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霍）光。——《汉书·霍光传》
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汉书·武帝本纪》
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汉武帝的确不是庸才；但从大汉帝国的立场来讲，他则是一个最合格的祸害。和秦始皇一样，他在晚年犯下了无数错误，包括诛了自己的三族。但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并将后事安排得恰倒好处。原因何在？一切都在于他和大汉帝国在生死关头时，他本人的正确抉择。
1、为什么会是霍光
后元元年（前88年）初，汉武帝让人画了一副画并赏赐给大臣霍光。当霍光打开那副画时，不甚明白。原来这是一副《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周公当初被先王认定为辅佐大臣，先王死后，周公就抱着周成王处理国事。这一行为被后世称赞不已，认为是辅臣与幼主合作的最佳事例。
这一年，离汉武帝死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霍光虽然不明白汉武帝的用意，但知道，里面绝对大有文章。这个谜终于在一年后揭开，当时，汉武帝病重，霍光哭泣着问：“如果您有什么不测，谁是新皇帝呢？”
汉武帝使尽浑身气力回道：“去年给你的画，你还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吗？立最小的弗陵为皇太子，你就当周公！”
这是一份沉重的让人无法呼吸的遗嘱，汉武帝风光一生，风流一生，可到了晚年，居然找不出一位可以做皇帝的儿子，却要玩存着很大风险的托孤把戏。
要知道，当时的霍光不过是个供职内廷的光禄大夫。而且，他没有寸土之功，才气术数又没有超绝之处。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托孤这样一个人呢？
霍光本是大将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的弟弟，这两位名将因在征讨匈奴的战争中立下汗马之功，而成为帝国的军事支柱，由此而成为汉武帝最宠信的两个人。霍光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在十余岁时就到宫中侍从汉武帝。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谨慎稳重，从不犯错。又加上脸面白净，眉目疏朗，更有一部好胡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正派、谨慎的君子。据说他为奉车都尉（管理御车）出入禁宫20余年，未尝有误，每次出入殿门，脚步都落在相同之处，许多人在旁偷看，发现每次竟然不差分毫。
如我们所知，这样的人实在做不出像样的事业来。但汉武帝对霍光却极为宠信，两人之间长期保持着超出一般君臣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感情。
这大概就是汉武帝选择他为辅政大臣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这并不是主因。主要原因还得从汉武帝后期的人才群体谈起。
在汉武帝王统治的前期，汉帝国可谓人才济济。这主要是因为经过文景之治后，汉帝国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上的兴盛局面。这种兴盛局面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人，而这些人同时被求贤若渴的汉武帝发掘，从而形成了汉武帝前期名臣迭出的局面。这些臣子们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思想领域都为汉帝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从元封五年（前106年）大将卫青死掉后，汉武一朝就出现了“无人可用”的状况。这个时候的汉武帝正在专心地寻找不老药，他虽然对这种状况了解，但并没有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来。而随着征和二年“巫蛊之祸”的爆发，御史大夫暴胜之、司直田仁为首的一大批与卫太子关系密切的名臣名将被杀，在后来为卫太子平反的一系列事件中，那些跟随汉武帝并忠实于他的人接连受到打击。帝国因此居然出现了官位空缺的局面。
开始，汉武帝想从朝廷重臣中寻找托孤之人。但是，到了武帝后元年初，九卿中只有三卿的职位上有人。三公之一的丞相田千秋并无真才实学，他能坐到丞相这个位置，全是因为汉武帝想要转变政策导向而首肯了他对戾太子平凡的建议。另外一个很有潜力成为御史大夫的商丘成，汉武帝居然一点没有喜欢他的心。至于桑弘羊，本是汉武帝时期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但无论从哪一角度来讲，他都不能成为辅臣。也就是说，在汉武帝后期，朝廷中已没有汉武帝所认定的辅臣了。而霍光，虽然官级低，并没有真才实干，脑袋又不聪明。由于他很老实，又由于朝堂上的确再也选不出第二个辅臣，更由于第一个原因，所以，霍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主宰汉朝近半个世纪的关键人物。
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怀疑，能让大汉帝国让周边国家闻风丧胆，能让他主宰的大汉帝国被后人记了两千多年，汉武帝仅仅靠这两个理由就能认定霍光是最佳辅臣吗？
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2、真正的原因
元封年初（公元前110年）左右，匈奴已被赶到兔子不拉屎的荒芜之地，当时的征讨匈奴大将霍去病又死了，太子刘据所依仗的卫氏集团在渐渐地衰落。汉武帝察觉到了卫子夫母子的惊恐与不安，他找到了当时还健在的卫氏集团的支柱大将军卫青，跟他聊天。
“因为国家刚刚建立六七十年时间，一切都没有定型。加上四面外族侵略不已，朕不得不改变先祖的无为而治政策。如果不出动军队平定四夷的话，大汉朝就不能得到安宁。为了这些原因，所以不得不使天下人受劳受苦。”汉武帝慢慢地说。
卫青听后，点头道：“这个我很理解，陛下四面兴师，开拓疆域，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臣民有所劳苦，那也是义不容辞的事。”
汉武帝立即点到了正题：“假定后世都像朕这样去做，那必定要走上秦王朝亡国的老路上去。太子刘据稳重安详，必定能够使天下太平，所以不让朕担虑。如果要找一个守成的人主，在我的儿子里，似乎没有谁能比太子刘据更合适的了！我听说太子和皇后他们母子心情不安，认为朕不再宠爱他们了，其实哪有这回事？请将朕的意思晓谕皇后和太子。”
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汉武帝又安抚人心的手段，关键的一点是：晚年的汉武帝已经从秦朝灭亡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像他自己这样的领导方式是不适合将来的汉帝国的。
也就是说，他想把自己刚硬的执政方式转变成柔弱的执政方式，而太子刘据的性格正符合这一点。他希望继任者是一个“守文之君”。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赵王彭祖死掉，汉武帝王本想立彭祖的儿子刘绰为赵王，但有人跟他说，此人虽然能力不小，可欲望很大。汉武帝一下就想到了自己，便给出了不能立此人为王的理由：多欲，不宜君国子民。最后，他选择了“无咎无誉”的武始侯昌为赵王。
那么，我们从上就能看得出来，霍光为什么会被任命为第一辅臣了。如果说，霍光“仁恕温谨”、“敦重好静”的性格不为汉武帝所喜的话，那么，其中所包含的执政宽缓、平和、稳健、谨慎的政治倾向，却是汉武帝所中意的。
在霍光方面，他之所以能养成这种性格，似乎是刻意的。他追随汉武帝多年，亲眼目睹了汉武帝事业由盛而衰的全部过程。因此，他对汉帝国的社会局势的复杂与严峻形势的了解要比别人深刻的多。由于是汉武帝的近臣，他对武帝晚年思想、感情变化的脉络观察的一清二楚。正是这样的优势，他明白汉武帝需要什么样的人，而这个人需要有什么样的执政风格。而汉武帝自然也了解这一点，所以，汉武帝选择了他作为第一辅臣是顺理成章的事。霍光执政后，开始宽容执政，大大缓解了汉武帝统治后期政治严苛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措施，逐渐恢复了汉朝的社会经济。
这一“休养生息”方略的实施，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休养生息”的政策成为继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和宣帝两代的既定方针。这一方针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人民渴望安定休息的需求，其结果造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兴旺发达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然而，霍光此人的品行的确不敢恭维，在为自己的打算上，他极尽所能。甚至有些人认为他有挟持小皇帝以达自己目的的心思，无论怎样，汉朝再度复兴，霍光功不可没。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武帝选择幼小的刘弗陵为接班人，即使对霍光百般信任，终不能使他对刘氏家族的以外的人彻底放心。幸好，有当初高祖皇帝的白马之盟在，刘氏以外的人对这一盟誓的“天下共击之”还是抱着三分尊敬，七分畏惧的。
事实上，汉武帝对霍光的百般信任也是万不得已。个中因由还是要从晚年的汉武帝说起。
3、晚年的汉武帝
谁都不能否认，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个积极有为皇帝之一。自他上台之日起，就一直不停地在给大汉帝国动手术：任用酷吏、实施“推恩法”、行封禅典礼以强化君主专制；重农抑商、算缗告缗、盐铁官营以控制经济命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学校以统一人们思想；当然，他平生做的最大一桩事业，是连续39年从事反击匈奴的战争，杀得“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其间又平东瓯、南越，“通西南夷”，成就一番赫赫功业。
但是，这些手术却具备了足以致帝国于死命的后遗症，他“多欲”有为的政治风格，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棘手难题纷至沓来，积重难返，“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盗贼滋起”，使整个社会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深重危机。
汉武帝一生最大的污点大概就是迷恋于得道求仙，这并不能怪他，秦汉是阴阳五行之学和芳术仙道盛行的时代，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弥漫一时。就像现在的我们对外星人充满了极大兴趣一样，也许再过一千年，我们会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惭愧，但现在，我们对这样的事情好奇，并且坚信它们的存在。
汉武帝晚年，道士吃香，骗子当然也吃香。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着名的骗子李少君，此人做的最幽默的一件事就是把一张丝绸写上了字塞进了牛肚子里，然后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对汉武帝说：“这头牛长相怪异，肚子里肯定有奇物。”
汉武帝马上就叫人剖开牛肚皮，果然发现了那块写满字的丝绸。但他同时发现，“天书”上的字正是李少君的笔迹，盛怒之下，汉武帝将这位道士诛杀。虽然，这件事给汉武帝的打击很大，但正如一个恋爱中的人被爱情蒙蔽双眼一样，他仍然对神仙之术迷恋万分。
汉武帝曾对一个道士说，“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和皇帝一样飞升成仙，就是不带妻子儿女又有什么呢？这对我来说不过像是丢了一只破鞋一样。”
——这话真让神仙热血沸腾，如果世界上有神仙。
回想几百年前，同样一位创造了盖世武功的秦始皇也说了意思相同的话：如果我能和皇帝一样飞升成仙，丢掉丢掉妻女就像丢掉鞋子一样。可以想见，汉武帝对长生不老药的热情要远比秦始皇高涨得多。
当然，这种爱好神仙并不能直接造成严重的后果，给汉武帝造成大影响的是由于爱好神仙而不得所形成的变态心理。这种心理直接导致了汉武帝后期的一系列恶果。
我们知道，汉武帝虽然创造了赫赫的文治武功，但这是以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为代价的。为了反击匈奴，整个汉帝国的所有机器都一起发动，浩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当时社会和人民求死不能。另外，求仙也不是免费的，为了求仙，汉武帝不惜成本，花掉了数不清的钱财。给鬼建仙山，给道士散大量钱财。为了寻找一种可以骑它上天的天马，他出兵不远万里去攻打远在中亚的大宛，结果是，不但劳民伤财，还损兵折将。大宛国若知道汉皇帝只是寻一匹马上天，肯定会主动送来。
由于钱财的大量消耗，税收增加，社会经济危机爆发，同时计划了各种社会矛盾，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矛盾严重地冲击着汉帝国的根基，而阶级矛盾的激化又加剧了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使权力斗争的温度升到极限。
汉武帝同时也为此矛盾增砖加瓦，由于年老多病，所以常在当时着名的澡堂子——甘泉宫——里休养，可这并不能使他的精神得以解脱，由于总不出门与人交流，又不接见大臣，生活的孤独和宫廷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使他变得暴躁不安和猜忌多疑，究其原因，他对神仙的渴望和永无所得是导致这种心理的主要因素。这种心理的变态和现实的困扰合成一力，撞击出了汉朝历史上着名的“巫蛊之祸”。
这此“巫蛊之祸”让汉武帝成为中国帝王里唯一的一位“抄自己三族”的人。我们前面讲过，汉代是个迷信的朝代，迷信的突然必能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种子来。历史上的“巫蛊”是指的一种诅咒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用桐水制成偶人，埋在地下。女巫这样解释：利用这种偶人对谁进行诅咒，谁就会死于非命。具有神秘主义思想的汉武帝对此当然是深信不疑的，但作为皇帝，他不可能去诅咒鄙人，可他相信别人一定用这种方法来诅咒自己。就在“巫蛊”案发生前，陈皇后、丞相公孙贺父子和他的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都因为有对汉武帝进行“巫蛊”的嫌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为了对付“巫蛊”的威胁，汉武帝专门任命了一位亲信，负责伺察“巫蛊”活动，这个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狗娘养的江充。据说此人是一个对“搬弄是非”熟练至极的人。开始，汉武帝任用他为直指绣衣使者，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公安局局长，后来又把“监察朝廷百官和贵戚们的不法行为”的监督权给了他，这无疑是给了流氓一本武林秘籍，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有一次，他随汉武帝到甘泉宫去，遇到了皇太子刘据的家人在驰道行车，在等级森严的汉代社会，驰道是皇帝行走的专用道路，连皇太子也不得涉足，太子家人在上面行车是违法的，所以江充扣留了太子家的马车。皇太子刘据得知此事后，亲自到他家里去求情，请江充宽恕此事，不要让他父亲知道。但江充“秉公执法”，一口回绝了刘据，最后还是把这件事报告了汉武帝。
汉武帝嘉奖了江充，对他更加信任了，可从这以后，江充和皇太子刘据却结下了怨仇。随着汉武帝年老多病，江充作为一个合格的小人，日益不安起来，他害怕有朝一日汉武帝死了，太子刘据当上皇帝，会对他不利，于是，他想方设法，借汉武帝独居甘泉宫，和太子感情日益疏远的机会，利用汉武帝特别忌讳“巫蛊”的心理，挑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关系，以达到搞掉刘据的目的。
后来，汉武帝做了一个梦，江充趁势把太子牵扯进来，他的理由是，这个梦很可能是因为太子在东宫玩“巫蛊”，老天看不过去，而给皇上的警示。
汉武帝立即命令他搜查东宫，同时又搜太子亲娘皇后卫子夫的宫殿。江充带领人马冲进两处，声称要理“蛊”。结果，由于有所准备，他果然就在太子和皇后的宫中搜查到了许多木偶，并说这是太子和皇后从事“巫蛊”的证据。从事“巫蛊”在当时是一种弥天大罪，皇太子刘据深知父亲的多疑和暴戾，怕到时候讲不清楚，枉担了弑君的罪名，所以一怒之下杀死了江充，又在别人的劝说下，索性矫诏发兵，发动政变，夺取鸟皇位。
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大怒不已，命令丞相率领军队诛杀亲儿子刘据，双方在长安城中发生了流血冲突，大战了五天五夜，刘据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后来逃亡到外地，不久，就和两个儿子同时遇害。皇后卫子夫一见太子兵败，也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