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魏晋南北朝流行起洋名
现在有人给孩子取名，喜欢中西结合，李玛丽、张汤姆、王约翰、赵凯瑞这样的名字屡见不鲜。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有人也有这种偏好。
直接用梵语做名字
那时候欧风没有东渐，东渐的是佛风——自从东汉时期印度僧人把《四十二章经》介绍到中国以后，来华的僧人越来越多，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出家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达官显贵出资建造的寺庙越来越多，上至皇亲，中至群臣，下至小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有些人直接用梵语当名字。例如南朝梁有个少年将军“萧摩诃”，摩诃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强大。这个萧摩诃也确实强大，13岁上阵冲锋，把陈朝大将杜僧明打得一败涂地。
南朝齐有个官二代“江瞿昙”，瞿昙是也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胜利。可惜这个江瞿昙没有胜利，他在大街上驾着牛拉的车飞驶，撞了另一个官二代的座驾，被人家活活打死。但不管怎么说，当初他父母给他取名时，是希望他能够“瞿昙”也就是无往不胜的。
流行带“僧”字的名字
除了用梵语当名字，还有很多名字中带有“僧”字。陶渊明有个朋友给孩子取名叫“舍僧”，意思是拿出钱财供养僧人。谢灵运有个同事给孩子取名叫“僧施”，也是拿出钱财供养僧人。北魏有个太常卿直接就叫“杨僧”，众所周知，僧就是和尚（几百年后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小名也叫“和尚”）。
东晋末年有个大官叫王昙首，“昙”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佛法。后来王昙首生了两个儿子，给大儿子取名叫“僧绰”，二儿子取名叫“僧虔”，这两个名字都表示对僧人的恭敬和虔诚。
南朝宋有个中书令，权力仅次于宰相，名叫“王僧达”。南朝齐有个太常博士，名叫“王僧孺”。南朝梁有个大将军，名叫“胡僧佑”。南朝梁有个兖州刺史，名叫“吕僧珍”。由此可见，那时候父母给孩子取名，喜欢带一个“僧”字的还真不少。
用“居士”做名字
此外，还有用“居士”当名字的。南朝齐有个“李居士”，官居江州刺史。南朝陈有个“刘居士”，后来被隋文帝砍了头。居士这个名字指的是信奉佛教但没有出家的修行者。
南北朝过去后，佛法时盛时衰，取名跟佛教拉关系的风气不再出现。不过到了清朝，有个信佛的大官完颜麟庆给女儿取了三个字的名字叫“佛莲保”，倒是让人眼前一亮。顺便说一句，取三个字的名字并不是最近几年的时尚，早在唐朝，李白给儿子取名叫“明月奴”，白居易给女儿取名叫“金銮子”，都是三个字。
（摘自《河北青年报》）
标：清人如何造假
乾隆年间，纪晓岚在其《阅微草堂笔记》著作里，记录了几桩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造假的事。
有个人在西城租住了四五十间房子，每月租金是二十几两银子。这个人租住了半年多，一直按时交纳房租，所以房子的主人也没有过多询问他的事情。有一天，那个租户忽然关门走了，也不告诉房子的主人。房主得知后过去查看，大吃一惊，原来只有前后和邻着街道的房子还在，中间的大部分已经变成一堆废墟。原来这个房子前后都有门，那个租房子的人在后门开了一家木材店，卖盖房子的木料。暗地里就地取材把他租住的房子里的屋梁、门窗都拆掉卖了。房主和租房人不住在一起，又因为比较信任租客，所以一直没有发现。整栋房子四五十间，那个做此“买卖”的，在拆卸和运送的时候居然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还有一桩是关于人的。有个进京等待候补的官员，他看见对门有一个年轻的妇人长得挺漂亮，就过去搭讪。知道这个妇人的丈夫是在外面做幕僚，家在京师，妇人和母亲住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看见那个妇人家用白纸糊门，全家都在大声哭泣，原来妇人的丈夫在外面去世了，于是设灵位请和尚来超度。过了不久，妇人家开始典当衣物，说是家里没有钱了，而且打算改嫁他人。于是等待选补的官员就上门作了女婿。刚过了几个月，妇人的丈夫突然回来了，这才知道关于他去世的消息是误传的。她的前夫很生气，要告官，在妇人和她的母亲不断哀求下，把候补官员的钱财都留了下来，只把他本人赶了出去。又过了半年，候补官员在巡城御史那里，看到这个妇人和她的丈夫在和别人打官司。原来先回来这个丈夫不是真的，是妇人的姘头，他们俩合谋好一个骗局骗取候补官员的钱财。后来妇人的真丈夫回来，事情才败露。
纪晓岚说，人情的狡诈，莫过于京城了。受骗的人要么是贪便宜，要么是图方便，因自己的贪心而受骗。和纪晓岚同朝代的钱文敏说：“和京城的人打交道，需要小心翼翼，处处防范，没有掉到陷阱里就已经算是幸运了。凡是便宜事，其中必然有问题。那些专门骗人的人，什么样的都有，遇到事要多想想，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来呢？”
（摘自《华兴时报》）
标：古人的防盗怪招
盗窃之风，古已有之，天下无贼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翻阅古人笔记，有几则防盗故事颇为有趣。
最笨拙的防盗办法
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记载了一则宋人防盗的故事，令人啧啧称奇。张循王家境富裕，府中银两颇多，便日日担心窃贼盗取，茶饭不香，后突然想到一妙法。他把家中所有的银子每千两熔成一个大银球。这银球重达半吨，放在家中就算来了窃贼一时也无法搬走，张循王得意地称之为“没奈何”，从此高枕无忧。张循王的防盗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有时最笨的办法却能产生最有效的结果。
最误打误撞的防盗方法
然而张循王的防盗手法与清朝重臣曾国藩相比却相形见绌了。据《曾国藩家书》自叙，其在十多岁读私塾时便令老师头疼，倒不是因为他是个“问题少年”，而是由于太过愚笨，背书能力极其低下，常常被老师责罚。一次曾国藩因为白天未能完成背书任务而压力过大，便连夜苦读。巧的是，恰值一梁上君子潜伏在房顶，欲待夜深人静时作行窃勾当，见一小孩背书，便欲候其睡去再下手，可没想到等了又等，便又在屋梁上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曾国藩还在翻来覆去背诵那篇课文。在经历一夜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小偷终于崩溃了，他愤然跳下房梁，劈手夺过曾国藩手中课本，当着曾国藩的面流利地把那篇文章背诵下来，然后扬长而去。
最具真情的防盗方法
当然不是每人都具备曾国藩那样“过人”天赋的，对老百姓而言，有时动用真情也能打动盗贼，起到意外的防盗效果。
据清朝梁溪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中记载，居住京城西河沿西头处有一户人家，仅寡妇孤女二人，死去的丈夫为她们留下一些积蓄，正值女儿婚嫁，母亲便倾其所有为女儿备上丰厚的嫁妆，结果被盗贼获悉。一夜，一贼翻墙撬门，母亲听到动静，情急之下故意大声对女儿喊：“莫非你舅舅又来了？你舅舅总认为我们有钱，不知寡妇孤儿的苦处，今天既来了，你把嫁衣扔出一件给他，让他做赌资吧。”母亲随手从窗户扔出一件衣服。贼不言语，持衣而去。
第二天母女又听到有人翻墙，母亲惊呼道：“这该怎么办呀，你舅舅又来了！”没料到此贼在窗外答道：“你们不要惊慌，我是来还账的。昨日冒犯，很是过意不去，今天我把衣物还你了。”天亮后，母女在台阶上发现一纸包，里面除了那件嫁衣外，还有一包用红纸包着的银子，上面写着“花仪二两”，没有署名。这着实让母女惊喜一番。
（摘自《河北青年报》）
标：清朝也有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骗钱的新闻屡见不鲜，其实这种骗术自古就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穆宗要为太后安排一处游观之所，于是，八月下诏，命修复圆明园。清同治时期，国库亏空，除官员捐款外，工程费用需要内务府自筹。一个叫李光昭的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捞一笔，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不但钱没捞着，还赔上了性命。
李光昭曾在安徽捐了知府，可直到他死，这捐照也没人见过。李光昭中年离乡，在湖北汉阳讨生活，他说在那儿做木材生意，后经湖北方面调查，其实他是房产中介，且“盘踞扰害”，算是今天所谓的无良中介。后来地产生意日渐萧条，李光昭移师北京，开了装修公司。
听说要修圆明园，李光昭联络内务府，请求合作。内务府派营造司成麟与他洽谈，李光昭说：“兄弟我出十万两银子买木料，您做点浮账，拿去宫里，报销可值三十万；回头给我补个缺就成，您也铁定升官。”成麟说：“开什么玩笑，你个小包工头，哪来十万？”李光昭说：“这您别操心，就说干不干？”
成麟素来想办成一桩大事，作为晋升之阶。面前这位李老板，相处已有半年光景，平日听他谈起广州、汉阳的商界风云，令人钦羡不已，粤、汉皆是国内一流商埠，能在那里打拼，终究不是一般人，兴许这事能成呢？这么一想，成麟开了窍，回去向长官报告。报告时，添油加醋说一通。堂官听成麟这么一说，亦觉靠谱。就算真遇上骗子，终究府里不用往外掏钱，何伤大雅。乃命成麟转达李光昭，速速起草合作协议，于是，十一月初，他光昭“谨禀”内务府大臣，“情愿报效修圆明园木料”。
据前揭履历，李光昭绝无十万巨款，他唱的哪一出？原来，禀文有这么一段：李光昭前往四川、湖北、浙江、广东诸省收购木料，请“（政府）派员同运，通饬沿途关卡免税放行”，并“颁发字样，雕刻关防，以便备文报运”。紧要字眼，一是“免税”，一是“关防”。中央政府基建项目的原材料采购享受免（商业）税、免（路桥）费的待遇，易于理解，往里塞些私货，搞搞走私，也是常情。不过这是小钱，十万两仍然没有着落。“关防”者，官印也，这才是生财的法门。事后我们知道，李光昭刻的关防，上书“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与外商签合同，甲方一栏写的竟是“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国皇帝”字样。试问，内务府（相当于今日部级单位）派员随同，怀里揣着圣旨与部长签发的批文，包里装着奉旨督办的官印，开口就是吾乃钦差大臣，周游全国，做点买卖，还能赚不到十万两银子？这就是李光昭的如意算盘。
内务府将李光昭“情愿报效”的“好人好事”向皇帝转奏，上谕从之，并遣成麟偕往。二人先去湖北，打听了四川的行情，发现原木出川运京，费时费力费钱，只好作罢。二人旋又去了福州，十三年（1874年）三月，法国商人播威利从东南亚贩运木料来华销售，不意遇见李钦差采办园工，让人验明公文，确有其事，大喜，遂与李光昭谈业务。二人谈了几天，李光昭也不说付现款。播威利想，终归是皇室工程，货到付款，可以接受。于是，双方议定，35000尺木料，价值54250两，运到天津再付款，为表诚意，光昭给了十两的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