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魏豹、彭越虽然出身低贱，但是他们后来可以率军队席卷千里，南面称王，经常在作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心怀叛逆，遭到失败后，没有自杀而被俘虏，沦为囚犯，结果被处死，他们为什么这样呢？中等才能以上的人，也会为这种行为感到羞耻，更何况是君王呢？他们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担心的是失去生命而不再有机会施展才能。他们只要掌握一点权力，就会尽力施展才能，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愿自杀。这些人是豪放不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建功立业。”
司马迁又在《蔺相如列传》的赞语中说：“当一个人知道要死时，必定会很勇敢，这时对死者并不难，难的是处死死者的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眼睛盯着柱子，怒斥秦王身边的人时，当时形势下他最多不过是被杀，但是在场的秦国文武百官有的却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蔺相如一下子气势夺人，威镇秦国。回到赵国后又对廉颇百般谦让，使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从而名重泰山。蔺相如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的臣子，真正懂得什么情况下该死，什么情况下不该死。
姜太公说：“官吏不愿意提意见，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官吏。”朱云和张禹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掌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在朝廷上责问张禹说：“您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使上下的意见无法沟通，该杀！”
班固说：“顺从世俗，就败坏了道义；违背世俗，又将面临危险，这是古人之所以不愿意做官的原因。”由此说来，生存与死亡，应该如何选择呢？范晔认为，“只讲道义，而不顾生命，就会伤害生命；只为求生而不顾道义，就会损害道义。如果道义比生命更重要，就舍生取义；如果生命比道义更重要，就可保全生命。”
有人问道：“这样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宦官斗争抗衡，最终被宦官所杀，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范晔说：“在汉桓帝、汉灵帝的时期，像陈蕃这样的人，是能够树立好的风气的，与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抗争，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他们与宦官斗争，最终遭到杀害，并不是他们不能做到洁身自好。他们悲悯当时一些人以逃避现实为清高，而不顾人伦道德的做法。他们不赞同逃避现实的做法，所以他们屡遭贬斥而不离开。他们以仁义之心为己任，虽然明知任重道远，意志却更加坚定。等到一有时机，陈蕃就协同窦武谋划扫除宦官势力，真可谓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虽然他们没有成功，但他们的信义却足以影响世人的心灵。”
这就是所谓的道义重于生命，可以舍生取义的事例。
世人认为西汉时郦寄出卖朋友，因为他把朋友吕禄骗到郊外游玩，给了周勃等人推翻吕氏的机会。这件事从道理上怎么讲呢？
班固说：“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见利忘义的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是汉朝的功臣，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汉朝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摧毁了吕氏家族，但目的是安定国家，保存君王和父辈开创的大业，从道义上讲是允许的。”
东汉末年，广陵太守张超委托臧洪管理政务，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大哭，纠集军队去救张超，同时还向袁绍求援，袁绍没有答应。雍丘被攻破后，张超被曹操灭族。臧洪因此怨恨袁绍，和他绝交，袁绍派兵围攻臧洪，广陵城破之后，臧洪被杀死。臧洪在合纵连横的动荡时代，却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他不是建功立业的人才。
管仲说：“我不以被囚禁而感到耻辱，而以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为耻辱；不以没有为公子纠死而感到耻辱，而以不能让齐国称霸诸侯为耻辱。”这就是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济世救民为人生抱负的人。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臧洪为救朋友张超而死，可以称得上是义举吧？”范晔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作为朋友感到十分悲愤，这种情感十分壮烈。他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救，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英雄豪杰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是否不一样呢？像那些为了缔结联盟条约，相互欺诈以求胜过对方，这都是形势和利益的需要。更何况当时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曹操、袁绍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徒劳地指望从与曹操联盟的袁绍处借兵，来解救朋友的燃眉之急。并且，率充满忿恨的军队去打仗，是兵家之大忌。这与楚国的申包胥到秦国请兵，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一样，虽然很感人，却于事无补。”
这些都是士人选择死与不死的明显的效果。
有人问道：“南北朝宋时的宗悫出身低贱，被同乡庾业瞧不起。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长史。这种做法怎么样？”
裴子野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感到忧愁，在微贱时不感到苦闷，怡然自得，弘扬这种精神的，是孔子学生曾子、原宪的品德；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忍受人格的侮辱，低头弯腰，屈居平庸之辈之下，得势之后则驰骋于群雄之上，韩信、黥布的志向就是这样的。这两种人，他们地位卑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他们在处于卑贱时的心态却不同。像宗悫受辱时不觉得惭愧，具有韩信、黥布的气度。得志以后，抛弃旧恶，真是宽厚的长者啊！”
魏文帝曹丕问王朗等人说：“从前子产治理郑国，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与君主的德行，哪个最好？”
王朗回答说：“君主以德治理，那么臣下就感念他的恩义而不忍心欺骗他；君主明察秋毫，那么臣下害怕被觉察而不能欺骗他；君主严明刑法，那么臣下就害怕被处罚而不敢欺骗他。以德治理，让臣下感激恩义，与依靠道德礼仪来治理，使臣下懂得羞耻而行为合乎准则，效果是相同的；靠明察秋毫和让臣下害怕犯罪，与依靠政治法令来治理，使臣下遵守法令而免受处罚，达到的目的也是相同的。这两种方法差别很大，关键在于君主权衡把握，而不只是计较细小的差别。”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靳允为了守城，置母亲的安危于不顾，可以称得上是忠吗？”
徐众说：“当时靳允与曹操之间没有形成君臣关系，所以从道义上讲，靳允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从前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因此自杀，以坚定王陵的意志，然后跟随刘邦尽忠尽节。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回国看望父母。
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可以提拔他为丞相，但管仲却认为他不怀念自己父母，又怎么会爱君王呢，不能做丞相。因此要去孝子之家寻求忠臣。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还有一个事例，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获，刘备就让徐庶回去。想得到天下的人，要顾全儿子对母亲的感情，曹操也应该让靳允离开。”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派程昱留守甄城。这时，张邈叛变。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吕布把范城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归顺。曹操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要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靳允流着眼泪说：“一定守好范城，不敢有二心。”
有人问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都能放下架子，生活俭朴，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却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范晔说：“认为仁对自己有利的人，就可能以仁为手段来谋取利益；真正实行义的人，不刻意去实行义，但行为却总能合乎义。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爱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将此作为美谈。汉武帝时的宰相公孙弘穿身布衣，监察御史汲黯讥讽他假装简朴。”
他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却受到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自然的实行仁义与借仁义来谋利二者的差别吗？仁义的人安心实行仁义，智慧的人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去做，害怕犯罪的人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比较这几种情况，他们实行仁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差别，但考察他们实行仁义的动机，却各自不同。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是本性善良；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的人，是努力地去做；勉强实行仁义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三者相比较，当然是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最好。”
人才很重要
秦朝末年，淮阴人韩信，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只有一把宝剑，常随身携带。他因不善于务农经商，只得靠别人的接济为生。但他熟读兵书，心怀大志，总想有朝一日，一展宏图，封侯拜将。
一日无事，他腰挂宝剑，信步街头，迎面碰上一个屠夫的儿子。此人是个好事之徒，见韩信衣服褴褛，但身上却挂着一把宝剑，在街上闲逛，便心里感到别扭，瞧不起他，有意上前滋事，将韩信拦于道中。韩信见道路被阻，刚想转身绕过，屠夫之子却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韩信，你平日出来，常挂宝剑，看你身材高大，怎么如此怯弱呢？”韩信目视屠夫之子，知他无端挑衅，便闭口不答。此时，已有不少人前来围观。屠夫之子见韩信绝口不答，更加胆大气粗，就又当众嘲弄韩信道：“你如果是条好汉，就拔出剑来刺我，否则，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说着，就叉开两腿，立于道中。韩信见此，知今日之事难以躲过，他思考了好一会儿，便伏下身子，从屠夫之子的胯下，慢慢爬了过去。周围观望的人，看韩信如此怯弱，都大笑不已。而韩信却不以为然，站起身来，拍掉身上的土，扬长而去。韩信也从此落下了一个“胯下之夫”的坏名声。韩信经过了许多的挫折和奔波，一直没有找到可以为之效命的主人，他本人也一直穷困潦倒。
后来，韩信仗剑投楚，被用为郎中。曾多次向项羽献计，都未被采用，郁郁不得志。公元前206年（汉高帝元年），韩信背楚投汉，被刘邦用为连敖（管理粮仓的小官），仍无法一展宏图，于是牢骚满腹，并因此与同僚多人获罪当斩。当时，监斩官是夏侯婴，这些人陆续被斩首，轮到韩信，他面无惧色，忽然大叫说：“汉王不是想得天下吗？那为何要杀壮士！”夏侯婴听后，急令停刑，将他叫到面前一问，才知叫韩信，见他身材高大，言吐不凡，觉他非同常人。于是令人将他押回大牢，自己前往刘邦处禀报，说韩信是个可用之才，不可因小过问斩，并建议刘邦委与重任。刘邦听后，下令赦免韩信，并将其提升为治粟都尉，但没有重用。
丞相萧何知道此事后，派人叫来韩信，见他相貌不凡，十分高兴，谈论起天下大势来。韩信对楚汉形势了如指掌，说起兵法，对如何治军、如何布阵，更是滔滔不绝。萧何深感韩信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将才，于是向韩信保证，将向汉王刘邦竭力保荐。
当时，萧何是刘邦的国相，刘邦对他言听计从，韩信得到萧何赞许，满以为自己定会得到汉王重用，可以实现建功立业的心愿了。岂知，萧何数次向刘邦推荐韩信，都没有得到刘邦的答复。数日之后，韩信见没有动静，心知不能被汉王重用，决心另投他处。一天傍晚，他收拾好行装，只身离开了汉营。萧何闻讯后，如失至宝，忙骑上一匹快马，向韩信出走的方向追去。萧何因走得匆忙，没来得及通知刘邦。第二天清晨，有人来报，说丞相逃走了。刘邦听后，大惊，心想：我待萧何如手足，他怎能轻易弃我而去！忙派人四处找寻。两天后，正当刘邦焦急的时候，萧何带着韩信又返回了汉营。刘邦一见萧何，又喜又怒，问道：“你为何不辞而别呢？”萧何说：“我怎敢私逃，实在是因为是追人！”刘邦以为他去追什么重要人物去了，便问：“你追的是何人？”萧何说：“追的是都尉韩信！”因为当时逃走的人很多，刘邦闻言，不禁大怒，说：“我自关中到南郑，逃走的人很多，你都不去追。为何只去追韩信？”萧何回道：“别的所逃之人，无关轻重，去留自便，唯独韩信，乃是国士，怎可让他逃去？大王若愿久留汉中，可以不用韩信，如要争夺天下，除韩信外，无人能担此重任，所以臣去将他追回。”
刘邦听了他的话，这才觉得韩信有些重要，说：“我怎能长居此地，定要挥兵东进！”萧何听后，接着说：“既如此，就一定要重用韩信，用韩信，信则留，不用，韩信定会离去。”刘邦见萧何如此力荐韩信，不禁问道：“你多次举荐韩信，韩信果有真才实学吗？”萧何说：“臣已考察日久，韩信确是当今奇才！”刘邦见事已至此，只好说：“那就用他为将，一试优劣。”萧何说：“只用为将，仍不能留住韩信。”刘邦沉思了片刻，遂说：“那我就拜他为大将！”萧何听后，这才放下心来，急忙辞别刘邦，将此消息转告了韩信。
数日后，刘邦设坛拜韩信为大将。自此，韩信辅佐刘邦定三秦，平定魏、赵、齐，围歼项羽于垓下，为刘邦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朝天子一朝臣
汉惠帝时，辟阳侯审食其得幸于吕太后，但他行为不端，引起了公愤。惠帝借故将他捕入大狱，准备处死。审食其虽被拘狱中，但有恃无恐，认为吕太后定会出面援救。吕太后闻审食其被捕，心如火焚，但又不好直接向惠帝说情，只望朝中大臣代为救免。众臣都知审食其平日劣迹，恨不得立即将他谋杀，以申国法，竟无人出面相救。审食其在狱中得知后，这才真地焦急起来，思来想去，只有平原君朱建，昔日曾受我厚惠，或许能为我出谋划策。于是，乘着探视的机会，全家往求朱建。
朱建，楚人。曾为淮南王英布相，英布欲反时，朱建曾极力劝阻，英布不听。等到英布被诛，刘邦得知此事，故封朱建为平原君，朱建也因此得名。及徙居长安，公卿大臣，多愿与其交往。辟阳侯审食其，当时得宠于吕太后，闻朱建之名，也欲交结，但朱建为人刚正，多次将其拒之门外。不久，朱建母不幸病亡，因朱建平日清廉，家无余资，无钱安置其母。朱建的朋友陆贾听说了这件事，忙找到审食其，向他道贺说：“平原君母不幸病亡。”
审食其十分不高兴，不待说完，就说：“平原君母死，与我何干？”陆贾道：“君曾欲与平原君交识。平原君因老母在堂，不敢轻受君惠，以身相许。今其母已亡，你若厚礼相馈，平原君必感君盛情，将来您遇到什么难事，平原君必以死相报，这岂不应贺？”
审食其素知朱建行不苟合、受惠必报的秉性，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立即派人送去百金，助建葬母。朱建正愁治丧之资，只得暂时收下。一些趋炎附势的朝臣，闻审食其厚赠朱建，也乐得乘机交结，向朱建赠送丧资，少则数金，多则数十，统计约有五百金之多。及朱建丧事办完，不得不亲往道谢，审食其便乘机与朱建相识，且有往来。
朱建知道审食其前来拜见的意思，说：“朝廷要严办此案，我不敢入狱相见，烦请转告辟阳侯。”审食其闻知，认为朱建不肯出面相救，憎恨他负恩忘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