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电视泛娱乐化正在将电视文化推向庸俗化的边缘。在对长期提倡教化功能的反思中，电视的娱乐功能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正逐步被认可和挖掘，但却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综艺节目的风行，使电视机构发现了娱乐化所带来的可观经济利益，从电视新闻节目娱乐化到"真人秀"，中国电视紧跟西方电视娱乐化潮流，在国外刚刚兴起的娱乐模式很快便会移植到中国电视屏幕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娱乐化上，中国电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最接近的。这对于满足民众对于休闲娱乐的文化需要无疑是一种进步，可当这种娱乐的神经开始在各个层面的电视节目中发挥作用时，已经开始把中国电视文化逐步推向了庸俗化，尤其是在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西方电视文化中"娱乐至死"所带来的危害的时候，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尤其应当警惕中国电视文化的这种趋势和走向。特别是对于在电视"培养"下成长的青少年，强调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嘲笑崇高、解构传统、制造冲突的泛娱乐化、庸俗化精神，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是深远和不可估量的。
第三，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正蚕食着电视文化的中国印记。有识之士已经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今天的中国电视节目越来越明显地模仿西方电视媒体节目形式，使电视人面临双重困境：即电视节目的东方特色匮乏和拿西方来抄袭后自我文化的消失，这其实是西方文化资本和权力运作对东方媒体的挤压问题。"好莱坞大片、西方真人秀等节目夹带着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充斥着中国电视画面，青少年的哈韩、哈日潮流都有电视在背后的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电视文化中的式微充分体现在个别娱乐节目主持人中英文混杂的话语模式中。所谓"三流节目抄央视，二流节目抄港台，一流节目抄欧美"一时成为风气。中国文化正在失去电视表达的空间和可能。
最后，商业气息的浓重带来电视文化中物欲横流。不仅在电视节目里宣扬着金钱崇拜，而且为了争夺有限的广告市场，电视频道中到处可见不负责的虚假广告、电视购物等，甚至在新闻领域也出现了虚假报道，一些电视台甚至大量盗播侵犯知识产权的影视作品。这对于党和政府、传媒的形象和公信力都是极大的伤害。
第二节 电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2)
2.坚守电视精英文化、加深民族文化烙印
在这样的电视文化环境中，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就更应当加强自己的文化责任意识。一方面，他们应当自觉地维护电视精英文化阵地，毕竟精英文化所带来的深度和理性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是迈向现代化的必要保障。但现实的情况是，反映电视精英文化的节目正在不断地在电视传播中缺失，其受众面在先天上就较窄，如果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广告效应的话，往往会成为裁汰的对象。
2004年继《读书时间》被收视率"末位淘汰"掉之后，北京电视台的《东方书苑》、凤凰卫视的《开卷有益》、上海电视台的《阅读长廊》、湖南电视台的《爱晚书亭》等十余个电视读书节目也相继消失，这一系列"读书"事件暴露了电视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在本质上的矛盾与冲突。我们既需要电视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到精英文化价值，不放弃自己的严谨和理性，不为了迎合某种社会口味而动摇知识分子立场；也需要电视媒体的自我觉醒，为媒体、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而不是一味地盯着经济收入。例如，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开办7年以来，坚守"思想性、学术性"，有着强烈的文化抱负，是大中华文化圈的学者阐释独特思想、展示最新学术成果的传播平台，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已经邀请了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260多名(至2007年8月)参加节目，这些知识分子都秉承了这样的理念，为电视精英文化阵地添砖加瓦。
另一方面，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商业电视文化入侵，世界各国都逐渐开始保持关注和警惕，尤其是该国的知识分子们。英国的一位电视知识分子这样说："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上电视的话，不在公众面前说话，不表达他们的观点，那电视上将完全是好莱坞的电影和各种娱乐。如果我们上电视去讲哲学、文学、古典音乐、美术，电视作为一种公共平台，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你是希望在电视上仅仅只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呢，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真正对你有用的哲学、文学、美术呢？英国的观众对电视台反映说，他们宁可听听哲学，而不是看好莱坞的电影。因为好莱坞的电影已经太多了。"
王岳川先生谈道："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电视的指纹......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我们如果意识到了东方文化的生态意义、差异性文化意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同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英部分而整合成新世纪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获得纠正传媒殖民化倾向的力量。"不论从批判的，还是建设的角度，中国电视知识分子都应在吸收和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在电视节目中为传播传统文化、加深电视文化中的中国烙印而尽责。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主体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比一般民众更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和生态价值，他们思想的武器和研究的成果也主要围绕这些展开，在策划中增加节目的中国特色、在阐释中合理介绍中华文明的魅力、在讲演中激发观众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必然会带动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文化屹立于世界电视文化之林。
3.提倡电视人文精神、引领大众文化品格
电视文化中出现了上述的一些问题，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体现人的本质属性的精神，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的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仅是电视文化的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提升了对此关注的重要性。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就与人文精神有密切联系，"随着大陆开放政策的深化，西方动力横绝天下的价值取向无处不见，科学主义力量如日中天，人文精神支离破碎，危机感日渐加剧了；鲁迅大张挞伐的国民性泛滥成灾，物欲横流，价值失落；许绰云先生所指的文化界庸俗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这一起都凸显了培养人文精神的紧迫性"。
曹正文先生早在2000年就提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电视制作者是人文精神的先导，他关注着每一段时期人类的心灵并做出反映，因而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在电视发展历程中，每一位成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电视人被人提起或评价时，不仅仅是因为他具备的'才格'(才华)，而是主要因为他拥有博大的'德格'(道德精神)，因而他们能对人类现状做出超越性思考，对人类终极命运表示关注，对现有的价值体系进行深切地追问。"
张岱年先生称："儒家承认人类是天地所生的，而肯定人本身具有优异的价值"，"儒家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观点可以称之为具有人文精神"，同时"坚持人格尊严、重视社会责任心，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这样一来，在协助电视文化重建人文精神的时候，电视知识分子具有了天然的优势。所以，"电视知识分子利用电视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和自由思想，运用自己良好的人格熏陶和感染受众，他们所坚持的社会责任、终极关怀、乌托邦信仰、社会远景理想、形而上价值潜移默化甚至锋芒毕露地影响着观众，是对后现代电视文化的一种反拨、匡正，同时也是对社会文化的一种积极引导"。
对于大众文化品位是应当迎合还是引导？这对于电视知识分子来说还是一个没有统一的问题，也体现在对以易中天为代表的"学术明星"的批评上面，他们游走在娱乐与学术的边缘，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电视媒体和观众强大的力量带进泛娱乐化的大潮中。所以，易中天也清醒地意识到"电视成就了我，我也随时警惕电视会毁了我"。当被问及是否恰好迎合了社会上一种浮躁的心态时，易中天又称："我肯定是恰好迎合了社会的某种心态，或者说某种需求。至于是哪一种心态和哪一种需求，让评论家去说三道四，让研究者们去得出结论吧。"这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表现。笔者认为，作为多方赋予话语权力的电视知识分子，其言行本应受到更严格的检验，在一个社会文化浮躁、肤浅的时期，应当主动引导积极和健康的大众文化品格。尤其是电视传播具有特殊性质，即在感性传播过程中出现信息耗散，不断削减其深度和理性，电视知识分子应成为一个严肃文化的聚合者和倡导者。
正如凤凰卫视开办《世纪大讲堂》之时，刘长乐虽然意识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也许"每个知识分子都有阅听大众和诉求对象。问题在于是否要去满足那阅听大众，使它像客户般高兴，还是去挑战它，因而激起直接的对立，或动员它更民主地参与社会"。余秋雨也谈道："学者的任务，是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判断其中的文化'品相'，提升文化格调，使大众摆脱纯原始形态的接受，而进入一个精神层次的攀援。这是一群桥梁式的文化人的使命。
"美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提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着手生产顾客需要的东西，而是追求实现更高远的目标。"中国新知识阶层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他们不能像过去的士大夫，只需坚守、保护儒家的价值系统即足矣，另一方面则要探求、形塑新的文化价值。他们较任何其他阶层更有机会接触古今中外的学术巨人的思想，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站在巨人的肩上观照社会文化的前途。面对名望和金钱的诱惑，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更应该有勇气对大众品位喊出"跟我来"，而不是"带上我"，毕竟电视和观众已经给予了你们很多。
三、批判与监督
乔姆斯基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比过去有更多的批判社会不公平和压迫的机会和条件，他们可以利用言论自由和各种场所(讲坛、广播、电视、报纸等)来履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萨义德也提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意见，就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应当鼓励知识分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并不那么响亮。有学者提出，在真正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时候，这些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不可饶恕的沉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代表着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我们不能坐视知识分子如此消沉堕落下去，这个时代需要呼唤他们的回归。只有唤回知识分子精神，才能拯救民族精神，才能使这个利益分化的社会具有坚强的凝聚力，才能使社会的发展沿着一条冲突最小的路径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