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或者《庄子》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庄子或者《庄子》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很浪漫的，《老子》读起来没有《庄子》那么浪漫。《庄子》里面运用寓言较多，这增加了考证难度。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出于史官"，傅斯年先生以为道家"有出于史官者，有全不相干者"，并认为"道家一词，入汉始闻"。在他看来，说老子出于史官是可以的，但说庄子也出于史官是不对的，他以为庄子是"诸侯客"，或者是"独行之士"，并把庄子与惠施、公孙龙、邹衍、慎到等人都归入"以言说侈谈于诸侯朝廷"的"若后世所谓'清客'者"。这些清客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辩谈以悦其'府主'"。他们是"供诸侯王之精神上之娱乐者"，而且有汉代事例"梁孝王朝武帝朝犹保持这个战国风气"可证。傅斯年先生的这些解读虽然还需要学界更进一步的证明，但我认为傅先生的说法大体可信。清客一方面讲故事或者作为谈辩以愉悦府主诸侯，一方面也在这些故事和谈辩中加入一点自己的"私货"以贩卖给府主诸侯，并不完全都是娱乐，可以叫做"寓教于乐"。那么庄子和老子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庄学和老子之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庄学和老子之学的差别确实很大。那么，庄学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子和庄子到底哪一个在前？在大家脑袋里一定认为是老子在前，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我们讲先秦的文化时，哪一个在前是非常关键的。在思想史里，说老子在庄子之前，这是一种写法，但是如果有人证明庄子在老子之前，那先秦思想史就变了，就应该改写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到底老子在前还是庄子在前仍然没有定论。一般而言，大家接受的教育都是老子在庄子之前，这似乎已经形成了定论，但一个人学得好不好不是学了多少定论，而是学了多少不定论，就是你知道多少没有答案的东西，而老子和庄子的先后就是其中一个待定的问题，只不过现在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老子在前、庄子在后罢了。在现代史上，胡适写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把老子放在中国思想史第一的位置来写。他不仅认为老子在庄子之前，还认为老子也在孔子之前。
《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出来后，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社发表了一篇演讲去批驳，这篇演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叫《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中关于老子部分就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可疑和六个方面的批驳。他认为《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当在战国之末。如果是这样的话，庄子是在战国的中间，那庄子就在老子之前了。你们不要以为梁启超先生是乱说，他还是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据的，到现在也很难推翻。其中有个证据是，他说，在先秦的思想家里，最爱批评人的有两个，一个是孟子，一个是墨子，如果是老子在前，为什么这两个人从未提过老子，批评过老子呢？《孟子》里没有提到《老子》的任何一句话，《墨子》里面也没有。另外，梁启超说《老子》里面有"仁义"两个字连用的词，而他认为这两个字的连用在整个先秦是孟子的专利，但我们却在《老子》里面找到了。在他看来，是后出的老子看到了《孟子》，对《孟子》进行批判。
还有一个，他认为《老子》里有句话"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也能够提示很多问题，大家学过历史，对官名应该有所了解，但是历史学家们考证，春秋时代无此军衔，那是战国时期才有的官名。这是梁启超先生的看法。钱穆先生也这么看，而且还提到，如果庄子在后，那么《庄子》内篇里应该有引用《老子》的话，而内篇里没有引用《老子》的任何话。《老子》里面有"三十辐共一毂"这句话，历史学家证明"三十辐共一毂"的战车在春秋时期还没有，也是战国时期才有的。这些证据虽然不能完全驳倒老子在前的说法，但是这些证据也是很难反驳的。所以，对于庄子和老子的前后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老子不仅是在庄子前，还在孔子前，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之前说的胡适先生，还有一个严灵峰先生。严灵峰先生原来是国民党的将领，到台湾后就专门研究老庄去了，成了一个学者，他编了《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将先秦以来注释、研究老子、庄子的著作都收集起来了，为研究老庄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基础。大家要研究老庄的话，这个材料是必须参考的材料。
中国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儒、道、佛，大体态势又呈现儒道互补的格局。人的一生必定要面对失败、失意，儒家讲君子要为己为人，讲入世出仕，为天下干出一番事业，儒家经典《周易》乾卦的"文言"讲"君子自强不息"，坤卦的"文言"里讲"君子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一面确实是儒家的强项，但是，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孟子》里面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这后一面，就是退这一面，实际上儒家大多只是点到为止，而在这一面，道家阐述得很多。前面说过老子提出所谓生存的智慧，其中最重要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再绝望的时候也不要绝望。我读大学的时候，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上的最后一门课是《老子韩非子研究》。在最后一节课上，授课老师送给我们两句话，这两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崎岖尽处是康庄，再绝望也不要跳嘉陵江。"这实际上就是道家的一个智慧。
如果用一句诗来说的话，那就是"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面对逆境，面对挫折，道家的东西确实能够提供给我们生存下去的智慧和勇气，这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面，那就是韧性，正因为有韧性，所以才不会彻底的绝望，才能坚韧地生存下去。当然，这一面的东西也是构成阿Q精神的主要内容。如果对儒、道两家的传统进行比较的话，道家带来的传统的、负面的东西可能还要多一些。道家的东西原来也讲修齐治平，讲内圣外王，但在汉武帝以后基本上就退出了朝廷的"为治之学"、"为治之术"。它作为一种主流的为治之学已经不可能，因此基本朝着"为己之学"的方向发展。道教，在我看来就是这么演化而来的。不能在为治层面有大的作为，就在为己的层面下工夫，变成了个人的修为，羽化登仙、长命不死等等纯个体的追求就是其中的内容。道家生存智慧这种修为的高境界可以称为林泉风流，修为差的就成了混世魔王或者小混混。
最后讲一下关于先秦道家老子、庄子研究的相关著作以及目前研究的情况。关于《老子》，推荐大家去阅读刘笑敢先生的《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所谓五种对勘就是《老子》的五种版本"竹简本、帛书本、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对勘。现在我们研究老子或者《老子》有个优势，就是从地下挖掘出了《老子》的两个版本，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挖掘出来的西汉的《老子》版本，叫帛书本；20世纪90年代又挖出另外一个竹简本《老子》，是战国时期的。我们找到的版本离老子的时代越近，可信度就越高。现在要研究《老子》文献，这两个版本是必须参考的。
这两个版本和通行的王弼注本有一定的区别，比如王弼注本第一章是"道可道，非常道"，而帛书本里面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后者多"也"字，而且不是通行本的"常"，是"恒"，"恒"后来改为"常"是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既然帛书本里面有"非恒道也"这句话，显然这个版本应该在汉文帝之前。从这些新出现的版本去发掘研究《老子》，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如果只看王弼本的话，确实是有局限的。关于庄子或者《庄子》的书呢，大家如果要看的话，比较经典的就是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现当代人们对庄子、《庄子》进行研究，我还是再次推荐刘笑敢先生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20世纪80年代就出版了，后面又出了修订版。这是刘笑敢先生的博士论文，专家评价很高，这本书里最能够展示作者功力的、也是成就最突出的是他的考证部分。《庄子》内、外、杂篇的关系以及庄子写的到底是哪一部分这些问题，在这个考证中得到了很好的清理与澄清，而《庄子》因为没有从地下发掘出更早的版本，我们对其进行研究就只能找地上文物去进行，不像研究老子那样还可以用地下出土文物旁证比照研究。地上、地下两种材料结合叫二重证据法，但是，目前我们研究《庄子》只有地上证据。
另外再介绍一个研究《庄子》的专家，他就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叔岷先生。他的《庄子校诠》在研究界也很有名。王叔岷先生193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他的两个导师一个是傅斯年先生，另外一个是汤用彤先生，但汤用彤先生当时在昆明，所以当面带他的就是傅斯年先生。王叔岷先生在川大读书时是个才子，写诗弹琴。考上研究生之后去见傅斯年先生，一去就挨了一闷棍。傅斯年先生当时问他准备研究什么，他说准备研究《庄子》。傅斯年先生当时就告诉他："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王叔岷先生很不服气，他认为庄子那么浪漫，虚虚飘飘的，怎么需要从校勘训诂入手去研究。他把他写的诗给傅斯年先生看，傅先生翻看他的诗后，对他说了一句话："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这一当头棒喝改变了王叔岷先生的一生。三年下来，王叔岷先生真的就成为从校勘学、训诂学出发研究《庄子》的学者了。王叔岷先生的《庄子校诠》在我看来也是研究《庄子》很好的著作，研究学风也很符合旧时川大的学风。
最后再介绍刘文典先生的《庄子补正》。他研究《庄子》很自负，自负到认为天下除了他就没有人研究庄子。学界流传一则趣闻，在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逃避日本飞机轰炸，刘文典先生在跑的过程中遇到沈从文先生。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很不高兴，说："我刘文典跑可以，但你为什么跑。我跑是为庄子而跑，如果把我炸死了，中国就没有人研究庄子了，你沈从文为谁而跑啊？"(大意如此)从这则逸闻趣事也可以看出他研究《庄子》非常自信。当然，刘文典先生的《庄子补正》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著作之一。
二、道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