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紧抓时代命脉，跟随主流意识形态是那个时代作家的"通病"，只不过浩然超强的紧跟意识和独特的写作方式赋予他"更上一层楼"的突出，那么我们仍然是在外围打量浩然的创作。从政治意识形态把握浩然的独特性，是研究浩然的一个必要视角，但绝不是核心视角。从政治话语可以解释浩然作为"样本"的独特成因，可以得出为何相较同时期农村小说，他的创作成为一面旗帜，却无法有效解释浩然小说剥离政治意识形态后依然存有的文学魅力。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创作方法和内容上如何紧跟政治话语考察浩然"成名"的独特性，却无法解释浩然作为小说家"成功"的独特性。所以归根结底，文学的问题要从文学出发，从作品阅读体验本身探寻浩然小说吸引读者的独特性。
当时，不识字、不读书的妇孺农民也成为浩然小说的钟爱者，广大读者的喜好是验证文学作品的有效尺度，相信当时爱读浩然小说的大众，不是寻着浩然小说里时事政治、政策而去的，他们并不关心萧长春、高大泉是不是合格的马克思、毛泽东主义者，也不关心无产阶级怎样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被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塑造、贴切风趣的语言而吸引，这才是浩然文学吸引读者的内在魅力。根据个人的阅读体验，我认为浩然小说让人愿意读，喜欢读，别的作家写的合作化小说没有他写的合作化小说读者多，他的农村小说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写了人性斗争，内含"钩心斗角"与"集体精神"的交锋，真诚地讴歌天下为公、和谐美善的美好人性。需要区分的是，这里的集体精神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意识宣扬的集体主义，集体精神更倾向于一种民间和谐共事的精神，集体主义经意识形态强调，包含更多牺牲个人、成全集体的政治话语成分。所以，尽管浩然的作品外挂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表达下，其追求人性内核、触动人性美好描写的文学依然能打动人，这就是浩然在政治强势话语下葆有文学魅力的独特性。
从作品出发，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素养，通读浩然的全部文学作品，会发现他的所有小说触及一个共同的话题：新中国如何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身份问题。共同富裕，做团结、无私的新时代农民是浩然所有小说体现出的核心农民价值观。以两部长篇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为例，无论是《艳阳天》里秋后麦收分粮，还是《金光大道》里反对发家致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无非是采用单干还是合作化以谋取最大经济利益的两种生产手段而已，只不过在特殊时代政治话语下，作家借用"走哪条道路"的政治性问题演绎了农村的生活故事而已。正如我一开始提到的，浩然创作虽涉及农村合作化等政治经济问题，但这些都不是衡量文学创作优劣的尺度。
作为新中国写农民的作家，他不具备俯瞰时代，超越时代深度的气度，但他写出了自己的感受，写出了不同于同时代知识分子作家对农村所拥有的真切体会，和许多知识分子写农村相比，浩然的创作更贴近大众审美，即使其他知识分子有着比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眼光，却没能写出比浩然更吸引当时读者的农村故事，这是为什么呢？除了通常我们可知的浩然具备知识分子没有的丰富农村生活积累以外，我认为他的创作能打动读者的独特因素少有被关注。
拨开政治形态阶级斗争情节的表层，浩然在他的农村小说里其实构设了一个民间传统夺权与反夺权的故事，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金光大道》，真正吸引读者阅读心理的是马之悦、冯少怀之流渴求权力与萧长春、高大泉之类单纯、热忱、为集体谋福利的精神之间的矛盾对立故事。这个矛盾以各种形式演绎在中国由古至今的社会里，自古就有官场夺权之争，也有为百姓谋利的清官故事，今天的社会上仍然有以权谋私的官员与一心搞好本职工作、为自己所在集体谋福利的好领导。事实上，马之悦和萧长春是换着外表，出现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中。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里，人物和故事情节不过是挂靠在一个走哪条道路的政治问题上，但实际上，走哪条道路的问题在浩然的作品里是带有一种虚幻性质的问题。就萧长春或者高大泉式的农民人物的政治水平而言，我们无法说他们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我们认可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素养有多高，他们的魅力在于这个人本身，他们不是为个人谋私利的农村干部，他们一心想着怎样搞好农业社。抓住主人公的这点魅力就是这些小说真正打动人心之处！
来看小说文本。实际上，《艳阳天》第一卷处处显现东坞山村主任马之悦对掌控当地权力并从中牟利的渴望，虽然故事在村支书萧长春与其不同的阶级立场选择上拉开序幕，而随着小说展开，马之悦这个人物展现的并不是在乎什么党性原则，或者如小说表层反复强调的阶级立场，他更像权力投机者，满脑子琢磨如何利用中富农不愿加入合作社的吃亏心理，集结一些自私的单干户，靠取得这些人的"拥护"来稳固自己的权力威信，他一心往上爬，有空子就钻，想要永远稳坐东坞山这个小天下，当萧长春逐渐成熟顶替他的职务后，他只有一个念头："明忍暗冲，把群众拉过来，笼络住，把萧长春挤垮。"出于争权夺利的用心，马之悦摸准了麦收后沟北几个中农户想多分一点麦子，怀念单干单收的日子的各种算盘，利用"这个时候谁要主张多分给他们麦子，谁就是天下的大好人，就会朝这边靠拢；这个事情一办成，跟农业社散心的人多了，打击了农业社，也就是打击了萧长春"。
从小说情节看，故事的内在推动力是东坞山闹分粮和上缴国家、按劳分配之间的几个矛盾斗争回合，实际上，外部的政治话语始终有些貌合神离地游移在故事进程外，正如马之悦的心思，他挑起东坞山闹分粮不是因为阶级立场不稳、想破坏党的农村建设政策，作为一个农民中的既得利益者，他远没有如此高深的政治意识，他的目的很现实，就是打击对手萧长春，恢复自己的权势、地位。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吸引的也正是人与人之间的激烈争斗，我们卷不离手地沉浸于马之悦怎样几番利诱青年会计马立本、游说莽撞的马连福、收买弯弯绕等故事情节中，同时，萧长春与之形成对比，一心为社、为集体谋利，没有个人名利，占据他整个心思的是农业社生产。正如马老四对他的评价："一个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光为自己的就不是人了。
那叫白活一世！就拿长春你来说吧，你要光为自己，大瓦房早就盖上了，大姑娘早就娶上了。可是你一心为大伙，为大伙自己的什么事也顾不上，好处全让给别人，难处全留给自己，跟着别人也吃了多少苦呀！"与马之悦操心算计如何收买人心、稳固个人势力相比，萧长春醉心于怎样搞好东坞山的农业生产，心中时刻牵挂社员。当他发现老社员马老四瞒报缺粮，偷偷吃菜汤度日时，"他望望老人那张瘦黄的脸，......年轻人的心里，一阵刀剜，一阵发热，两只眼睛立刻被一层雾似的东西蒙住了。他端着碗，无力地坐在老人对面的门槛子上。他说不出话来，胸膛的热血翻滚着，打着浪头。他感到痛苦、惭愧，又似乎有些委屈的情感。
(三)1967-1976年 (3)
他在质问自己：萧长春哪，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支部书记，你是一个农业社的领导者，你的工作做到哪里去了？你在让一个模范社员，一个年近七旬的、病魔缠身的老人吃糠咽菜呀......"当读者真正深入小说情境时，萧长春一心为集体的个人品格是非常感染人心的。集体精神作为浩然文学的主魂贯穿其全部创作，很多中短篇小说也体现出作家对"自我私利"与"集体精神"交锋的渲染。《一匹红瘦马》、《人强马壮》、《珍珠》等都表现了这个问题，富顺、王德宝、佟庆合等人图个人方便，为自己小单位的利益，干着不光彩的事，却找理由装扮自我私利；焦贵、田小武、珍珠等人所想到的都是集体，是多为群众做些好事，自己多担任些艰苦的工作。虽然这些短篇小说的模式化主题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艺术感染力也不及长篇动人心扉，但整体来说，浩然文学内在的独特性就在于剥离了政治话语后，他写出了新时代农民开始转变旧有个体经济落后心理，开始展现出一种崭新的道德品质。
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尚未拥有判别某些政治事件对错的能力，我们无法对那个时代的政策做出一个简单的评判，而且政治、政策是非说不清也不能作为文学的评价标度，但在任何时代都有钩心斗角、为自己利益破坏他人权益的人，也有为集体无私奉献的人，这种人性的矛盾和斗争是可以脱离政治存在的，无论什么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都有这样的人性矛盾，如《水浒传》里高俅一类人和宋江一类人等等，这两种人性构成了社会生活永恒的矛盾。事实上，浩然作为一个作家而非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可以事后在言谈中赋予自己创作政治理想之类的言论，但他作为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尤其是写到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时，他更关注的应是集体情怀下萧长春式人物的民间道德美善力量。作家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在所有作品中，我最偏爱《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
和《艳阳天》一样，当时读者就认为我写二林、彩凤这样的中间人物写得好，但我不喜欢他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人世纠纷，对这种有点自私，但无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较理解了？但不，我还是不喜欢自私的人。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做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我们绝对相信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对自己创作的最后总结。多年以后的浩然看到自己的作品还依然为心里装有他人的主人公落泪，可以想象当时奋笔书写之中的他，是多么激动，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魅力。事实上，不仅是小说，当时的生活也真实的存在过这样的新型农民人物，在历史的某一段时期，中国农民一改小农落后保守的思想，曾作为时代的先锋，激发出人性中积极、乐观和无私的热情。张乐天的《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记录下一名农村干部思想转变的真实心态："与白求恩同志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对工作没有兴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去钻研，不学习，通过对照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一定痛改前非，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农村干部对自己的要求是何等之高啊，在当时情境里的确存在不少被激发出无私热情的新式农民。不管时过境迁的今天多难想象当时的热情，当今依然存在形式不同，做着不同事，本质上却一样的这种人。一心搞事业的萧长春式人物和争权夺利的马之悦式人物，代表着永恒的社会人性矛盾，这才是打动、吸引读者心灵的文学性内核。作品吸引人与否，读者是不看作品是否对应政治的，否则大可翻阅政治条文著作，浩然的作品虽没有超越自己的时代，却赢得了众多读者，他的作品让人愿意读，也喜欢读，别的作家写的合作化小说没有他写的合作化小说读者多，他的农村小说独特在哪里，好在哪里？就好在他写了人性斗争，真诚地写了天下为公、和谐美善的美好人性。这是任何时代文学渴求的人性内核，这是即使剥离政治意识形态，表现人性美的浩然作品依然能打动人的原因。这就是文学。
四、青年人的奋斗与乌托邦理想
读作品，就该从文学性评价作品。什么是文学性？怎样依据文学性评价作品"写得怎样"？刘纳先生有句深刻的认识："写得怎样，指的是艺术表现力以及造成的表达效果，即作品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了难以用其他形式传达的语言艺术的力量。"以艺术表现力和表达效果作为文学尺度，浩然的创作较之其他农村合作化小说十分独特，理由是他的作品富有一种内在艺术感染力。这种内在艺术感染力是什么？通过阅读，我认为是浩然大部分作品里时时洋溢出的一种年轻人为理想、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努力、真诚奋发的喜庆气。细心体会，可以感受到集体主义精神在浩然作品里，不是一句纯粹的标语口号，或者某种政治话语宣传的注释，它是切实可感的，读起来让人由心而生振奋感和喜庆气，是一股为理想而共同奔走的朝气蓬勃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