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民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各个共同体和团体随着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新，并使他们自己得到一种认同感和历史连续感，从而促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公约还专门指出，"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生存性，这些措施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鉴定、记录、保存、推广、传播以及复兴"。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话语进入我们的文化视野，在新的话语介入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则从文化杰作、物质化的文化遗留物，扩展为与文化传承人密切关联在一起的、边缘的、然而仍然是鲜活的民间生活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从历史、艺术、科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1972年公约)。比较"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我们不仅发现其内涵的迁延与扩展，更体会到支撑定义表述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如果说前者更强调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杰作的话，那么后者则受到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文化"已经从人类伟大传统中的思想、艺术杰作发展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要理解这一新兴概念，不妨将其与我们所熟悉的知识、文化观念建立联系。从造就这一话语的语境看，它与现代性知识、全球化世界图景相关；从其文化关怀看，它来自"身份认同"、"本真性"的诉求；从其关联的知识学科看，它是历史、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和跨学科都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其凝聚的集体记忆或历史叙述，成为重建或延续历史认同的重要见证和媒介。
非物质文化作为文化遗留物，它一定与活态化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传承相连。曲阜孔庙年年金声玉振，祭孔礼拜，但这些有地方政府、国家旅游管理部门参与并举行的大型活动，在我看来因为缺乏民间信众和历史传承，而成为徒有虚名、招财进宝的文化仪式，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至今仍然在一定区域中使用的方言，聚积着历史记忆、地方性知识和独特文化习性，这种方言就是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往往作为一种被现代化过程过滤、边缘化或逐渐遮蔽的地方性知识而存在，但这种地方性知识不只是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经验的累积，更是凝聚着文化价值和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传统农业国家在外力胁迫下转向现代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形态、语言系统都成为历史遗留物，保留在"草根文化"、地方性知识中。例如，方言作为一种非标准化的地方杂语，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具有普遍价值和通用功能的"普通话"、"官话"所替代，即使在本地居民中，方言也沦为日常生活语言而非正式语言。
方言成为一种隐喻，标志着与其凝结在一起的神话传说、本地方志、生活习俗等等的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方言，或者说非物质文化都成为见证现代化历程，并且被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文化样态。巴赫金青年时代所生活的维尔纽斯是方言交织错落的活样板。在那里，俄语是官方语言，大量犹太人讲意第绪语。在巴赫金看来，"杂语"现象指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阶级之间的交融，"它确保了语言和思想的不断革命，提防着现有社会语言中任何'单一的真理语言'或'官方语言'的霸权统治，以及思想的僵化和停滞"。巴赫金以"复调"思维看到了地方语言所携带的地方文化资本和象征价值，虽然在同官方语言抗衡的过程中颓败下来，然而地方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和思想的"异他者"，它们的存在使得文化生态处于一个相互制衡的多声部状态。如果获得官方钦定的文化或语言成为压倒一切的声音，此外万马齐喑，文化和语言的单一化必将带来精神创造的贫瘠和文化价值的荒芜。非物质文化的口述、手艺传承，使其承载着丰富的"非典范历史"，这也是我们理解共同体的形成、边界、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二
第六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的重述 (2)
非物质文化由传承者负载、传递，必然与人息息相关。谁的遗产、谁的手艺、谁的传承是理解和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但是，因为其符号化而非物质化的形态，往往很难确切地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一栋房屋，依据法律程序，比较容易确定他的主人及其合法继承者。一部著作，也可以根据版权法确定其创作者和合法继承人。但是，非物质文化作为一种仍然存活，与传承者的习性、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文化遗产，在范围、体系、内涵上具有极大的含混性、待确定性。在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遗留物中，某一些非物质文化被确定为维护和传承对象，这一甄别、筛选的过程既是复杂的博弈，也是重述历史记忆的过程。
例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上郎德村的土著居民的歌舞文化与日常生活、节日庆典交织在一起，他们击鼓吹笙、围圈起舞的仪式显然属于鲜活的非物质文化。但是葆有这种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土著居民，不仅仅只有郎德上寨，处于同一文化社区的朗德寨还包括许多下属的苗寨，郎德上寨仅仅是其中最大的苗族村寨。1995年，郎德上寨被贵州省文化厅授予"苗族歌舞之乡"的称号；1997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1998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百座特色博物馆"之一；2001年6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朗德上寨的苗族文化受到一系列命名后，由官方和文物保护部门附加众多象征资本，使它从苗族村寨的群落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样板。因此，非物质文化的命名过程必然牵连权力关系。以文物保护为名义的种种行政权力介入，大量的资金注入，改善了民生文化村落的居住、饮水和灌溉等条件。由于外部因素的介入，这个村寨与方圆苗族村落的共生甚至隶属秩序被更改，它脱离了与朗德寨的附属关系，受到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产业的无比青睐。由专家、文化部门不断组织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以专业的知识话语来介入和重新表述村寨特有的民俗文化。通过技术性的专业话语的整理和编织，原生态的民俗文化能够得以呈现，但这种呈现带有一定的展演成分。
活态化的民俗文化，以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名义进入了公共视野。与此同时，村民将文化展演与日常农业生产和劳作相结合，村民成立自治委员会，制定一系列规约，将神圣性的求神、参拜仪式与表演性的文化仪式相对分离，如确立以旅游表演为目的的歌舞名单和修建专门的表演广场。这些尝试让我们看到非物质文化在保护与拓展方面的种种可能性。我们也发现这些微妙的变化显示出，非物质文化通过内在调适，得以在当代生活中繁衍生息、实现更深远传承的可能性。
理性化知识话语与日常生活世界这两种话语交织，行政、经济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彼此协商，在种种话语和权力的博弈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我们思考习性与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空间。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中，由于缺乏自由意志，习性被视为文化的对立面："习性(assuetudo)是一种身体内部的被迫性，这种强制使自己丧失了可贵的良好行动，正因此也丧失了其道德的价值，因为它削弱了心灵的自由。
此外又导致不假思索的完全相同行为(单调)重复，因此显得荒唐可笑......"如果以这种观念来观照非物质文化的生活空间的话，我们难以解释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在适应当代社会变迁、维护传统气脉方面做出的调整与适应的动态过程。如果说在历史性生存中积淀的习性仅仅是文化发展的障碍的话，那么如何理解，当历史情境发生根本变化后，非物质文化在外力干预和内在选择的基础上，实现一种悄然的转换和更深远意义上的传承呢？显然，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更灵活、流动地面对习性和文化变迁关系的人类学、社会学思路。事实上，习性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受历史影响的固化的下意识生存结构，习性还包含了创建不确定的、反思性生存和经验的可能性，这一思路在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皮埃尔·布迪厄等关于实践感的论述中已有相当的发展。然而，这些理论论述仍然是不够的，丰富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象，无疑在时时刻刻拷问理论观点的界限并启发更有洞见性的思考。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符号而具有公共性。在人类的公共生活发展中，民族-国家只是随着印刷文化而生成的较晚近的公共认同形式，此前，人类早已通过其他形式尝试组织自己的情感、愿望和思想，这样一些组织化和系统化的工作包含在语言、神话、宗教以及艺术的创造和积累中。这一切想象创造和经验积累除了附着于物质载体外，更多则经由非物质文化世代相传。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技艺千百年来一直是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承，但由于近代历史的现代化转换而发生了种种中断、遮蔽和歪曲。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人重新发现现代和传统宿命地牵连在一起，在肯认了文化的多元性之外，还产生了文化传承的自觉与反思。文化传统被有意识地唤醒与复活，譬如在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传统并非是与其格格不入的异他者，相反文化遗产作为人对于起源的关怀、对身份的认同、对超验性价值的诉求而成为城市空间的重要内容。作为城市重要公共空间的文化遗产--博物馆、美术馆、老街等，如果仅仅满足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陈列，那么除了专家学者能够跨越历史读懂那些附着其上的符号价值外，一切萦绕氤氲其间的生活情态、日常区分、仪式庆典将难以呈现给普通人，更难以还魂再生。
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公共空间建构的关键所在。人需要历史记忆，需要追溯过往，获得超越时空的经验和价值认同，这样他才能超出"小我"而获得对"大我"的认识和承认。这种认识不但包容近期发生的事件，而且包容他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诸如他的家族历史、他所居住城市的历史、他所属的宗教团体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以及将他同化的更大的历史，这些都将帮助他建立关于自我的理解。近年来，从法律立法、媒体传播到个体认同等不同层面，复活和维护传统节日就是一次次积极地建构公共空间的行为。与传统节日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记忆、身份想象、庆典仪式获得了新生和延续。因此，保护文化遗产(无论物还是非物)不仅是陈列、收藏、展演，更重要的在于它们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即实现公共教育、文化寻根、和标志身份等功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在现代人对群体生存意义的探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想象可以将个体的渺小和有限转化为群体的无限和永恒，必然死亡的个体生命在历史性的群体生存中获得深刻的价值。这样看来，从传承文化气脉、表述文化归属感和拓展文化生命的角度来看，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必经之途。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与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等符号系统交织在一起，这对于现代性生活注重"当下"的世俗价值、偏爱工具理性的单一思维，可以保持时空维度上的超越性，从而获得可资借鉴和俯瞰当下的超越视角。而"民族-国家"的想象毕竟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兴起的近代观念，对中国而言也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被迫建构的新的共同体认同。在此之前如汪洋一般广阔的人类历史如何建构其共同体想象，如何确立群体身份，如何对群体进行区分和建立边界，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携带的历史讯息、集体记忆，都将为我们追溯久远而漫长的历史变迁提供非常丰富的参照。从这一层面说，我们还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框架，来命名、观照和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群体和个体生存的符号价值、符号体系的视野，重述种种被"典范历史"所遮蔽、忽略的习性变迁和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