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原来是按照东西来观察各种问题的，后来才用南北角度来观察问题，随着南方在后来的迅速发展，从南北角度观察问题在后世基本上成为了主流。现在我们看文化的问题基本上也是以南北来看的，然而贫富问题我们现在还是以东西来看的。但实际上傅斯年先生的说法可能稍微过了一点，我认为在战国时期文化的演化已经有了南北的潜在可能性，只是到了汉代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汉初诸王招致游士，最先称盛者如吴王濞，有邹阳(齐人)、严忌、枚乘(吴人)诸人。吴既败，继起者为梁孝王，邹、枚诸人皆去吴归梁。又有羊胜、公孙诡(皆齐人)之属。
(司马相如亦去中朝而来梁。)再下去则有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术士数千人，著《淮南王书》，已在武帝之世。此为南方之一系，大抵皆辞赋、纵横文辩之士也。曹参相齐召齐诸儒以百数，而得盖公。景、武之间，有河间献王德，盛招经术士，多得古文旧书，盖河间偏重于古官书之学，而淮南王慕百家言，南北两王国，正分得先秦学统之两系。"而所谓古官书之学"即汉初人所谓'诗、书古文'之学，亦中汉以后人所谓'六艺'之学，或'六经'之学，乃由早起儒墨两家所传播，所谓'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为先秦较旧之学派"。所以到了汉代，一南一北引导了整个文化的趋势，前者从南方开始，然后覆盖北方，最后笼罩整个汉帝国的天下，形成了汉代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所谓楚化的艺文世界。而后者从北方开始，然后逐步覆盖南方，形成汉帝国文化格局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下面要讲的"儒化的汉代思想世界"。
三、儒化的汉代思想世界
在艺文世界里面弥漫着楚风的同时，在思想世界里面弥漫的却是儒家的东西。为什么思想世界会成为儒化的世界呢？我们不得不谈到儒家成为主流的问题。在过去，儒家并没有一统天下，无论是在春秋时期，还是在战国时期，还是在秦时期，这些时代都不能称之为儒化的思想世界。但是到汉代，儒家思想却成为了主流，这与儒家以教化传统在民间的经营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前面已多次谈到过，这里不再赘述。除此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其他的原因，提供给汉代人们来选择的实际上就只有那么几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聪明人当然会选择更好的东西，如果没有比儒家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就只能选儒家。儒家在汉代以前历经了很多的挫折，包括秦代的焚书坑儒这种极端的情况都遭遇了，但是经过了几百年民间的自由竞争，到汉代的时候，儒家可以说已经占领了整个民间，但它又不满足于民间，要从民间向朝廷进军。
从民间到朝廷的过程就是一个逼迫的过程，汉代统治者在若干年的摇摆与权衡之后终于选择了已经占据民间的儒家。很多人从单一角度看问题，认为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主流是官方的单方面行为，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汉代主流思想，那是官方与民间互动的结果。从民间到朝廷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挫折的过程，从汉高祖到窦太后，他们都不喜欢儒生，窦太后甚至命令把儒生投到野猪圈里面去，但是遭受官方白眼之后的儒家并没有放弃，而是韧性十足地等待时机，终于在武帝朝进入权力的中心。进入权力中心就一定是去卖身投靠吗？也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诚然，儒家进入权力中心成为主流之后确实有异化的现象，但这并非真儒家的本意，儒家的本意是希望进军朝廷后成为帝王师，教化帝王及其皇子成为儒家所期待的"圣人"，从而成就儒家的政治理想。师傅虽然很努力，但是成效确如大家所看见的，很不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又可以作另外的假设，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能够供中国民间和官方选择的中国思想就那么几家，其他家的思想占据权力中心的结果难道就会比儒家更好吗？最可能的结果恐怕是等而下之。
那么，儒家的思想世界在汉代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主要表现为经学。汉代的经学还是五经之学，并不是后来的九经或者十三经。在汉代，《论语》、《孟子》这些都是"传"而不是经。民间的努力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后，儒学成为了官学，设有教授、博士，领官方俸禄，这是一个确切的证据证明汉代确实是一个儒化的思想世界。至于其他的学，我们在汉代基本上看不到立为学官的现象。当然，汉代经学里面又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立为学官的东西往往不是古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方法朴素，讲究文字训诂，热衷于解释以前的经典，追寻经典的原意。但今文经学就不是这个路子，今文经学往往微言大义以解释经典，主要表现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故而今文经学在汉代经学中才是显学，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也符合先秦以来各家均体现为"为治之学"的主流传统。
今文经学的最大代表是董仲舒，他发挥出来一套"天人之学"，强调"天"的神秘性与至高地位，认为君权也是天授，但天授君权又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如果顺天道则天命之，如果不顺天道，不顺天心，则天会取消这个授权，自动剥夺对天命的赋予。天人之学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它的神秘性，这个神秘性差一点使儒家在汉代成为了宗教。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有人认为儒家就是宗教，代表人物就是去世不久的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他称呼儒家不叫儒家而是叫儒教。我认为儒家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世俗性太强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天"虽然有人格力量可以奖惩，但是还没有上升到上帝那样的位格。在董仲舒看来，天和人的关系要么就是一种正面的关系，要么就是一种负面的关系。如果是正面的关系，天就会现祥瑞；如果是负面的关系，天就会现凶兆。董仲舒这一套天人之学，不单老百姓相信，在汉代最相信这一套的刚好就是汉代的皇帝和朝臣们。
大家去读《汉书》、《后汉书》里面的那些本纪就可以看出，皇帝们在天有异象的时候经常要自责，尤其是在有诸如地震等天灾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也可以看出董仲舒建立这个天人之学虽然有君权天授的成分，但是天对君还是有威慑力的，董仲舒这一群人的意思恐怕主要还在威慑这一面，尽管他们的学说里面也包括了君权天授的神圣性这一面。只有神秘性才具有威慑力，所以他们就通过微言大义让儒家思想具有了神秘性，所借助的资源主要还是先秦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就爱"谈天"，其创始人邹衍就被人称为"谈天衍"。中国传统中有所谓的政统与道统，道统就是知识界、思想界，道统代表的是一种理想，而他们的理想中就有由天来形成一种压力与威慑以约束君王的愿望。实际上，传统时代历代知识分子都有这一倾向与愿望。在先秦时代是孔、孟这些人想去约束君王，但是约束不了，因为那是一个纷争而争于力的时代。到了汉代，已经是一个郡县制的统一的天下，这大大激发了道统或者思想界约束政统的冲动，而这一群人的代表就是董仲舒。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天"字，它在传统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正面性的意义。
同时，汉代又从经学里面衍生出来一门学问叫谶纬之学。我们说汉代是儒化的思想世界，主要标志是经学，但同时也不得不提到谶纬之学对此的贡献。汉代有很多纬书，现代日本人把这些纬书合编为《纬书集成》，可供大家参观。谶纬之学也是对"经"进行发挥，只不过发挥得非常神秘，比如"诗为天心"等等说法，就神秘得不得了。在汉代，纬学和经学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形成了所谓儒化的思想世界，经学主要是在官方的这一系来进行，纬学主要是在民间来完成，主要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在进行这些工作，虽然有经学与谶纬之学的区分，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又很难区分它们。谶纬之学出了几千年来都难见的人物，例如董仲舒的弟子眭弘，以"天"命直接要求皇帝退位，这在历代王朝里是极少的个案。对于这些从事"天人之学"的汉代谶纬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怎么看呢？现在不少人把谶纬之学斥之为神秘主义，认为是大搞迷信等等。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评价汉代的谶纬之学，许倬云教授在《秦汉知识分子》一文中有一个判断："知识分子，尤其儒生，逐渐在汉代取得了裁决是非的权柄。这一新的情势，使知识分子确实的以为他们可以利用知识的力量改变政治的权力......由眭弘以后，持灾变议论政事得失，人事当否者，西汉学者追踪而至......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只有西汉有这种以自然法则的信仰向政权直接挑战的个例。汉代天人感应学说，无疑是欠缺实证的形上学，但其持守者仍自以为是一个知识系统。这批人，今人视之为愚妄之士，在当时仍不失为知识分子，而他们对知识力量信念之挚，却是难得的。"既然不能简单地评价汉代的谶纬之学与谶纬之士，所以反过来，也不能过高地评价汉代那些反谶纬之学的人的思想成就。而汉代反谶纬之学的代表就是王充，王充在当代被评价得很高，但实际上这些高评价是很不准确的，柳诒徵先生就曾指出王充及其《论衡》是"专事诋，仅足以供游谈之助"而已，柳先生的这个说法值得我们参考。秦汉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还是那种思想带点神秘色彩的知识分子，除了谶纬之士外还有神仙方术之士。神仙方术之士这一类的人，主要是给别人找仙药，对汉代社会政治影响深远的还是汉代的谶纬之士。
四、楚化与儒化的关系视野中的汉代文学思想状态
汉代一方面思想世界在儒化，一方面艺文世界又在楚化，这两个世界总要发生交叉和摩擦，这就引发出汉代文艺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儒化和楚化关系中涉及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屈原问题。屈原是汉代楚化的艺文世界的源头，而汉代又是一个儒化的思想世界，故而不得不发生认知错位的情况，也就必然会有激烈的争论。儒化的思想世界面临着如何评价屈原及其诗歌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接纳屈原及其作品的问题。至于争论的过程与结局，在此我先作一个简略的提示，争论经历了几个回合，基本上经历了最初肯定、中间否定、最后再肯定的过程。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体现了汉代文化与思想整合及其机制等问题，作为楚文化代表人物的屈原最后被改造成了儒家式的人物是其结局，屈原被接受了，同时也被改编了。第二个就是辞赋问题。
屈原是辞赋的祖宗，而辞赋又是汉代创作的主要体裁，那么很显然，辞赋在儒化的世界里面也必然存在争论，这个争论的关键就是有用还是无用，其背景也在汉代楚化的艺文世界与儒化的思想世界的关系中。至于具体是怎么争的，我们以后会具体谈到。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儒化的思想世界内部的诗学问题，也就是经学层面的问题，这主要体现为《毛诗序》中的相关理论问题。《毛诗序》作为经学内部对于诗的思考，在汉代的确确立了其在中国传统诗学的崇高地位，它既是对先秦的总结，又深刻影响了后世关于诗的思考，影响甚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从梁启超先生说我们要读《诗经》就需要先把《毛诗序》的东西拉杂摧烧之的激烈反应，就可以反知其影响力的巨大。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涉及经学或者谶纬之学的叛逆者关于"文"的思考。既然汉代有一个儒化的思想世界，那么这个儒化的思想天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叛逆者，这些叛逆者的代表就是王充。王充对"文"的思考，是否就如现当代人说的那样有价值呢？我在讲王充的时候会具体谈到，这里不细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