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的变化着眼，这几年我们国内各界从肯定的立场看待民间信仰，是在共同体的层次上对话，是为了共同体寻找共同的文化价值的基础。因为中国现代的精英一直都着力贬低"民间"，在他们设计的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里，共同体的价值，尤其是那些积极的、权重比较大的价值，都来自国家，特别是来自权力的和知识的精英。在民间社会本身，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有点价值的话，即使在一定基础上被承认，它的权重都很低。这其中的问题现在看来是越来越突出了。在一种民主的、发展的趋势里面，共同体的主要价值还得来自于社会、民间，国家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但它还是得从民间来，这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思路。我们这个共同体在做法上是拧着的。当然，我们今天能够理解，这个状态是历史上不得不然的后果。
首先，我觉得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的政策做法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必然。但是，我们今天对它有一个反思，就是说我们这么做还是挺遗憾的，是有点不得不这么做。但是既然这么做了，就要把好的东西、被扭曲的东西再重新导入一个正轨，使之重新走入一个常轨。我主张我们按照这么样一个思路来对待民间信仰。
然后，我还是想费一点口舌谈一谈"文化传统"的概念，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这个"文化传统"在社会中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东西。我们讲"文化"，讲的是"新文化"，也就是只有"新文化"才是文化。尽管有时候我们非常广泛地在使用"文化"概念，但是真正被这种体制、制度，被这个主流价值所承认的、认可的那些文化，实际上仅限于现代的、菁英的文化。那这样一个文化概念，实际上它是不承认传统的，是没有传统的。因为它是从当下向未来，这个文化的时间段是这样子，它是不要过去的。而"传统"这个概念恰恰是从过去到当下(是不是向未来，在它的概念里面不一定)，它在时间上是循环的。它是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过去，这样就好了。所以现代以来，"文化传统"在共同体的主流价值里面是不能成立的。而在通常情况下，能够保持常态的国家恰恰是"文化传统"一定要在思想体系和社会现实中能够成立，并且是一个合理的成立，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什么事情都比较好说、好商量的一个社会，要不然就是一个持续斗争、折腾的社会。交代了我对议题的看法，再来陈述我自己的主要观点。
第一点，我是想说我这个定位是从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这个层面来谈民间信仰的。为什么我用"表述"呢？"表述"就是讲这个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与知识分子的专业活动相联系。所以我们是以知识人的行为与心态为反思的对象。我们自己也是知识人，我们大家都是，反思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前辈这样一个行业，这样一个专业领域，这样一段历史的反思和检讨。这是第一点要讲的。
第二点，我说的是"30年"，实际上讲的是30年的新变化。讲我们当代的30年的新变化，还是得从过去60年，甚至涉及"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这个很巧，30年，30年的。"五四运动"是1919年，到1949年是30年；1949年到1979年是30年；1979年到现在是30年刚过。大概是说有这样3段。这是第二点，交代一下时间。
第三点，我刚才在前面讲到，文化传统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确确实实本身是一个基本议题。我们现在是高度分化的一个社会，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要在内部能够商量办事就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没有这个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分裂啊、阶级跟阶级之间爆发政治革命啊，就会是必然的选择。
我是这样一种关心。这种关心的方式，是先把这个"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拆分为"传统"和"文化"；再看在不同的时期，谁代表"传统"，谁代表"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主体，靠知识分子把它界定出来。然后最后这一阶段，我是想说恰恰我们经过这个代表"传统"的社会主体，跟我们代表"文化"的社会主体，在我们今天，尤其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和全社会参与的工程开展起来之后，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代表"传统"的主体和代表"文化"的主体这个时候大家是在合了，是在求同求合了。各个方面最起码有意愿求同求合，我们也确实看到了部分"合"的事实。
然后还要说一点，"传统"跟"文化"，究竟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这两个名词，即使是同一个东西，也代表不同的一些语义。两个概念的意涵，在我看来，起码在中间有些东西是重叠的。从一句话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两个概念的重叠关系。例如，当你说"这是我们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换成"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能够成立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说"这是我们的传统"，再换成"这是我们的文化"，也是能成立的。就是从这么一个我们常说的话里，我们把"文化"和"传统"定位成可以重叠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念。而在近代以来，在我们的社会实践当中、历史过程当中，它恰恰总是分开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通过历史的很粗的一种对应把它说一下。
第一点，"五四"之前吧，就是说这个传统社会吧，它有在文化上打通民间与国家的机制。一项文化是国家认定的文化的话，国家跟民间的传统就出现一个很好的衔接。你这样一个东西，它有相当大的一个群众代表性了，有这个民众基础了，国家就有一个机制认定为我承认的一个文化。就是承认它是"我们"的一个文化。我们以前的社会就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把民间的这些东西定义为国家的东西。例如，民间信仰关公、妈祖，建庙祭祀，朝廷看见群众基础雄厚，就敕封，给予承认。其实讲"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些概念的时候，就是说上面的那些东西是可以流到下面来的。然后我们看到很多政府做了工作的这些例子里面，下面的东西它是可以到上面去的，这两个层次是流通的。
第二节 民间信仰表述的历史路向 (2)
那么我们再说1919年前后(当然是以它为标志而已)，中国恰恰开始形成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队伍。知识分子的形成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说在整个一个国际格局里面，西方是代表着现代，那么我们中国是代表着传统。中西对立，也是现代跟传统的一个对立。这样一个内与外的、中与西的关系被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化成内部的上与下的关系。就是说，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与大众所代表的形成一个对立。知识分子代表"现代"，而大众代表"传统"。就把中西的这样一个格局，把它挪到内部的时候转化成上下，落实在不同的群体身上。这样一个对立，产生一个紧张关系，就成为互相斗争：一个要膨胀，一个要变大；在另一方面就是让另一个压缩、变小。
这样一个紧张的关系和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从国民党执政时期就在这个格局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前几天我们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也经常说这样一个话题，国民党、共产党对待民间的东西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整个一个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中国内部的一个表现。谁来，大概都是在这个格局里面，只不过具体的措施、打的旗号、所运用的思想资源有所差别而已。所以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把"我"的文化，放在一个对立的关系里面，与"他人"的传统对立起来。我们中国是有一个传统，但我们知识分子不认这个东西了，不是"我的"了，是"你们的"，也就是历史的(过去的、落后的)或者民间的，而他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既不在历史里也不在民间。而且，知识分子跟民间不是一个对话的关系。在这里，知识分子的表述是一个单方的表述，于是，共同的传统就变成"他人"的传统。就是这些普通民众，当然那些旧的读书人，它也会打入这里面。大概就是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因为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作用，"传统"跟"文化"开始分成两个不能协调的东西。
然后我再粗线条地说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代表的这个"文化"，跟国家、跟政党的意志相结合，调动公共资源、国家机器向社会强势普及。在国民党时期，国家所起的这个作用，尤其是政党在里面起的作用，都已经产生了一些基本的套路，但没有机会广泛推进，因为国民党时期没有相应的社会改造来配合。共产党经过集体化等社会改造，它有全社会的动员能力，才能够真正地把"我的文化"跟"他的传统"的格局运用到社会之中，用这个格局彻底改造社会。什么"社教"啊、"文革"啊、"批林批孔"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这个民间的，还是旧的读书人代表的这样一些传统，都是"他人的"，都是异己，不应该在现实社会、在民众生活中有什么位置。国家经过所有的这些运动，把"文化"跟"传统"在生活中彻底地给分开了。
在最后这个阶段，1979年思想解放之后，改革开放造成社会自由，大家有了自由的时间、自由的空间、自由的资源，就可以做与先前的国家意志不一样的事情。例如，民众现在有钱了，可以选择捐给庙里，做这样一些民间还有记忆的传统的事情。于是，整个这样一个民间的东西能够复兴，民间信仰重新出现在社会上。因为信仰是要一个集体行动的，要修庙，要参拜，要举行仪式活动，它一定要有社会空间，一定要有资源，就是你的手上一定要有余钱。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做这样一些事情。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所谓的传统复兴、民俗复兴、民间信仰复兴、宗教复兴。这些都集中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庙宇和庙会活动。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些现象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地方。
面对这样一些事实，学术界做了一些工作。学术界的说法，在今天看来，很多时候是面对着政治压力的一个修辞。就是说，学术界要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但是它又没有办法用肯定的、正面的这样一些词来说，学术界就必须用批判的、提醒的说法。所以就用各种各样的修辞办法。但是不管学术界怎么样谈论民间信仰及其复兴，即使说它坏，或者说它该批判，该受贬斥，学术界都把它说出来了，让一种长期不能做也不能说的现象在重新出现的时候能够被谈及，能够在社会中传播开。这种表述很关键。因为要变成一个可以称为"文化"的东西，它就必须被呈现。被呈现之后，然后再讨论我们要正面地看待还是负面地看待就要等待时机了。等到某个时候，你把民间信仰当成正面看待的时候，尤其是被国家承认，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文化。达不到这个时机，民间信仰还是不能算是文化。这要一步一步来的。简而言之，先前保守的学术表述，确实在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过渡作用。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民间信仰的衡量尺度问题。原先起主导作用的单向进化的这个尺度，包含着"先进性"的诉求。用"先进性"衡量一种现象，是先进就是文化；不先进就不是文化，是传统。当然我们现在主流的还是这样在用。但是后来这个阶段发生了变化。衡量是不是文化，变了一个主尺度。现在最重要的尺度是"代表性"。就是说，一个事项具有小范围的代表性，那就是小范围的文化；具有大范围的代表性，那就是大共同体的文化。它是靠"代表性"来决定是不是文化或是什么文化，是"代表性"决定它是不是有被承认的前提和基础。这个尺度的转换及其逐渐被社会实践所接受，都是知识界、学术界的知识生产造成的。这个不是哪儿一下子冒出来的，也不是一个人能够提出来的，它是一个长期的、知识的、价值观的一个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