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我们到红色村去转移群众。
到红色村，还有个缘故：我们从都江堰进虹口那天，在路上碰到好多老百姓往山外走，算是转移吧！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问：“解放军同志，你们是不是到虹口救人的？”我们说：“是。”她说：“我是红色村的，我父亲八十多岁了，眼睛瞎看不见，我又带不走他，请你们救救他吧！”我们答应了。
从虹口到红色村，以前顺着河边有条公路，地震时山垮下来，路全没了，只有上山。山上塌方非常厉害，树呀草呀都没了，全是乱石头，并且随时都在往下滚。过塌方区，我们先是试探着跑过去一个人，两边设起观察哨，看着山上的情况，一挥手迅速跑过去一个人，然后再看情况，没危险再跑过去一个人。山太陡，塌方太厉害，我们爬不上去，就顺着乱石斜坡，小心翼翼地横着走；有的树倒了，就从上面跨过去。带路的向导也没走过山上，我们只能朝着红色村的大方向往前走。天热得很，太阳火辣辣的，汗水止不住地淌，口渴得厉害，我们一人只带了一瓶矿泉水，每次只能抿一小口，不敢多喝。
爬上一座山，从山上远远看去，沟中一座房子前的院坝里，有一面红旗。我们猜测，是不是有人需要救援？或是志愿者的营地？下山一看，原来是一根竹竿上绑了一条红床单。一户人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一个二十多岁的孕妇，希望有人来救援，年轻女子很精灵，学电影、电视里的样子，想了个挂红床单的主意，算是求救信号。
老汉、妇女一见到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都激动得哭起来。那个女子说：“共产党派解放军救我们来了！”那个场面，把我们都感动得落泪呀！说了几句话，我们问：“山上还有没有人？”老汉说：“还有好多哩。”
我们又爬上一座山，上面就是红色村，十几户人家，房子都垮了，一共二十七个人。大多是老弱病残，包括那个女子的父亲，八十多岁的盲人老大爷，还有一个瘸子、一个老太婆、三个小孩。他们都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见到我们那个高兴啊，说：“解放军救我们来了。”他们一定要给我们煮面吃。我们说时间来不及了，大家跟我们往外走吧！
正准备走，有个村民忽然说，沟上头还有个外地人，在农家乐打工的，四十多岁，一直没下来。我问：“有多远？”村民说：“顺沟上去，二三里路。”我就跟周副部长商量，由我带三个人上去找，他带其余的民兵领着这些人先往外走，老弱病残走得慢，天黑前必须要赶到虹口。
我们四个人顺着沟朝上走，很快就没有路了，我们抠住悬崖上的缝子，一点一点往前挪，脚下是深沟，河水湍急，人掉下去就没命了。幸亏我选了三个当过兵的人，他们都年轻力壮、身手敏捷。我们过河时，先跳到一块石头上，像青蛙一样，四肢着地，抓稳了，再跳到另一块石头上，然后爬上一棵树，再跨到另一棵树上，再跨到第三棵树上，那个情形啊，就跟演电影一样惊险。
大家过了河，正准备往前走，我忽然看见河边上有个东西，水冲得一晃一晃的，仔细一看，是一个人的小腿，脚上还有一只鞋。我就招呼他们上去刨，正刨着，忽然余震来了，山上又塌方了，我们赶紧躲开。余震过了，我们又过去刨。刨出来一个壮汉，四十多岁的样子，太阳穴有一条口子——这就是村民说的那个外地来打工的人。
我们几个人商量怎么办。我说，一个外地人，在这荒山野岭遇了难，总不能让他给野狗啃啊！弄不出去，我们把他就地埋起来吧，将来他的亲人也好找，我们的良心也才安啊！他们三个人都同意。
但是河那边是陡峭的山崖，找不到地方掩埋，我们就用背包绳拴住遇难者的脖子和肩膀，几个人蹚着河水，从河里把他拉到河这边。上了岸，他们不愿去解背包带，说一起埋了算了。我说：“在脖子上拴根绳子埋，是对死者不尊重啊。”我就去把绳子解下来。
我们在河边高一点的地方找了一块地，用随身带的小铁锹挖了一个坑，把遗体放到坑里，填上土，垒了一个小坟包，我又找了一块山上塌方砸下来的树子和两三米高的一块木片，栽在坟前，做个标记，以后他的亲人好找。
我们原路返回，到了沟里挂红床单那户人家，周副部长已经带着三十多个人过去了，那个老汉却没走。我问他为啥子不走？他说，圈里还有六七头猪，大的一百多斤，小的六七十斤，没人管。我说：“把猪圈打开，放它们一条生路。”以后地震过了，你们回来找得到就好，找不到就算了，先顾人要紧。老汉按我说的办了。我们带上老汉，扛起他的两包东西，就往虹口走。走了一多半路程，追上了大队人马。周副部长说：“看到你们回来，我就放心了。”
离乡政府不远的河边，有个开农家乐的老板，看见我们带了这么多人出来——当时我们那个队伍很壮观啊：那个八十多岁的盲人老大爷，屁股底下垫块木板，民兵绑在背上背着；那个孕妇，胳肢窝下拴根背包带，民兵牵着绳子在前面走，她不会滚崖，过河也不会被水冲走，还有背小孩的，牵婆婆的，扛包袱的，五花八门啊！那个老板硬要我们歇口气，他从危房里抱出一件啤酒，要我们喝，我们当时是饥渴难耐、头昏眼花啊，我们不喝，老板再三劝，非要我们喝不可。周副部长便拿一百元钱给他，老板说：“我咋可能要你们的钱嘛，这么大的地震，你们进来救人，比我贡献大多了，我做这点事算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