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和先秦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相差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先要讲一个导论，为汉代文论或者文学思想提供一个背景。从题目可以看出，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汉代社会，第二个是汉代文化。首先讲汉代社会的基本情况。
一、汉代社会特点
我们一般都听说过所谓的"汉承秦制"，说的是汉代沿袭秦代的制度。这是从哪个意义上说的呢？"秦制"主要指的就是郡县制及其相关制度，而不是指秦代实行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即使在承袭郡县制这个问题上，汉和秦也是有不同情况的。所谓郡县制是相对于西周、东周的"封建制"而言的，天下还是那个天下，但是治理天下的机制或者体制却在秦代换了套路。郡县制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制度设置，是一种大一统的体制。我们要看到的是，汉代并不是刚刚一建立就是一个稳定的大一统的郡县制。在汉代初期，起码还处于在郡县制和封建制这两个体制之间摇摆的状态。
楚汉之争中，为了能够取得胜利，刘邦不得不采用分封机制以收揽人心，最先分封的都是些异姓王，比如淮阴侯韩信等等，这其实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机制是十分相似的，到汉代初建，又分封了不少同姓王，由于秦二世而亡，使得汉代和先秦之间的时间距离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到汉代建立，人们其实还更多地生活在战国时候的风气与习惯中，例如刘邦分封的那些同姓王和异姓王就真把自己当做先秦时候的诸侯王看，这势必使这些分封的同姓王和异姓王对中央朝廷不服从或者疏离，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完全可能又回到战国时期。但是，汉代从建立之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经历了几次运动，什么运动呢？那就是削藩，首先是把异姓王一个个削除掉，然后把同姓王也一个个削除掉，把权力逐步收归中央王朝，到了武帝时期才基本上稳定了郡县制，历史上"秦皇汉武"合称，恐怕就有二人对"天下定于一"的历史性作用相似或者相同这个原因。而这个大一统机制稳定后就基本上一直稳定到了晚清时期。
在这样一个大一统的机制下面，当然也就会有思想的大一统的问题。既然在制度上是一个大一统的机制，那么在思想上也会追求同构效应，也追求大一统。但思想的大一统并不一定就等同于思想专制，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它更多的是追求一个主流思想而已。而要成为主流思想，在历史上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竞争过程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竞争，但竞争了几百年也没有一个结果，谁也没有成为真正的主流思想，到秦代战胜六国，有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法家胜出，但这种胜出并非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强力决出的胜负。秦二世而亡，所以到了汉代又重新开始思想的竞争，汉代统治者最先采用的是黄老之学或称黄老之术，这只是秦王朝崩溃后治理天下的暂时性政策而已，天下过去累于秦，秦崩溃了，现在天下需要休息，需要歇口气了，故而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之术"，让天下休息一下。天下休息的过程就是过去被压抑的思想复苏的过程，民间开始了思想的自由竞争。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儒家的教化或者教育传统发挥了巨大功能，因为这个传统，所以天下的读书人大部分必然成为儒家的传人，所以思想竞争的结果也就自然而然地是以儒为主而又兼容百家的格局。
对于这种思想态势，我们不要简单地用一个思想专制体制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它，说它专制是不准确的，但说它是一个很自由的思想状态也不对，它就是以儒为主而又兼容百家的状态而已，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思想格局状态。过去大家都听到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实际上，这个说法里面的"罢黜百家"只能说是在朝廷上罢黜百家，就是说官方不采用它们作为治理天下的基本政策。
如果这个"罢黜百家"是在全天下罢黜，那么"百家"的思想早就应该淡出中国人的视野了，实际上，这些"百家"的思想在民间存在得好好的，只是它们也需要接受民间的自由竞争过程及其结果而已。在这个结果中，大家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墨家基本上从先秦的显学变为默默无闻的状态，而道家转入民间后衍生出道教，展开了新的思想历程，法家思想混溶于统治者的统治术里面，并以"外儒内法"的形式存在。实际上，"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也是民间施压的结果，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讨论汉代的时候也是这么看的，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的相关论说，这里不详说了。在秦代，法家的东西被强力规定为主流，而民间并不认同。在汉代，是民间先认同儒家为主流，反过来进军朝廷，施压于朝廷，而成为主流的，这一点需要有清楚的认知。
二、楚化的汉代艺文世界
汉代的制度层面上不同于先秦，与此同时，在文化上也不同于先秦。这里有别于先秦的第一个情况就是"楚化"，汉代可以大体上说是一个"楚化的艺文世界"。这一点当然与汉代建立者以及这个统治集团的主要人员的归属地有关。大家知道刘邦就来源于楚地，与他争天下的项羽也来自楚地，无论是刘邦唱的"大风起兮云飞扬"，还是项羽唱的"虞姬虞姬奈若何"，都是楚歌，跟随他们的文臣武将也多来自楚地。民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从历史上看，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确实都是楚人，起而亡秦者确实楚是先锋，也是主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出身而天然携带了某地的文化的一群人，如果后来成为天下的统治者，那么他们所天然携带的文化成为主导天下的主流文化，这是不足为奇的，按常理应该也是必然的。
当然，楚文化在汉代艺文世界能够成为主流，也跟先秦时期楚文化的影响力有一定关系。在先秦时期，楚国是南方大国，楚国有个风气就是好战，楚王也不怕打仗，并很直率地说"吾南蛮也"，但这个南方大国也不仅仅只有尚武的精神，它也有灿烂的文化，这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但楚文化主要不是政治性的文化，而是通行于楚地的抒情文化。楚人尚武，故而抒情也激越，辞藻也很华丽，并不遵从北方诗经的规范，可以说在艺文世界里面，楚文化在先秦就已经可以与北方分庭抗礼而占半壁江山了。没有多少文化传统的一群人，即使打下天下，那么他们也只能尊崇另外的文化为主流，但楚人不一样，楚人自身就有浓厚的文化传统，故而楚人灭秦建立汉王朝时，楚文化成为主流的吟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在汉代初年就看见楚风流行的局面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个王朝的上层统治者大唱楚歌、楚调，那么民间也必然深受其影响，从而成为天下的普遍风气，这就使得楚文化从一个地方文化一变而成为全天下之文化了。关于这一点，有没有证据呢？我们是能够找到证据的。邓以蛰先生在他的《辛巳病余录》一文里面谈到汉代和周秦的区别时说过这么一段重要的话："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
"邓以蛰先生对"气韵生动之作风"具体解释道："此种生动之趣，遍乎汉代各种彩画如四神、人物、禽兽、花纹等，墓中壁画，器用装饰，作风无不一致，其普遍犹之三代之饕餮、夔龙、夔凤、云雷纹也。此种生动之作风，吾今名之曰'楚风'，以与文学中之'楚词'或'楚骚'一词相对。"在邓以蛰先生看来，汉赋和楚骚是一体的，汉画和楚风也是一体的。我觉得邓先生的这一观察对于我们研究汉代艺文世界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观察，我们对汉代的研究可能就会迷失大方向。大家对邓以蛰先生可能不太熟悉，邓以蛰先生是中国美学大家，他过早去世，著述相对而言少一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大名。虽然大家不知道他的大名，但恐怕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的大名，那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邓以蛰先生有他自己的风格，在美学研究上异于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大家都知道美学研究领域里面的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但不一定知道邓以蛰先生。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美学或者艺术学领域里面有"南宗北邓"的说法，在哲学、美学领域里面邓以蛰先生的名气还高于朱光潜先生，邓以蛰先生的实际成就并不亚于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他们三人是北大美学"三教授"，但是邓以蛰先生一辈子就一本书，还是后人编的，这就是《邓以蛰全集》，虽然名称是全集，但就一本书。那么邓先生的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呢？是否有证据呢？证据就是现在的考古学家挖出来的汉代的墓里面的绘画与艺术品。考古学家们在研究汉代的造型艺术方面有一个最基本的论断，也就是汉代的艺术作品基本上是受楚风影响。大家可以去参考杨泓先生的《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这本书里面有关汉代的论说。书中论及汉代美术作品的时候，谈到了很多，但是归结到一点就是汉代的美术作品富于时代新风，其论说云："帝陵随葬陶俑虽袭秦制，又承楚风，融会创新，使汉俑造型摆脱了秦俑呆滞生硬的模式，转向生动精致、富于生趣的时代新风。"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辞赋与诗歌的情况，我们可以参考《中国历代著书文学家评传》中姜亮夫先生写的《屈原》评传中的论说。姜亮夫先生是研究了几十年《楚辞》的专家，他说："汉家文物、制度，大体是体用两方，都是三楚之所传......汉代的赋家(大赋)只不过是语言文字之学进入楚辞体内的一种新资料，注入楚的旧酒瓶而已。"辞赋是这样，那么诗歌中的五言诗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姜先生认为这也是楚化的结果："从诗体上说，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乃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发展顺序；而《楚辞》的形式发生在四言与五七言之间则是一个突变。
一个自觉的追求，这也就是屈原接受了那散文时代的高潮而反映在诗歌上的努力。这努力无疑的又推进了以后五七言的发展；因为正是它为五七言开辟了以'三字节奏'为主的诗歌道路。"在具体论到汉代乐府时候，他又说道："汉乐府以五言为主，只是调协南北的一种表现，从实际的语言角度论之，仍是《楚骚》，而不是《诗经》。"而且，姜先生还继续推到后世之诗歌历史上言之，以为"从影响来看，则后世的绍骚之作，凡为一切人都曾试为之，虽新文体、诗体(五七言诗)的外形发展，也可以一一指其楚化关系"。两汉之诗受楚化影响的不仅仅是节奏、形式，内容也深受其影响。内容就是它的情思，这情思，大家可以去看汉代的诗歌，不论是乐府诗，还是文人的五言诗，其人生观念实际上主要不属于北方体系。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汉代的画、赋、诗在这些前辈学者看来，都笼罩在楚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在汉代艺文世界里面所看到的是一个所谓的楚化的世界，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整个汉代文化构建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这一点对汉代的文艺思想非常重要。楚风，我们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来源于南方，而《诗经》这个体系来源于北方，中国文化内部的所谓南北问题，实际上在汉代以后才表现得非常明显，之前的文化并不是以南北来表现，而是以东西为表现的。这可以参考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中的说法："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