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余秋雨将自己的作品投入到大规模生产场域，开始倾向于与学术场域外部权力合作(弃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可谓是其显示脱离中国特色学术圈核心地带的标志)。虽然他也称很多冠以自己名目的事情都是出版社商业炒作而为，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与其"默许"有关。随后，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散文创作中，与大规模生产的文化场域的连接也越发紧密，投身于当时日益兴起的电视场域似乎只是时间和机遇的问题了。易中天在未成名之前，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学术著作，在学术场域内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影响力，同时他也写作了大量符合大规模生产场域的作品，如"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之《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而他被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制片人"相中"，也正是因为后者，从此展开了介入电视的行为，并善于迎合(自觉不自觉的)电视的需要和观众的品位。在余秋雨和易中天身上看似偶然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些必然的因果关系。
3."特洛伊木马"同谋
虽然在学术场域内，对于知识分子的品评主要来自于"同行的认可"，但是，这种认可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标准，在媒体发达的时代，传媒场同样能够对学术场域产生巨大影响力，从而改变其游戏规则，具体的表现被布尔迪厄称为"特洛伊木马"同谋。"传媒的力量，若要对科学界这样的领域施加影响，那它必须在它看重的场中找到同谋"，"利用特洛伊木马的原理，发挥作用，那就是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领域，他们借助外部的力量，可以得到无法从他们的同行那儿得到的认可"。"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就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各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大大改变了，以致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皮沃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
"在那些看似较为独立的学科，如历史学或人类学、生物学或物理学，传媒的评判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人能否得到认可，有可能取决于他的知名度，然而，现在人们已经弄不清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同行间的声誉。"周宪先生利用德布雷的观点分析道："一些人则如德布雷所描述的，向媒介妥协，并依赖于媒介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把学术和流行时尚混为一谈，以大众媒介的尺度和标准来侵蚀学术和艺术的自律准则，进而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功夫在诗外'的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依照德布雷的看法，大众媒介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则，这就是市场规则和商品化，而知识向媒介的倾斜实际上就是知识自身规则的衰退，并向媒介法则投降。所以，他认为，知识分子通过媒介来增加名声，就是蜕变为名流的必然过程。"
虽然这种同谋关系是在西方传媒对学术场域的影响中总结出来的，但在中国语境下，这种现象也正在形成，已经有学者提出传统学术生产方式在电视传媒时代应当大众化转型，对于学术场域的自主性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学术场域的参与者同样也是以电视为主的大众文化的被影响对象(虽然有学者称他们从来不看电视，但他们不可能不受电视媒体影响)，在无法标准化确认"同行认可"的情况下，决定一个学者的水平，社会"知名度"成了理所当然的重要参考对象。通过电视媒体对于其"代理人"--电视知识分子的宣传和推介，增加了这些人以及其背后机构的符号资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大学默许其教授在电视媒体兼职，甚至引以为荣，还予以奖励)。这种利益关系不仅导致学术场域内将"知名度"与"同行认可"混淆，同样也带来了利益驱使下，学者、教授们对于电视媒体趋之若鹜，在商业电视发达的美国，甚至有学者预言："或许，学术人员愿意(will)为参加电视对话节目而支付费用的时机就要到来了。"
更重要的是，布尔迪厄还指出另外一种威胁--"新闻场的控制力趋向于增强任何一个场内处于最受数量与市场影响一级的代理人与机构的地位；经受影响的各场在结构上越受制于市场逻辑，施加影响的新闻场在所处环境中越受制于外部的压力，那后果就越严重" 。也就是说，在一个学术场和媒体场外部压力(主要指政治场和经济场)强大的社会，学术场内自主性丧失的情况就更严重。中国的电视媒体和学术界恰恰是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强烈影响，其带来的学术腐败以及电视场域对于学术话语的影响也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4.解决问题的可能：提高入场权和强调出场责任
布氏在提出一系列学术场域自主性丧失的悲观论断之后，仍然提出了解决这种现象的可能，即提高知识分子入场权，并强调责任意识。"电视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它降低了进入某些场，如哲学场、司法场等的入场权，它可以把以行业的内部标准衡量根本没有支付入场权的人冠为社会学家、作家或哲学家等等。另一方面，它能够触及最广大的民众。在我看来难以作出正当解释的是，电视以扩大观众为由，降低入场权......为了避免在精英主义与蛊惑民众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必须维持甚至提高进入文化生产场的入场权......增强出场的责任，同时改善出场的条件与措施。
"这里需要解释布氏的所谓"入场"和"出场"，因为笔者发现有学者把"入场"理解为进入电视或新闻场，把"出场"理解为出现在电视或新闻场，两者都是本质上的误读。根据布尔迪厄的阐述，"入场"是指由于电视的影响，把某些本不具备相关学术领域专家、学者水准的人抬高，进了学术场内。"出场"是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了"捍卫任何先锋的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奥秘性，同时也维护公开推广圈内成果的必要性以及为争取得到良好的推广条件和手段进行斗争"，而要从"固守的小城堡"中"走出来，齐心协力"，跟社会各界合作。这里，"出场"逻辑也合理地为布氏自己为什么在电视中进行讲演作出了解释。
从布氏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为了抵制电视场对学术场域的影响。首先，学术场域内部应当提高入场权，排除电视势力和大众评判所带来的干扰，让不具备相关学术场域专业水准的人士无法进入；另一方面，学术场域的内部人士，尤其是掌握了较多文化资本人士、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人士，应当肩负起"出场"的责任，走出"象牙塔"，这种出走是肩负着维护正常学术推广责任的行为，并为这种行为创造良好的传播环境和条件。当然，这种认识是一种理想状态的主观想法，尤其在从学术场"出场"到电视场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负责任的公共平台来进行传播，也难以实现这种可能。不过从中国现实环境看，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正积极地"出场"为创造学术自由、自主的环境而努力，在电视媒体研究领域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呼吁建立中国的公共电视，这些都可看做是对"出场"责任的履行。
以上我们借用布氏理论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电视知识分子以及背后的电视场域对于学术场域的影响和解决的方式，可以看出电视知识分子的行为和惯习存在着削弱学术场自主性的可能，尤其对于本身已经出现种种问题的中国学术场而言，更值得警惕。当然，由于中国国情和西方理论并非完全对应，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仍然也有其对于学术场域的正面意义，例如在普及传统文化、纠正电视对文化经典的误读、促使广大电视观众产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等等。不过，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奔向社会的十字街头。但目前这些新觉悟的知识分子，却往往有关心世事的狂热，而少反省世事的理智。知识分子如必须是社会、时代的眼睛与良心，那么，他应该不只用热烘烘的Heart，亦应该运用那冷澄澄的Head。在利益面前，保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如何发挥好自身的积极作用，也许才是每个电视知识分子应该思考和反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