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电视知识分子也存在着这样的批判话语缺席的现象，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分析当下中国电视知识分子所涉及的舆论空间和行为方式，可以发现一种笔者称为"沉默与喧嚣并存"的现象。一方面，在无关社会批判的领域，如历史解读、文化熏陶、读书赏析等，电视知识分子拥挤在一起，一片"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和热闹，今天我把孔子解读了，明天再把庄子也解读了，反正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可以作为丰富的话题宝库，亦可作为发售新书的华丽外衣。在电视荧屏中，搭载着学术与通俗对接的快车，迅速奔向成名和致富。例如，樊百华先生曾经谈到这样一个现象，近年来，他接触的一些大学生常问他一些问题："余秋雨到底干过些什么事？为什么他只谈文化、远古、遗迹、传播、'桥梁'，不谈道德、现实、体制、政治、人权、人道主义......呢？"在话语模式中，粉饰太平，去政治化，强调审美、感悟和感恩，知识精英比普通制媒者更了解如何掩饰意识形态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涉及政治、民主建设、社会文化丑恶现象时，他们或保持沉默或态度暧昧，也许是出于"明哲保身"，也许是"电视观众是上帝"理念的支配，不敢轻易引发争议。当然，片面强调知识分子自身的情况，显得过于苛刻，毕竟国家意识形态和媒体官方属性都不可能为电视知识分子提供完全自主言说的可能，但是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占据电视这个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们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改良批判的力度还显得太微弱了。
第二节 电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3)
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主持人、电视知识分子杨锦麟的话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传媒人，同时又是一个读书人，我希望除了传播信息之外，还能履行读书人的言论责任。很难想象，中国社会如果没有言论责任的空间或者言责空间无法获得健康宽松的舒展，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和发展是很难想象的。"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对他的评价是"杨锦麟读报的'魂魄'，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南方人物周刊》在2006年对他的评价是"书生报国嘴如刀"。在其主持的读报节目中，杨锦麟犀利的点评常能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例如2003年8月28日，他在节目中读到《中国青年报》一则题为《外逃贪官将遭致命一击》的消息时点评道"来得太迟，姗姗来迟的一击"，表达出忧虑与焦急的心情。
"当代知识分子的弱点，或者说中华民族传统的性格弱点就是对社会问题缺少勇士的干预精神。它也是社会长时间不重视知识、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也许，在考虑了诸多因素之后，我们会发现现实环境难以给电视知识分子以批判的可能，笔者承认这种困难的存在，但在排除"能不能"的问题之后，更应该强调知识分子本身"愿不愿"和"怎么办"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上就与权力、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束缚了他们舌头的自主。"其实，知识分子既不该是没有争议的、安全的角色，以致只是成为友善的技术人员，也不该试着成为专职的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的女先知，虽能预言却不见信于人)，不但正直得令人不悦，而且无人理睬。每个人都受到社会的约束--不管社会如何自由开放，不管个人如何放荡不羁。在任何情况下，知识分子都该为人所听闻，实际上应该激起辩论，可能的话更要挑起争议。完全的沉寂或完全的反叛都不可取。
"这里我们谈论的批判意识，正如萨义德上面说言，不是"完全的沉寂"，也不是"完全的反叛"，而是如他后来的解释那样，"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 。这也是笔者讨论电视知识分子应当肩负其社会批判责任的前提。在建设性的意义上，积极协商、呼吁改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环境；针对危害社会肌体的不良现象，应当珍惜在媒体中发言的机会，予以批判和提出解决的方法，这是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应当采取的方式。
强调批判责任，重要的是因为电视知识分子不同于致力于"为学术而学术"的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是"兼职"的、公共的知识分子，把持的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理应扮演起文化医生、冷静批判者的角色。理想状态下，现代知识分子在借用现代物质手段的同时，仍然应保持对理想生活模式的向往。他们对自己不得不身处于其中的物化环境保留着清醒和批判态度，因而正是他们才能发现并反对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状态。而且他们还往往不满足于自己独享这种觉悟，他们还愿意用这种觉悟去唤醒大众。而大众和市民社会却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知识分子的这种布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常识感和务实原则，他们更钟情于物质。而市民社会越是沉湎于物质，知识分子也就越要唤醒并且解放他们。
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体现，对于媒体和国家而言，也是意义深远的。电视媒体如果仅是温柔乡、缠绵所、发财梦、故事会、娱乐场，无疑是在酿造大众精神鸦片；缺乏批判的声音和监督的力量，失去的是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和责任心，是一种对舆论主导权的轻易渡让，从网络媒体舆论嘈杂中便可以看出这种端倪；电视知识分子缺乏思考和批判是知识分子、媒体和国家的损失，更是对民族未来和命运不负责任的表现，他们尤其要跳出"喧嚣"的名利争夺，打破"沉默"，让批评的声音成为话语的常态。
四、化解矛盾与构建和谐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由传统伦理型社会向现代法理型社会的转变，由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变，由正统本位文化向多元复合型文化的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心态也从传统社会的道德中心主义和改革开放前的政治中心主义，走进价值多元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个体、阶层和群体凸显出来，必然造成社会总体价值导向的失措，各个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处于一种无序乃至冲突的状态。
有学者提出，这就需要在社会政治生活层面，确立一种整体有序、动态和谐、足以消解震荡的价值观；在经济生活层面，应该确立一种追求效率、公正平等、互利互助的价值观；在文化生活层面，应该确立一种刚健有为、自由超越、具有民族精神的价值观；在个体精神生活层面，要重建一种崇高、博大沉雄、求真崇善尚美的价值观。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急剧转向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判断责任已经突显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需要智力的支持，也需要理念的支持。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对话，我们将会越来越盲目，越来越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并将失去真正繁荣的公共生活。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背对大众"。积极介入社会公共生活、面向大众的电视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责任也许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沉重和复杂。
同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和谐文化建设以及发展文化事业产业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其中，广播电视等媒体提出的要求是增强社会责任感，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共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这是对新闻传播提出的更高要求，也间接地明确了电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
"在建设民主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讲理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讲理的话语是关于权力的，但是它要有知识的基础，就是要为合理的权力提供知识基础，而知识分子则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徐冰：《权力依附困扰中国知识分子》，《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30日。以知识和理性为武器、倡导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在与政治权力协商、替弱势群体发言时，能够作为客观中介人身份进行中间调和。例如，在政府推出一项新的法律条文和管理措施时，由于法理和人情会在一定情况下存在冲突，而电视知识分子则可以依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和权威身份，为民众阐释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大家看法》等这样的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法律专家出镜来行使这样的义务。中国社会的民主与法制进程中，电视传播是一个重要推动力量，相关的电视知识分子也是参与其中的助推器。
在社会面临突发事件，政府、媒体权威受到挑战时，电视知识分子往往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因素。"分化性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利用新闻媒体表达一些非主流但却理性的声音，也有人把他们称为媒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天然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在灾难事件面前会有更多的参与意识。在灾难事件发生前，他们会提出预警，并通过各新闻媒体报道、讨论，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灾难事件发生后，公共知识分子对灾难事件进行非制度化的参与，表达对政府的认同、批判和互动，还会针对事发原因对政治过程进行制度建设的参与。"例如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由于种种原因，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政府和媒体在危机的处理中表现得异常被动，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代表的医学界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起这份沉重的责任。
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原则下，首先批评了政府应对中的不足。2003年3月前后，国家权威机构发布消息：非典的病原体是"衣原体"。这与钟南山的临床实践经验并不吻合，以他为首的广东医疗界坚持认为非典的病原体不是衣原体，而是某种病毒。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使广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其后，钟南山积极投身到疫情抗击前线，主动请缨，让"把最危重的病人转到呼研所来"，并在电视媒体中以科学的态度引导恐慌心理严重的民众如何认识这场危机，为转移民众对政府和媒体的不信任和稳定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位积极利用电视传播手段的知识分子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2003十大感动中国人物"。2003年4月中国社会调查所做的一项电话民意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1200位受访民众当中，有89％认为钟南山是一位英雄。
当弱势群体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时，电视知识分子应高扬人文精神旗帜，为他们获取足够的人格尊严和权益保障鼓与呼。"较多的民众虽感于权利得不到保障，但往往选择了沉默。此时，具有较高专业和学术素养，又有正义感的学者专家，自然而然地借助媒体代民立言。"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爆炸事件"、"黄静事件"等之所以引起广大公众的关注，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功不可没。虽然这几个案例并非都有电视知识分子的参与，也说明了电视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互动为解决社会矛盾和丑恶现象提供了可能。
在构建生态文明、保护环境和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上，电视知识分子也有机会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形象化传播的电视媒体在展示自然环境危机、提倡环保意识上，具有先天的优势。例如"沙尘暴"这个字眼，对于多数未经历过的人而言，似乎无关痛痒，但看到白天沙尘暴袭来、伸手不见五指的电视画面时，都不由得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在沙漠化、温室化效应、洪水与海啸反复肆虐等自然环境恶化的当代，电视传播起到了重要的警钟作用。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利用这种优势，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观点，以及对人类、地球的命运思考展示给广大观众，唤起他们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关爱自然生物的意识，这样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亦可产生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香港岭南大学终身教授许子东，经常利用凤凰卫视发表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提出："这个时代的学者如果完全离开电视，或者说离开媒体，说得轻一点是'洁身自好'，说得重一点是不负责任。"虽然其观点有待商榷，但也的确提出了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使命的重新定位。新时期的电视知识分子们通过电视媒体，对于社会各个层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干预作用，这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体现，更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的助推。更应当清楚地看到，这种权力是党和国家、人民、媒体乃至历史所授予的，在明确了沉重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之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应当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