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锡章
（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
今年是陆耀东师八十华诞。我以拜识先生27年经历所形成的印象，写下这些文字，作为我的祝辞。
有幸拜识先生已是27年前的1982年的事了。此前，我同门77级陈瑞琳毕业前报考研究生，所报导师正是陆先生，我孤陋寡闻，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大名。同年，我考到川大，师从李昌陟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正是进校不久，就与陆师相见了。这年金秋十月，川大为纪念郭沫若诞辰90周年，主办了学术讨论会。一时，现代文学研究界大家名家云集，我也是第一次目睹先生们的风采，我久仰的陆师也在会上得以拜见。因同门考研的缘故，我斗胆主动找陆师请教，没想到，先生异常平易和蔼，没有丝毫名家的架子。会期几天，我也长伴先生左右，请教学术，聆听教诲，收获颇丰，感受益深。会议结束，匆匆的结识以为会因天各一方而中断。没想到，三年后，因缘续结，直到今日以至永远。不知是什么原因，毕业时我选择到了当时的华中工学院中文系工作。来前，我跟学长、老师王富仁汇报了我的情况。他在回信中，嘱咐我到汉后，一定要多向陆师、陈安湖师、易竹贤师、黄曼君师等请教学习。从此，与先生交往日多，虽未入先生门墙，可先生视我如己出，和先生弟子一样，享受学生的同等待遇。后来，蒙先生不弃，收为门徒，遗憾的是，至今还没出门，这自然有负先生厚望，但我却感荣幸，就这样当一辈子先生的关门又永不关门的弟子，真好！
是的，当先生的弟子真好。
奖掖后进是先生始终如一的态度。无论是自己的学生或其他老师其他学校的学生，尤其是武汉、湖北相关学科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先生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关心成长，指点学术，受惠良多，我自己亦然。我是1985年到武汉工作的，那时，学术上刚刚起步，整体上还没入门，可又想早点出道，先生对我们这些后学的心思是理解的。因此，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法予以提携。那时，先生主持省文学学会的工作，为繁荣湖北文学学术研究，学会不定期编辑出版学会会刊《中国文学研究》。组稿时，先生总想到年轻人，尽可能为大家提供发表论文的机会，我那时就有两篇文章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得以面世。这对于一个刚开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地重要，把自己的想法变成铅字，在那个时候又是多么地令人激动！在八十年代，学术活跃，学术会议频繁，可青年受邀机会甚少。先生总是极力向主办方陈情，积极推荐，让年轻人参加会议。我在那时参加过丁玲和冰心的学术讨论会，就是先生推荐的结果。不仅如此，只要有机会，先生总希望把年轻人推到学会中去，让他们在学会里受到学术熏陶和学术组织能力的锻炼。在八十年代后期，现代文学在成都开年会，先生问我去不去，我因无象样的文章，就没去与会。后来先生对我说，他想推我进理事会。我听后，既为先生奖掖后进的胸怀所感动，又为自己学术无成而羞愧。
严格规范是先生指导学生的不动原则。在武大文学院，在珞珈山下的武大校园里，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陆师对学生学术上的要求，可谓严名远播。同门常讲，在第一次见先生之前，或第一次送文章给先生审阅时，总有惴惴不安之感，生怕难以接近或当面挨训。但真的接触后，陆师之严，则别有一番感动且受益终身。先生之严，不是为人的“严苛”，不是不尽情理的专断，而是对学生学术的基本要求。青年学生刚从事学术工作，很易心浮气燥，急于求成。书没读上几本，材料没有掌握，观点没有完全成立，逻辑框架也没成型，就信然下笔，敷衍成篇。此时如送先生处，无论是论文，还是课程文章，那是绝对不可能过关的，挨克不可避免。不过，他不是简单否定就撒手不管，而是从选题到材料的重新收集再到观点的提炼，从内容的更合理安排到语言文字的表达，都一一指明，并开出有关文献目录，让学生重新学习、思考、再组织。他常告诫学生要沉得下去，深得下去，做学问写文章或书，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方面，至少有一点是有新意的。他还特别强调材料的“细”和分析的“细”。所以，他要求学生总是不断修改文章，直到在学生能力范围之内无法再提高了才会放手。其实，这种“严”，准确讲是“严谨”之“严”，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者的根本性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记得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写了一篇关于“五四”抒情小说的文章请先生审定，过一段时间我去取稿时，发现他在我的稿子上用红笔改动甚多，观点材料以及文字都有大量修改，连标点符号运用不当处，都一一纠正过来。此文后来能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得以发表，其实是深得先生严格与严谨之益的。我这个人生性散漫，凡事都不很认真，后来做人做事或做学问，认真了一些，除了在大学时受到老师们的教诲外，后来主要应归功于先生的言传身教。这种治学的态度，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下，更应继承发扬光大。虽然我自己也难以达到先生的境界，但我总要求我的学生努力努力再努力，尽可能地接近先生及前辈学者所建立的这种优秀的学术传统。
待人君子是先生一生秉持的人格特征。在与人的日常交往中，无论学生、同事、朋友，还是与其他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他总是以君子风范一视同仁。先生秉性耿介，心地宽厚，平和淡定。他可以就事论事，直言不讳，但决不盛气凌人，严肃而又温和，持守原则而又平易，诚敬谦虚、淡泊名利。他有脾气，也会生气，但他能理性地控制自如，即使批评人，和风细雨，不怒而威。与先生交往27年，我从没见过他对别人吹胡子瞪眼睛，可是，你能感受到在平和的交往中，他的原则，他做人的底线及人格操守。对学生的作品，他既不惮肯定，也不吝批评，完全与时下一些所谓学人不同：要么无原则的溢美，要么进行非学术的恶评。对学生，如在学术上有点收获，他自然感到欣慰，如学生有背学术规范，即使问题并不严重，他也决不护短。这是学术的道德要求，更是做人的应有境界。先生总是以自己的行为，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学生，感染着别人。弟子之外的凡与先生有过或学术或日常交往者，与学生们的感受非常一致，每每谈及，敬意油然而生。
先生著述甚丰，每当著作面世，就会送书给学生们，从写在书上的赠词可见先生的古道君子之风。或称“某某君”，或云“某某兄”，或曰“某某契弟”，在这里，没有居高临下的“师道尊严”。呈现出的是平等的君子风范。在当今的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师德受到侵蚀，极个别甚至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所谓存在的师生之间的“潜规则”便是。和先生交往，则相对简单，就是古训“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从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未向任何学生伸手，绝对不会利用老师身份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学生做交易或通过管卡压谋取某种不当利益。即使有事不得不需要学生出力，也是以商量征询的口气，不会开口要学生无原则无条件办事。先生对物质要求甚低，除了每天喝少许酒的爱好外，没有过多的其它嗜好。作为学生，尊师理所当然，因此，在汉弟子或在外地学生，逢年过节，总想以各种方式表达心意。一般电话，有时也去先生家里。先生总是要请学生吃饭，或家宴，或餐馆，否则，其心不安。学生家如有小孩，往往还有所回赠。弟子中如有孩子升学读书，他和师母总会以物质方式表达祝贺和鼓励。作为学生，一生能投在这样的老师门下，是何等的幸福！
执着学术是先生生命的基点。他五十年代初毕业留校任教后，与学术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我认识先生以来，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学术的忠诚与敬畏。学术是他的生命，生命意味着就是学术。在他五十岁前，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真正的学术研究氛围根本谈不上，但先生却没有放弃自甘沉沦，除了进行那时主流认可的学术研究之外，主要是在学术贮备方面下了不少工夫，这为近30年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后期，学术开始复兴，但研究资料奇缺，为研究新诗，先生便自费到北京上海手抄以前出版的新诗集，前后共抄160多种。他穷多年之力，不惜血本收集新诗集，其数量和品种国内无出其右。可以想象，没有对学术的忠诚与执着，没有将学术视为生命组成的精神，能付出这么大的心血吗？这需要时间和坚强的毅力，需要巨大的生命的付出啊！每当我想到此事，每当看到那些抄写工整的书，心灵就受到震撼，也为自己的荒疏而汗颜。正是有了这样的工夫，先生新诗研究成就斐然，已成学界公论，多有名家大家的评价在世。
先生退休时已70有余，本可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先生一定要了却他一生的重要的学术心愿：完成《中国新诗史》的写作。这些年来。先生身体屡有不适，尤其是到了秋冬，支气管发作，有时相当痛苦，可先生以其顽强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忍受着病痛的巨大折磨，坚持一天写1000字的速度，终于完成了计划三卷的前两卷，第一卷已出版，学界评价很高，第二卷也已付梓，不久将面世。我是俗人，也没有先生那样的学术境界和最高的追求，所以我劝他不用写下去了，身体是最要紧的，可他根本不听。诚然，从学术的意义讲，完成这一重要著作，功德无量。可作为学生，又真正希望先生健康长寿。理性与情感，不可避免发生着冲突。在这里，我只能说，先生，多加保重！
任何语言的表达都是有局限的，我仅仅是以印象式的文字，略为表达我对先生的感谢和永远景仰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