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形变。儒家的意理与价值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逐渐由遗落而退隐，原来的士大夫阶级已无力应付一个全新的科学与技术构造的世界秩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士大夫阶级慢慢地从实际人生退向虚拟的舞台。而在工业化导引下的沟通革命的工具，如报纸、杂志、无线电、电视等，则在不需流洒鲜血的情况下改变了人众的观念、思想、自我形象与自我认同。这一"无血革命"较"流血革命"更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文化。
--金耀基
本研究中所论及的"电视知识分子"的产生虽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的，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与电视媒体联姻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倘若要真正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掀开历史的篇章，回溯整个20世纪--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痛苦抉择的世纪。在梳理历史时，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传媒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勾连，其中，有激情，有失落，有无奈，有被迫，有自愿，有喧嚣，有沉默，有责任，有良知......
第一节 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的两次媒介化转型 (1)
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潮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其中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反思，从而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作用、地位以及与媒体的关系是有区别的。许纪霖先生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化大革命"一代和后"文化大革命"一代。在前三代和后三代中，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事件不仅分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知识和心态的分水岭，以一种什么样的阅历和身份经历它们，足以区分几代不同的知识分子。
笔者十分认同许先生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代的划分，同时也注意到，社会的现代化与传媒的现代化贡献密不可分。由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大众传媒的发展也是相伴随行的，而且，作为重要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在影响社会思想与人民生活的层面上，知识分子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媒介的控制和掌握，如文字、书籍，正因为有了文字这个抽象符号才使得知识分子从普通社会人群中区分出来，同时文字也是横亘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重要媒介。直到今日，书籍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利用的重要媒介，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在社会对知识分子本人的认可还是知识文化的传承方面。大众媒介的产生使得媒介环境复杂化，也使得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复杂化。这时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联盟会导致什么行为方式和后果呢？
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演变时，不妨把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例如法国学者德布雷在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时，就重点考察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从而得出法国知识分子从教师到作家再到名流的发展历程。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与传媒从陌生到接触、到互相兼容的历史。由于不同介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效果和价值实施上具有明显的差异，知识分子群体与不同质地的大众传媒的融合也表现出迥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作用。所以，笔者尝试着从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发展相融合的关系中，分析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史。在这里，大众传媒主要指大众传播中的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和书籍不在本研究范围内。不同介质的大众传媒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形成了共存共荣的局面，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报刊知识分子和电视知识分子来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却可以从知识分子在与不同大众媒体的关系中发现，在整个20世纪，甚至可以推前到19世纪晚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媒介化转向，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报刊媒体化转向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知识分子电视媒体化转向。
一、报刊媒介化转型
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的结合，对第一次转向，即在命运驱使下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报刊媒介化转向，笔者仅简单梳理历史脉络，不做过多论述。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在历史上，中国古代报纸主要在中国士大夫阶层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古代官方报纸也主要定位于士大夫群体。尤其在明代的朝野士大夫知识分子当中，在职的官员是邸报 中国古代报纸的一种。最热心的读者。"他们上班当值时，在各自的衙门里看官家的报。回到寓所时，在家里看自己用'邸抄之费'订阅的报。出门上路时，则随处找居停主人借报。他们之间如果有谁在报上发现了和亲友有关的重要信息，还往往差人将报送去传看。"但中国古代报纸的作用有限，内容主要是皇帝起居、宫廷动态、朝廷政令、诸臣奏议等，仅供官吏士大夫阅览，和近现代报纸的社会作用存在着明显区别。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不仅有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冲击，也带来了近代化报刊。清末知识分子在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同时，也调整着自己的言行方式，干预社会的媒介化转型便在孕育之中。随着殖民主义势力的大举入侵，外报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地点也逐渐由沿海扩充到内地。到了19世纪末叶，已经形成了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上海、香港为主要基地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大量国外近代报刊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吸引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19世纪中期，士大夫阶层就已经有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翻译西方报纸。"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更与在华外报有关西方文化思想的宣传紧密相连。
这种影响，始于冯桂芬、薛福成等人，至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达到了高潮。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就直接受到外报西学宣传的启发。"知识分子在心态上出现了学习西方、改造自身的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时，认识到非革新不足以图存，然手无权柄可操，遂致力于办报，借报纸传播其主张，以言论觉天下。在国人最早创设的近代报纸上，有识之士即鼓吹习西法，识洋务，变法自强。1874年2月4日，曾游历欧洲的秀才王韬在香港创办以"强中以攘外，言取远以师长" 为宗旨的《循环日报》，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批自办报纸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的"。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尝试与近代报刊融合，产生共鸣，以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甲午战争之前的传统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的联盟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未达到一定层次，只是萌芽初期的表现。
上述第一批办报的中国人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对近代传播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时代呼唤新的传媒宣传人才，时势也造就了新的传媒的宣传高手！此时通过近代传媒比较广泛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们因缘时会，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较之稍前的办报人对传媒的重要性有更明确的体会。19世纪90年代，维新变法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后维新派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一次高潮，也加速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步伐。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甲午战争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处于缓慢发展的过程，而对近代报刊的态度还未达到大规模地自觉利用，而甲午战争的失利使中国社会陷入更加灾难深重之中，知识分子在维新运动中的突然觉醒，为知识分子的报刊传媒化转向打开了新的篇章。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舆论影响力上，认识到了报刊对于实现救亡求存的济世理想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创办近代报刊，争夺话语权利。如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政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仅看到了报纸在"去塞求通"上的功能，也使其成为沟通内外信息、从上到下传达维新变法思想的有力工具。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士绅，其产生和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联系，科举制度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根基--从士到仕的演化路径被堵死，摧毁和瓦解着旧士绅阶层，士绅阶层已不可能依靠功名身份和文化权力，继续保持社会的领袖魅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对于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同时也逐渐开始了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催生了新的知识阶层。为了重新在社会中处于核心影响地位，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社会地位载体，在报刊媒体中获得新生成为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之一。张灏先生指出："1895年以后，最初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刊杂志数量激增。根据布里腾(Rosewell SBritton)的统计，1895年中国报刊共15家。1895-1898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我个人的统计是64家)，1913年是487家。"
随着西学东渐，从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到"五四"时期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从新式学校毕业或是留过学，接受过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掌握了西方现代的一些专业知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那些只接受过儒学教育的士大夫们相比，他们是新知识分子。其中部分人以知识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间社会，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大众传媒工具批判时政，这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中国人民痛苦不堪，中国革命困惑不解。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新的历史时期也由此开端。而且1915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以报刊作为主要阵地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如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便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文化发起摧枯拉朽的猛烈总攻击，唤起了整整一代青年的觉醒。"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阶段，新闻界为"五四"运动推波助澜，发挥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先导的作用。在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五四"时代的报刊数量更为激增。从20世纪初到抗战以前，很多知识分子自办报刊书局，形成了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从事这一活动的知识分子，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还有办《京报》的邵飘萍等等。
根据当时《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是1134家，而1917年美国人伍德布里奇(Samuel IWoodbridge)在《中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Sinica)给出的数字是2000家。据胡适的估计，仅在1919年，全国新创办的报刊大约就有400种。由此可见转型时期报刊杂志增长速度之惊人。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