果把汤先生的解读与鲁迅先生所言"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骘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对照，更可以看出汤先生所解是有道理的。第三，班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也很低。他以为屈原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故而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所以班固得出结论："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可见，班固从儒家的标准出发，对屈原的作品也是不认同的，所谓"虚无之语"，即上面扬雄谈到的"浮"、"蹈云天"而已。当然，从《离骚序》最后一段内容看，似乎班固对屈原又没有彻底否定，还是承认他影响甚大--"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最后一句话总结全文，班固说屈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前句否定，后句又有所肯定，认为屈原驾驭文字的才华还是一流的。总之，班固从汉代主流的思想出发，对屈原的评价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文基本上都是否定的。但班固仍然没有解决屈原这个问题，要解决屈原的问题就要把他改造成主流所认可的形象，而这个任务就留给了王逸。
三、再肯定阶段
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的不止一个人，在肯定潮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东汉的王逸，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对屈原问题做了一个汉代式的总结。给《楚辞》作注，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就是王逸，王逸在作注的时候写了一个序，这个序就是《楚辞章句序》。宋人也编辑了一个《楚辞》的版本，这个版本是宋代人针对王逸没有做到或者做得简略的部分而对其版本加以补注，这个版本就是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王逸的这个序以及班固的《离骚序》都保存在《楚辞补注》这本书里，这本书里用的不是"序"字，而是"叙"字，二者可以通用，不存在什么问题。这篇序文非常重要，重新肯定了屈原，但肯定的方式与之前的不一样。
之前的肯定或是出于对屈原身世的同情或是对其写作手法的赞赏，或是用楚化的风格来评价楚化的作品，而王逸是针对前人众多猛烈批评之后再来做出肯定。这个肯定要回答前人各种批评的挑战，而这些批评者中，汉代扬雄、班固表现得最突出。当然，现当代人中批评否定屈原的也不少，例如郭沫若就有《屈原研究》，他把屈原描绘为得了神经痛、脑膜炎、功能亢进，是个人格不健全的人。这个描绘虽然刻薄了点，但如果由精神病学专家去判断的话，恐怕离屈原精神状态的实际状况也差之不远，虽不中但亦不远矣。另外一方面，屈原也是作为才子型的人物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而才子型天才在人格上往往确乎具有精神病态的人格，这大约是中外文学史上普遍的现象。在汉代人扬雄、班固等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甚至否定的论调里面，实际上还没达到把屈原说成精神病的程度，但相对而言，在汉代的否定风气里，这已经算是非常严厉的了。
王逸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屈原进行重新肯定，第一是对屈原的人格进行重新肯定。班固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贬损了"狂狷景行之士"的德操，对屈原其人的人格高度不认同。王逸要重新肯定屈原人格，首要任务就是要驳倒班固的论调。王逸以为人臣之义当"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认为一个人活在人世，应该"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而不应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地苟活于世。儒家确实既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一面，又有杀身成仁的一面，后者即所谓儒家理想主义光辉的一面。
王逸正是用儒家的理想主义这一面来重新肯定屈原的人格，把屈原和历史上的伍子胥、比干相比较，认为"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相反，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一心想着如何避患自存，那么即使活到一百年，也是行尸走肉，"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他用这个标准来批驳班固，也用这个标准来肯定屈原，认为"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已然是"绝世之行，俊彦之英"。这个评价非常高，可谓臻于极致，和刘安说屈原人格"与日月争光"相仿佛。王逸在序中明确点了班固的大名而加以反击，认为不是屈原自己"亏其高明"，自己"损其清洁"，相反是班固"亏"了屈原的高明，"损"了屈原的清洁。王逸对屈原人格的重新肯定，是用杀身成仁的理想标准来进行的，这样一来，他也就把屈原改造成了儒家人格的知识分子。
王逸不仅仅要重新肯定屈原的人格，也要重新肯定屈原作品的高明。前人中，刘安对屈原的作品评价很高，认为是兼风雅之长，且有超越《诗经》之上的态势。而扬雄、班固却认为屈原作品背离了《诗经》的道路，陷入"浮"与"虚无之语"之中。而王逸的重新肯定方式刚好与扬雄、班固的否定方式相反，认为屈原的作品才是诗经艺术精神的最好继承者与发挥者。王逸以"援骚入风"的方式，把《离骚》纳入《诗经》的体系，从而在艺术层面加以全面肯定，以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他在文中是这样来证明这一切的，他说"帝高阳之苗裔"就是《诗经》中的"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纫秋兰以为佩"则是《诗经》中的"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夕揽洲之宿莽"则是《周易》之"潜龙勿用也"，等等。这是简单摘句比附的论证方式，从理论上说，这种论证是幼稚的，把《离骚》和五经中相似的字句找出来进行比附性比较，实际上不能说明问题。虽然不能说明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王逸就那样作了，而且在历史上产生了普遍性的认同。
同时，针对前人认为屈原作品过于急切激烈的认知，王逸在批驳这个论调的时候说："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此认为"风谏之语，于斯为切"，而仲尼论之却"以为大雅"。在王逸看来，与《诗经》比较，"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即屈原之词与《诗经》比起来要优游婉顺得多。在序文最后，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总结性评价，认为屈原及其作品"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所谓"永不刊灭"，与刘安说的"可与日月争光"意思一样。
四、重新肯定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化史意义
王逸这种肯定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用援骚入风的方式来肯定屈原，一方面可以说抬高了屈原，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歪曲遮蔽了屈原。王逸肯定屈原这个现象，广而言之，说明了汉代还是一个文化整合时期。汉代面对的文化遗产是先秦文化，而先秦是一个各种文化基本平等的竞争时代。汉代在政治上完成大一统之后，在文化上也要完成与之相匹配的整合，这种整合表现在对楚文化的解释上，不得不说其典型例子就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释与接受。先秦的文化并未大一统，楚国有楚国的文化，赵国有赵国的文化，秦国也有秦国的文化，每个诸侯国都有他独特的文化。但是到了汉代，要对各种文化完成大一统，那就必须整合。和西方相比，中国人采取的整合方式基本上是一种解释方式，即用温和的方式来面对异己的文化世界，把对方解释成和自己差不多，这是非常独特的文化融合整合方式，而这种文化融合整合方式是在汉代奠定的。
和中国这种整合方式相比，西方主要倾向于采取比较强有力的方式来解决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中国是把异己者解释成和自己差不多但又略有不同，并以此完成文化的整合，屈原在中国文化中的定格就是这样完成的。屈原从文章到人格，实际上和儒家的差距很大，从学术上说，王逸这个解释有极大的歪曲、遮蔽屈原之嫌，但是王逸的歪曲又有极大的文化史意义。当然，有些人的歪曲是极具文化史意义，有时候还能引领整个文化的走向，但有些人的歪曲就没有这样的文化史意义。王逸对屈原的这种解读不仅仅对屈原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化史意义，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也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即象征了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非排他性的兼容并包的开阔心胸，当面对各种异质文化进入华夏的时候，以开放的心胸解释之，接纳之。
当然，这是对外而言，对外之所以有这个机制，那也是缘于先在内部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机制，这种整合各种文化的机制的核心是用解释的方式而不是用其他方式去完成。这种整合方式后来运用到外来文化上的经典例子就是对待佛教入土中原的问题。华夏文化欢迎外来文化的进入，但外来文化进来后肯定会变得面目全非，这是需要有精神准备的，比如说佛教进来，最后华夏文化把它变成了中土的"禅宗"。用主流文化解释屈原，使得屈原与楚文化的关系淡薄，而使屈原及其作品好像是儒家或者五经的流裔，让屈原与其老祖宗没有多大关系，而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去认知、去传播。对屈原及其作品而言，这是援骚入风；对外来文化而言，则是以开放的心胸迎接、迎纳各种文化，从而实现己化或华夏化，这就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变成中土佛教的原因。
中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实用理性，所以即使信仰性极强的宗教进来，中土文化也试图逐步削减掉宗教信仰的功利超越性而使其具有较强的世俗性、人间性，所以，这种文化整合也是有其缺点的，尽管其优点是不会造成西方那样的剧烈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融合模式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心态，这种心态表明了传统中国在文化上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得传统中国不惧怕任何外来文化的进入，而是相信会把它改造得非常具有华夏特征，这种整合模式与文化自信心一直持续到晚清。到晚清，西方反复打败中国后，中国文化也就最终丧失了这种文化自信心。这种文化自信心一旦丧失，就不再是中国文化解释任何外来的文化，而是外来的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了，而这也就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原来是一个解释所有文化的力量，最后成了被别人解释的文化。这就是屈原在汉代的问题所引申、读解出的文化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