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二萧准时来到内山书店，鲁迅早在那里等候着。这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虽然信里很熟了，但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先生，他们仍被他的威仪所震慑。这种震慑很快就变成倾服。鲁迅把他们带到书店不远的一家咖啡店，他们开始了平和而善意的交谈。
临别，鲁迅拿出20元钱送到萧军手上，说：“这是你们需要的。”听说他们连回去坐车的零钱都没有，鲁迅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从里面掏出一把大大小小的银角子和铜板。而萧军含着热泪将《八月的乡村》抄稿递了过去。
第一次见面，鲁迅对二萧很有好感。就想着要给他们介绍几个可靠的朋友。为此，鲁迅专门设宴于梁园豫菜馆。鲁迅为二萧介绍的朋友是：茅盾、叶紫、聂绀弩与夫人周颖，还有没来得及赶上饭局的胡风夫妇。鲁迅特意委托叶紫做二萧的监护人。他们于是和叶紫成为了密友。
鲁迅的关心无处不在。两口子搬到拉都路南段时，周围住着许多白俄罗斯人，鲁迅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跟那些白俄说俄国话，怕有人告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搬家后，他们口袋里的钱不够买一张床，鲁迅要他们到木刻家黄新波家里去借，黄新波二话没说，借给他们两张铁床，还叫了黄包车送他们回去。黄新波不久就成为《八月的乡村》一书的封面设计者。
聂绀弩鼓励他们多写点短作品，容易捞到稿费。他们埋头苦干，三郎写短篇小说，悄吟写散文。萧军的短篇《职业》由鲁迅推荐刊登在《文学》杂志第4卷第3号，拿了38元稿费，足足可以交三个月的房租。他激动得抱着萧红在房间里转圈。
鲁迅不顾劳累，认真读完《八月的乡村》，他很喜欢这部质朴刚健的作品，为此写了一篇序言：“我却见过几种讲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为了便于出版，鲁迅要萧军把“三郎”的笔名改掉，他说，俄国有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跃，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刻以为就是他的；而且笔名最好有两个，一个平时写文章用，一个放在长篇上。遵照先生的指示，萧军因为非常喜欢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加上自己军人出身，故从此改笔名为“萧军”，萧红也从此将笔名从“悄吟”改为“萧红”，两人的笔名寓含“红军”之意，是对蒋介石“言抗日者杀无赦”的蔑视与抗议。
萧军提议，他们两人加上叶紫共三人组成一个“奴隶社”。鲁迅同意，并策划了一套“奴隶丛书”，使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和萧红的《生死场》先后问世。《八月的乡村》描写义勇军抗日的故事，让民族危机下苦闷的民众看到了希望。
萧军与萧红对鲁迅的感情倾向在鲁迅死后表现得更加分明。闻听鲁迅的死讯，萧军发狂般赶到鲁迅寓所，在鲁迅床前双膝跪倒，平生第一次放声痛哭。萧军是治丧办事处的重要成员，他为先生守灵三夜，是先生的16个抬棺人之一，还担任了一万多人送葬队伍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在灵柩落葬前，萧军代表《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大刊物和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人，发表了富有号召力的精彩演说：
“鲁迅先生他不应该死，他还没到死的年龄，他自己也不想死，人不想用死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要活，他要用活着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国的整个民族和人民，为世界上被压迫的大众，争解放，争平等……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这实际上是鲁迅衣钵传人的声音。萧军接着积极投入到鲁迅纪念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中，而不管如何忙，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周都要到鲁迅墓地献上一束鲜花。
萧红是在日本听到鲁迅逝世的噩耗，她沉痛地写了《海外悼》，后来又写成中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这是极散淡又极凝练、极朴实又极生动、极平和又极深情的一篇文字。“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91)特立萧军在延安知识分子中，是少数几个经历过整风运动而没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当萧红病重困在医院，医院嫌他们穷，不给认真治疗的时候，萧军抓住医生吼道：“如果你今天医不好我的人，她要是死了，我会杀了你，杀了你的全家，杀了你们的院长，你们院长的全家，杀了你们这医院所有的人！”
这一骂，那卑怯的医生赶快去给萧红治疗，不敢怠慢。
当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鲁迅帮助下出版后，张春桥化名为狄克，向他施放冷箭，还和华蒂社的马蜂一起利用小报挖苦他并影射鲁迅。鲁迅先生以《三月的租界》给予还击。而萧军并不以此为足。他威风凛凛地扬言，要亲手狠揍张春桥和马蜂这两个小瘪三，这一下把张春桥吓得一声也不敢再吭。
不吭声也不行，萧军下达战书，晚上在徐家汇的草地上决一雌雄。张春桥自知不是对手，推马蜂去挨打，他权充证人。萧军的证人是萧红。萧军带着半截铁棍去赴会，半路上碰见聂绀弩，硬给聂夺下来了，所以赤手相搏，毕竟萧军是讲武堂出来的，刚一交锋，马蜂便被干净利落地摔在地下。萧军着实揍了他几皮锤。马蜂不服气，刚爬起来又被撂倒了，像摔一捆稻草。
有人曾把萧军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告诉鲁迅。萧军问他敬爱的先生：“我这野气要不要改？”“不改。”鲁迅先生微笑着回答他，萧军得意地大笑起来：“好，不改！”
1938年3月12日，一个身背褡裢、手拄木棍、薄衣单袜的汉子出现在延安，他就是来寻找精神憩歇地的萧军。鲁迅死了，萧红走了，萧军再次沦为精神流浪汉。他想到了延安，当时中国最有活力、最有气节的一块土地。萧军是从山西吉县步行二十多天来到延安的，他也没有想到会在延安待多久，他本来想去五台山打游击，但路途不通，便灵机一动，拐到延安，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
那时，《八月的乡村》已成名著，萧军作为鲁迅学生的身份亦备受关注。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了，很想见见这位“文”“武”均负有盛名的鲁门弟子。他派了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秘书知道此人大有来头，友好地提出安排时间见见主席。哪知被萧军客气地回绝：“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住上一两星期就走。”
但毛泽东要见的人岂容他随便逃避。不久后的一天，毛泽东亲自跑到招待所来看望萧军和其他友人。再过几天，中共领导人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会餐，毛泽东特邀萧军参加。这次聚会毛泽东和他的部下们给萧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高谈阔论，开怀大笑，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还伴随着尘土飞扬的大风，其豪情逸气，壮志雄心，让萧军大感快慰。而毛泽东对萧军也很有好感，他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
在上海，萧军有鲁迅的庇护，而且上海是文人圈子，萧军的粗犷颇有迷人之处。到了延安，既有文人书生，又有将军元帅，亦文亦武的萧军反而成为一个“怪物”。他一边穿着俄国式衬衣，绣着白色花边和绿树枝图案，招摇过市，一边为着生活小事，从皮靴筒里拔出匕首插在桌子上；一边写申请书要求入党，一边对彭真说，谁要是命令我，我就会起生理上的反感，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一边整天用自己的男高音唱着“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一边和讥讽他的警卫连战士打架……
从萧军与周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出萧军的性格。1941年6月17日至19日，《解放日报》连载周扬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艾青、舒群、罗峰、白朗、萧军的不满，五人经过讨论提出意见，由萧军执笔，写成《〈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文章寄给《解放日报》被退了回来，萧军以为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遂将载有周扬文章的报纸和自己的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提示他，《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呀！遂刊于《文艺月报》第8期（1941.8）。文章思想姑且不论，用语的确颇有尖刻之处，如：“我们敢于这样说：凡是到延安来的——连一个小鬼也在内——他们决不是想到这里来吃肉或者是补充维他命C的；这也正如周扬同志参加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做院长，吃小厨房以至于出门有马骑……一般。”
王实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宇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但他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
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唯独王实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被逮捕，最终在山西兴县被杀头。
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幻想毛能看在萧军的面上对王实味从轻发落。萧军虽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却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想不到碰了软钉子。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但断然拒绝了萧军的说项。毛说：这事你不要管。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虽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话，不再过问这件事，但消息很快传开了，说萧军到毛泽东那里替王实味告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志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散会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屎盆子”之类，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于是形势严峻起来。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了，简直是把四名代表给轰出来。萧军怒气未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说明事实经过。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备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