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互文性研究中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论题，如《互文性理论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后现代主义文学戏仿策略阐释》、《“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略论后现代状况的审美特征》、《拼贴画在后现代小说中的运用》、《互文性：后现代文本意义的增殖范式》、《互文性：名著改写的后现代文本策略——〈大话西游〉再思考》等，这多多少少说明了互文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名成员，互文性必然继承了后现代文化的某些基因。事实上，互文性的某些特点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互文性的尴尬与困境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尴尬与困境，既然二者有着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那么对互文性的研究有必要从后现代主义这一历史文化语境出发。
互文性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是两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其与西方当代文论的诸多流派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字面上看，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是两对匹配的概念。“后”字的添加表明人们无法命名现代主义之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特征，正如有些后现代作家宣称的那样，文学已经终结了，人们面临的将是思想的极度匮乏、言词的无限枯竭。“后”字还强调了这对概念在时间上的断裂感与连续性，在前人基础上的添加佐证了布鲁姆那句有名的话，在后现代时代，每一个“家”都患上了时代的焦虑症。现代主义的成就是后现代高楼大厦的不可逾越的基础，是迫使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要经常停下来回望的“精神家园”。人们不得不郁闷地发现在他们所属的这个时代，独创性是多么的艰难。不管你是否认同，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开放、嬉戏、狂欢、反讽、片段、含混、悖立、无序、拼贴、无中心、非确定性、反对阐释、消弭等级秩序……所有与现代主义不同的精神都可纳入其中，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学院派批评与大话文化、流行体系，高雅文学与无厘头，整个社会仿佛是一个大杂烩。正如英国学者阿兰·洛德威的一段话所表述的那样：“后现代初出茅庐但又颓废苍老；它颇富才华，同时又十分邪恶；它沉醉消解分析，同时又异想天开；它的面貌似曾相识，同时又是最新时髦。后现代主义是个悖论的结晶，一个大杂烩的合成体。”
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关系“暧昧”，学者常常混淆其界限，以致让人误以为是可以通用的两个概念，二者的区分还是明显的：后结构主义主要限定在哲学与文学理论方面，而后现代主义则更偏向于文学艺术创作、大众文化、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因而，“后现代”的所指范围要广得多，以致它经常被视为是包含后结构主义的一个更大的具有广义文化意义的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本节选用了后现代主义这一范围更为宽泛的概念进行背景论述。
一、后现代在西方的兴起
现代主义在统治了西方一百多年后终于大河改道，开始走向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它的母体——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子宫中产生的。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母体，它包含了西方文学诸多流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其时间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
与许多文论术语的演变相似，最早的“现代主义”是一个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贬义词。据《牛津大字典》的说法，斯威夫特在1737年7月25日给亚历山大·蒲柏的信中首次提到：“骚人墨客给我们送来了乱七八糟的诗文，带着令人生厌的省略语和稀奇古怪的现代主义，对英语的败坏就来自他们。”或译为“蹩脚文人以拙劣的减省和古怪的现代主义，带给我们这些用散文和诗写成的垃圾”。到19世纪末，这个词由贬义慢慢转向中性化，20世纪之后它被普遍在褒义意义上加以接受。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极其繁复和多样化。正如有的论述所表述的那样，“现代主义这个词语曾被用来包括各种各样破坏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激情的运动，这些运动都倾向于抽象化(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派、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旋涡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运动也并不都是性质相同的运动，有些还是对其他运动的某种激进反应。……总之，现代主义在大多数国家里是未来主义和虚无主义、革命和保守、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一种奇特的混合物。它既歌颂技术时代，又谴责技术时代；既兴奋地接受旧文化秩序已经结束的观点，同时面对着这种恐怖情景又深感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内部还充满着悖论，尽管如此，它还是被哲学、文化、文艺、文学界普遍接纳了。以上描述的悖论性作为一种遗传也被后现代主义继承了下来。
极盛而衰，水满则溢。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社会发生转折，当现代主义走向巅峰时，其自身隐藏的危机便要爆发了，这场危机源于后工业社会的深层原因，导致了哲学文化文学层面的转折，这种转折迅速波及一切人文领域，时代不可逆转地走向后现代。正如杰姆逊在其名著《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说：“现代主义的活力和动力，至此可谓到达登峰造极之境。……自此以后，所有称得上为‘现代主义’的精神文明，也就显得特别平淡和无力，难以为继了。”敏锐的学者们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福柯曾说：“什么是人们说的‘后现代’？我有点跟不上形势了。”当代美国学者、思想家、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中说：“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反叛的激情被‘大众文化’加以制度化了。它的实验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我相信我们正来到西方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我们正在见证资产阶级观念——人类行为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交换的观念——之结束，该观念曾范铸现代之时代两百年。我也相信我们已经结束了现代主义的创造冲动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曾支配所有的艺术，决定我们的符号表述125年”。丹尼尔·贝尔又说：“过去常用的文学修饰语是‘超’这个词……而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把‘超’穷竭，今日社会学修饰语是‘后’。”
到底什么是“后”的时代呢？任何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皆可被嘲讽为具有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这一词语的来历与出身如它本身所标榜的那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美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主义问题》中写道：“假定历史有其继承性，而术语有其产生的根源，那么我就不敢肯定‘后现代主义’一词究竟于何时何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以下这些事实：1934年，在马德里出版了菲德里柯·德·奥尼斯的《1882-1932西班牙—拉美诗选》，‘后现代主义’一词随之出现。1942年，杜德利·菲茨在他的《当代拉美诗选》中再次使用了这个词。二者以此表明早已潜伏着的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小小反拨。早在1947年，萨默维尔出版了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一册节本，这个词再次出现。对汤因比来说，‘后现代主义’标明西方文明史中的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它大约始于1875年，而我们现在几乎还未开始有所觉察。稍后，在50年代，查尔斯·奥尔森谈到后现代主义问题时，往往不囿于它的精确定义，而是泛泛地谈论它。”在1959年和1960年，欧文·豪和哈利·列文分别在题名为《大众社会与后现代小说》与《什么是现代主义》的文章中提到“后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莱斯利·菲德勒和伊哈布·哈桑开始使用后现代这一词语，在早先出现的哈桑的学术论文中还出现了“反文学”与“静寂的文学”诸如此类的相仿术语。那时“后现代”作为一个术语还没有被固定下来。
“后”很快被人们接纳和热捧起来，“后工业”、“后殖民”、“后文化”、“后地理”、“后马克思主义”、“后人道主义”、“后历史”、“后结构主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文科学的书籍之中，更多的是“后现代主义”。在一切文化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与其碰面，但始终没人能说清楚这些概念加上“后”字后有多大改观和它的确切含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理解就无从下手。把握“后”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有断裂与延续的双重属性，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装证明了以往的历史性存在，人为的添加又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下面的引用及表述有利于我们对后现代精神的理解。通常意义上的后现代文论家包括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杰姆逊、拉康、鲍德里亚、伊格尔顿、伊哈布·哈桑、佛克马、赛义德等这里还可以。20世纪，几乎哲学、文学上重要的思想家都卷入到这股思潮之中。福柯说：“我不理解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对于被称为是后现代或结构主义者的人们是共同的。”杰姆逊说：“最近几年(指1984年左右——引者注)，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颠倒了的太平盛世说，其中关于未来的预感，不论是灾难的还是拯救的，都已经被这种或那种毁灭感取代(如意识形态、艺术或社会阶级的消亡；社会民主或福利国家的“危机”，等等)；总合起来，所有这些也许就构成了越来越常说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讨论都是在后现代主义议程中进行的，他们“毫不犹豫地从后现代主义中获取其术语、思想倾向和概念方法的某些新思潮，包括后实证主义、新结构主义、后当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交叉重叠的，并占有众多的思想源泉”。这些导致了西方国家的文学批评向解构主义或者说后结构主义方向发展，为“互文性”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既是他们对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进行学术反思的结果，也是他们对传统的线性历史观的超越。
二、后现代精神与互文性
后现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词汇，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人们众说纷纭，至今未达成共识。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假象》(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简明扼要地归纳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他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质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他又接着说：“后现代主义则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它无深度，无中心，漂移不定，自我指涉；它是游戏性的，往往从别处借来观念和意象加以折衷调和；它是多元主义的艺术，它无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
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来把握后现代精神无疑是个很好的办法，为此有必要回顾伊哈布·哈桑关于二者的著名对比。这个对比几乎影响了所有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学者们对其的引用长期以来居高不下。
哈桑援用了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方式，列举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以上对比点，右边的竖排聚合在一起构成了后现代景观，囊括了差异哲学、精神分析、身体研究、女性主义、互文性等诸多理论流派，透视出德里达、德勒兹、苏珊·桑塔格、克里斯蒂娃、拉康、巴特、巴赫金、约翰·巴斯、索绪尔、保罗·德·曼诸多后现代思想家、文论家的思想碎片。无我性、无深度性是从杰姆逊那里借用来的。文本的开放性、生产力、反讽、扩散、游戏、狂欢、消弭等级制与互文性特征契合。“过程∕演示∕发生着”指引着克里斯蒂娃提出的生成文本及巴特所提出的文本是一种生产力；“互文与互涉文本”直接将互文性看作后现代文本策略；“组合”意味着粘贴、拼凑等互文手法；“变体”暗含着互文重写、改编等对旧题材的当代处理；“差异—延宕、印痕”明显地在指涉德里达文本理论；“反讽、不确定性”是互文文本的基本特色之一。
后现代精神基本特征有：混杂(Hybrid)、拼贴(collage)、碎片注：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将自己的一部作品命名为《生活在碎片之中》无中心、多元化、世俗化、文化狂欢、非体系性、语言游戏、文本享乐、反乌托邦、反历史决定论、反体系性、反本质主义、消解宏大叙事，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等。正如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转折》中所述：“后现代主义的内涵与当今许多术语有某种亲缘关系，而那些术语本身的内涵就是不确定的。”因而由于其术语本身的非确定性，后现代主义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颠覆了以往文艺创作与文艺研究中作者的“上帝位置”，消解了独白式批评的传统方式，正因为此，“互文性”这一术语已经成为后现代文化批评的一种锐利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