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话，研究文学，就从文学本身出发，细心体会作品在哪些地方触动了自己的阅读感受，一切外在的尺度都无法代替文学感受，虽然浩然抒发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政治宣传色彩，可在写作方面，浩然用小说有效地证明了他的文学性。翻阅《艳阳天》，乃至《金光大道》，在虚构的阶级斗争故事背后，令读者激动的不是阶级斗争的惊天动地，而是萧长春们为坚守某种生活理念而共同奋斗的激情与愉悦。不管他们坚守的理念在当时和如今有何种评价，哪怕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激情，无论什么时代，年轻人的蓬勃奋斗总是令人振奋的。读浩然小说，其间内蕴的青年人的奋斗与乌托邦激情，使之不同于其他合作化小说，随着阅读我们明显感受到一种激昂的青春气息。《艳阳天》里一群全心投入农业社建设的青年搞起了封山育林、广植果园的试点。在这块新开垦的苗圃上，我们读出青年人的憧憬："年轻人为什么不欢乐呢？......他们心里充满着春天，春天就在他们的心里边。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欢乐与追求。这片绿生生的树苗，是他们共同的、绿色的希望。在他们的眼前，常常展现出一幅动人美景：桃行山被绿荫遮蔽了，春天开出雪一般的鲜花，秋天结下金子一样的果实；大车、驮子把果子运到城市里去，又把机器运回来。那时候，河水引到地里，东山坞让稻浪包围了；村子里全是一律的新瓦房，有像城市那样的宽坦的街道，有俱乐部和卫生院；金泉河两岸立着电线杆子，奔跑着拖拉机......人呢，那会儿的人都是最幸福最欢乐的人了。"这幅美景预支着未来的希望，这群青年人脚踏实地从小小的苗圃做起，一个小火花传递着无限奋斗的激情，这就是青年人的特质，为了心底的美好期盼，他们努力克服现实中的困难。《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带领青年社员外出采石，为办好农业社节省开销，他们夜宿松柏坡。小说写到一个青年干部为理想起步而精心打算："高大泉往宿营地走，寂静的山谷响着他脚踏石子的声音。他用手掂着可做柴草的鸟窝，心里盘算起过日子的事情。
他想，现在已经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天，除去吃用盘费，买的那辆破旧大车的本钱也挣出来了。他想，往后接着干，再领到工钱，就给组员们买口粮；口粮准备充足，余下钱买些肥料，再用到青苗地里；手头还宽绰的话，应当添置几件秋收用的小工具。他想到秋收，就如同小孩子想到过节日似的，心里充满着向往和激动。组织起来的翻身农民，能够从分到手的土地上拿到第一次收获，就算站住了脚，互助合作也有了根基，从此就能够一步一步地朝前发展。"浩然笔下的青年人，像桃花源里的武陵人，渴望超越现实中的生存局限，将共产主义期许的美好未来作为奋发的蓝图，期望创造先前不曾有过的世界，并为之同甘共苦、重义轻利。即使他们努力的目标和结果受人质疑，即使在今天看来那是一个时代乌托邦，但任何时代青年人为其理想而奋斗的本质是无可诟病的。
从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年轻人作为新生力量的崛起，开辟了中国文化新质，青年一代觉醒了，为民族振兴而奔走相告；新中国建立后，同样有一群青年人披星戴月、万众一心地渴望改变旧制度，为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生活而共渡难关，这种青年人的朝气特质属于人类本性，在不同时代、不分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里闪耀着它的光芒。在浩然小说里体现出的这种年轻生命的热忱，即使是乌托邦性质的消耗，也成为剥离小说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打动读者之心的优质文学特质之一。从某种深层阅读体验感触而言，浩然的这类文本完全可以读作青年人为自我认定的理想、青春而奋斗的故事。每个时代，都有年轻人独有的热血抛洒途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选择了为天下而公的理想，并为之付之挚诚。尽管时代变迁，从不同立场对他们的理想，我们有着个人见解，但在心灵深处，我们无法否认青年人为理想而奋斗的生命本能。作为文学表达，作家在作品里体现的桃花源寻梦者的真诚理想与努力，这种情怀是十七年文学里其他作家不多体现的情感。在这点上，浩然用小说艺术证实了他的文学感染力，是另一个祛除政治话语，浩然小说依然具有存活理由的文学因素。
怎样看待浩然文学本身保有的独特魅力？评价浩然，不脱离时代政治话语是必要的，可是之后呢，作为文学研究，寻到作品与读者心灵交汇的地带才是最重要的，跳不出政治意识形态，不断纠结在历史政治、政策等外围视线，不愿进入文学本身考察浩然的文学性，始终无法说清浩然小说在政治写作之外的独特性。文学说到底，是个阅读体验问题，是人与人、读者与作者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进入文本内部，我们才真正与浩然进行心灵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不仅要知道浩然告诉我们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感受到了什么，这才是文学的本质，也是文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可是，这对于长期受意识形态束缚的研究者却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围绕针对浩然的是是非非的评价，我认为只有走进文学内部，在人与人的心灵对话中，体会哪些感触了我们，又是什么打动了我们，这才是体验文学的根本之道，才是说清楚浩然创作独特性的有效途径。
第三节 浩然如何被"经典化"
前面一节提到浩然创作的独特性，接下来我们继续考察浩然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说创作是如何被"经典化"的。整体说来，新中国主流文学中被塑造为经典的长篇小说为数不少，在政治与文学一体的时代，文学经典化的塑造印刻着政治的印迹。提到众多的红色经典作品，我们耳熟能详，却少有探究这些作品何以能称为"经典"，又是怎样被确立为"经典"的。浩然的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是两部争议较大的小说，尤其是《金光大道》，从20世纪70年代出版到作家不久前离世，针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褒贬不一。面对这些是是非非的争议，考察浩然留存的时代文学产物是怎么被经典化的，厘清在作者、读者、评论互动的文学场域中，"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浩然及其代表作如何一步步成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经典，自然意义重大。在当今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如何生产、传播文学效应，如何人为制造文学"经典"，这些都为我们认识主流作家的经典化提供了有效渠道。
一、经典的释义与前提
经典，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选择的最有价值、最能显示精髓、最具代表性、最完美的作品。根据这样的解释，能够成为经典之作的文本，首先应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展示人类精神的根本问题，并且与特定时代相结合，有代表性和震撼力。在文学创作与传播泛政治化的十七年，文学"经典"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原初的定义。十七年文学经典的生成，政治取舍是关键，经典的生产在于是否符合典范性的文艺政策。在特殊的十七年文学场域中，考察文学经典化历程，首先应关注它的生成前提。
十七年文学体制的生成是浩然本人及其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经典作品的前提。一般而言，作品出版进入读者接受阶段，学术团体、报纸杂志具有关键作用，它们充当着阐释者，对文本经典化起主要作用。当代文学取消了晚清以来以杂志、报刊为中心的文学自由生产、传媒机制，文学传媒的自主空间非常有限。政治权力掌控文学创作、宣传渠道，收缩文学批评权利，极大地凝聚权威批评导向并限制异己声音的发声，大大增强了《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主流文学的"经典化"成功率。
特定文学体制的生成，不仅约束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同时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大众接受者的主动认可，使文学接受达成共识。"受众需求"为《艳阳天》、《金光大道》这类符合体制化的创作经典化提供前提。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众需求得以实现，归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扫除文盲工作的大力开展，从1949到1956年，党政工作不断强化这项工作的落实。没有扫盲工作的普及，没有文学意识形态功效接受对象的配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较低的全国教育水平上，试图加强文学宣传、控制作用，会极其费力。文学服务的主要对象--工农兵的文化普及，是主流文学经典化得以实现的又一前提。
文学作品实现经典化，除文学机制、受众需求外，发行传播也很重要。作家创作产品，必须通过有效的传播途径，使作品普遍到大众阅读的程度，才能使经典化成为可能。《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能在十七年畅销全国，乃至在农村地区可以购买到，离不开官方文化部门的大力发行和售书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全力建立覆盖全国的图书发行网络。1956年，国家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指示，要求基层供销社经营图书发行业务，加强图书发行力度。文学作品才得以进入分散、偏远的广大农村，为六七十年代浩然小说流行城乡创造条件。
经典的树立，离不开特定的文学体制和传媒机制，十七年文学的生产、传播形式为《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主流文学经典化创造了前提。
二、经典化的实现
浩然的"经典化"地位主要是通过两部长篇代表小说实现的。《艳阳天》是浩然三十而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接续《艳阳天》，确立了浩然无产阶级文学战士的地位。根据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者文本之间的互动结果，十七年文学经典化过程涉及文学体制、出版、评论、读者等因素。这两部作品毫无例外地遵循了十七年主流文学的"经典化"运作模式，同时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特质。
(一)经典的出版及报刊推广
文学作品只有发表或出版，才能面对更多的读者，而不同级别的出版社或杂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面世的第一步成就。《艳阳天》是一本差点被埋没的著作。据浩然在《口述人生》里讲，当雄心壮志的青年作家浩然兴致勃勃地准备将刚刚脱稿的《艳阳天》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电话那头的冷淡浇灭了作者的兴奋，转念给了另外一家大型杂志《收获》。很快，这部反映当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阶级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得到《收获》的青睐。在发表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辗转又向作家索稿，年轻气盛的作家拒绝给稿，经过浩然所在《红旗》杂志上级领导邓力群做工作，《艳阳天》最终于196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段小插曲增添了小说面世的曲折，也庆幸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为《艳阳天》获得极大反响、成为经典提供了良好条件。
《艳阳天》面世后，立即得到文学刊物、评论者的关注。最早的介绍文章是1965年1月《北京文艺》上王主玉的《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章阐释《艳阳天》的成就道："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作者选择这个时期的重大题材，截取典型的生活面貌加以艺术体现，是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教育作用的。"这几乎成为后来每评必重复的评价。确立《艳阳天》作为社会主义现实教育意义作品的性质，在政治大于文学意义的时代，这种评价是正面的，首先为浩然小说经典化提供了政治性的定位。
接着，《文艺报》在2月组织北京京郊公社农民基层干部座谈小说。最高文学机关刊物《文艺报》组织农民读者座谈并推荐作品，这一举措充分肯定了小说的文学政治地位。在大力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时期，《文艺报》举起《艳阳天》这面文学创作实绩旗帜，为小说经典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信号。以《文艺报》和农民读者两个群体的名义发出评论，在当时具有权威意义：一个是代表党的文艺喉舌，一个是代表国家的主人。因为受到机关刊物《文艺报》的关注和肯定，小说在发表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快速进入全国文学关注视野。随后，从1965年2月开始，《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日报》、《安徽日报》、《羊城晚报》等重要国家及地方报刊陆续推荐，推动了作品在全国的影响效应。
集作家更大心血而创作的《金光大道》毫无疑问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于1972年8月和10月发表重要评论文章，随后，更多的报刊介入《金光大道》第一、二部的评论活动，《人民文学》、《文汇报》、《解放军报》、《安徽文艺》、《天津文艺》、《河北文艺》、《黑龙江日报》、《北京日报》从1972到1976年不断推出文章，并且引起香港《文汇报》以及日本《咿呀》文学刊物的关注，很快进入全国性的文学关注视野。
(二)学术研究机构对经典化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