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电视节目中，台前幕后，知识分子的介入身影正逐渐清晰起来。方健文在1997年 由于该文发表在期刊的1997年的第1期，而且是选自《陕西广播电视报》的，显然作者描述的是1996年的现象。的一篇文章中谈道："我们看到了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先生介入了《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等电视栏目的策划；著名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参与策划并主持的《北国风》；杨东平、郑也夫参与《实话实说》栏目的策划；朱正林参与策划《读书时间》；而在著名栏目《东方时空》中更因有一批各学科的硕士、博士参与节目的策划和制作，使节目显示出关注人生与表现社会的广度与深度......"由于当时中国电视媒体发展的局限和新闻宣传体制的束缚，知识分子在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介入电视运作活动，更多地体现在节目策划等幕后运作上。在另一方面，电视媒体大规模制造"学术明星"的条件也尚未成熟。
3.2003年以后，大量"电视知识分子"出现于电视荧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为什么将2003年作为一个重要的界线来看待，笔者认为与2003年发生的两个事件有关，一是"非典危机"，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2003年的非典危机，促使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分析非典危机中的两种政治动员模式；中山大学教师艾晓明就孙志刚事件多次发表评论。王晓渔先生谈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将文人的职业道德丢弃，介入现实的论题和讲究修辞的话语融合到一起。他们的舌头摆脱了那种亢奋的声调，试图寻找"呐喊"和"沉默"之外的声音。
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希望"沉默的大多数"不再面临"爆发"和"死亡"的两难选择。在当代社会，发挥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最佳的途径之一就是利用电视传媒的影响力。2003年非典危机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电视报道中呈现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时成为楷模，并当选2003年度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对他的评语是："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他冷静、无畏，他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他的人生准则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学术勇气、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力量。
这次公共危机事件，给知识分子以知识权威身份参与电视节目提供了经典范例。另外，2003年7月1日，中国第一个新闻频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随之产生的大量新闻评论节目、访谈节目也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话题、节目制作提供了成建制的平台。这里也应该强调，与此之前，在大陆部分落地的凤凰卫视倾力打造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完美结合的做法，造就了阮次山、余秋雨、杨锦麟、王鲁湘、阿忆等一批著名的"电视知识分子"，为大陆电视媒体作出了良好的示范，也促使部分知识分子改变了对电视媒体的看法，而加入到电视活动中。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央视《百家讲坛》大众化改革的成功，带动了阎崇年、刘心武、易中天、王立群、于丹等公众电视知识分子的崛起，让人们惊讶于教授级专家学者也能享受如李宇春、张靓颖般的明星级待遇。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节目将二流知识分子变为学术明星、学术权威，将一流知识分子变为大学问家。观众则大呼，让学术走出象牙塔！出版商则在争论声中不断把电视知识分子的"学术"著作运作成百万级别发行量的畅销书，电视媒体亦欣欣然应对广告商的青睐。一时间，在学者的批判声与赞赏声的交织中，在"粉丝"的狂热中，"电视知识分子"现象成为当下社会文化领域中一个重要话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印刷媒体为主要社会介入方式的行为，正在电视媒体日益强大的文化领导权面前弱化，他们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媒介化转向。如果说第一次的报刊化转向是在国破家亡的命运驱使下完成的，那么第二次的电视媒介化转向的原因则更加复杂和深刻。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分子第二次媒介化转型的同时，网络媒体的勃兴也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可以预见，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次网络化转型也在暗流涌动之中。
第二节 电视媒介化转型的内因解析 (1)
正如上节所言，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媒介化转型所蕴含的社会背景更加复杂，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众媒介及其衍生的大众文化演变、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异、社会思想文化潮流中，都能寻找到影响因素。本节希望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入手，审视电视知识分子在中国产生的内因。
一、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知识分子既是文化与价值的载体，同时又是经济主体；他们既有神圣的一面，也有凡俗性的一面。因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地位重新划定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
2006年，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由于经常客串节目主持人，而被人攻击为"简直太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四处走学术穴是不务正业"，为了回应，他在自己的网络博客公布工资单，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每月共计4786元，还像记流水账一样将每月支出也列出来，最后竟是入不敷出，由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结果形成了一次争论，虽然有小部分人予以了同情，但多数网友气势汹汹地声讨阿忆，认为收入4786元还哭穷，那些下岗工人还怎么活，甚至一度将这位电视知识分子阿忆冠以"哭穷教授"的恶名。笔者无意去评判是非曲直，但是就大学教授的社会声望、地位而言(例如北京市在1985年、1990年、1997年三次职业声望调查中，教授的排名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其收入和社会地位是很难相符的。
下面列举一些数据可资对比，30年代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1997年的人民币30元。也就是说即使在1997年的水平，30年代教授的月工资水平也应该在1万元以上。在当下社会，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无法过上与身份相符的"体面"的生活，难以摆脱生存的压力而专心治学，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侧面，如果我们回眸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时代的种种表现也可以看出，生活的压迫也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电视媒体联盟带来了经济的动力。另外，笔者在对该选题进行论证时，中国传媒大学胡智峰教授向我建议，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应该作为该研究的考虑范围，所以，知识分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经济上难以"独立"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意趣以及与媒体合作的态度。
1.90年代初"脑体倒挂"现象带来的知识分子心理失衡
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了脑体收入倒挂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教师的基本工资总体上高于体力劳动者，但是由于经济部门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津贴、浮动工资制度，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远高于教师。鉴于这种失衡状况，在80年代前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1977年、1979年、1982年、1985年和1987年多次部分调整教职工的工资收入，教师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这一时期，工人增加的工资性收入远比教师多，脑体收入倒挂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师工资待遇偏低在90年代中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1988年全国人大的重要议题之一。
知识分子既是文化与价值的载体，同时又是经济主体；他们既有神圣的一面，也有凡俗性的一面。因而，目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地位重新划定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深受孔子"义利"观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耻于谈"利"的。清高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最鄙夷的就是"利"，"唯利是图"、"利令智昏"这些贬义词很久以前就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当人就要拥抱一个他本来就鄙视的肮脏者，而且是低声下气的时候，除开悲惨，还能说什么呢？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的不适应，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显得愈发突出。知识在市场中的难产，如今已使它的拥有者痛感到有史以来的生存危机。意识到生存危机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而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其处境不能不说是悲惨的。甚至可以说，这比过去历史中他们所承受的肉体痛苦还要严酷得多。
出版于1993年的《走下圣坛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全方位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该书谈道，马克思指出"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等于倍价的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一原则适用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均高于工人收入一至数倍。比如，各国医师收入比工人高出3-6倍，中学教师比工人高20%~50％，大学教授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我国，从1956年以后，却逐步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1978年倒挂8.3%，虽然1988年降为3.9%，但是，1991年又升至7.6%，尤其是全民单位职工脑体倒挂，1991年已升为14%。90年代初，中山大学教师的平均收入在320元至340元，低于广州中等平均收入，排在第九位。教授的收入也只有400~500元，相当于香港打短工两天的工资。他们尽管身处沿海富裕地区，生活上却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有的人还很清苦。
据调查，当时中国收入最高的五种人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走穴"演员和组织演出的"穴头"；合资企业的中方负责人；乡镇企业的承包头；各类经纪人。在这些财富新贵面前，知识分子不仅在经济地位上无言以对，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被作为奚落对象。该书通过对比当时著名歌星的走穴收入和大学教授的收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价值的实际意义上说，对于专家教授年收入最高6000元，与歌星们年收入60万元，无论我们如何大"换脑筋"，也无法理解"按劳付酬"的真实含义。1992年，为了吸收更多的先进模范青年接受继续教育，上海决定招收30岁以下的市劳动模范、市先进工作者、市"三八"红旗手以上荣耀称号获得者，进入普通高校深造。但在符合条件的人中，经过反复动员，仅有41人报名，只占招收计划的一半。理由有多种，主要的原因却是经济收入降低，很多人还担心成了知识分子后，地位待遇比现在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