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件发生在征和二年（前91年）。这是西汉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也是汉武帝家庭中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汉武帝在这场悲剧中落得家破人亡，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虽然，在后来，他反省自己，并为太子平反。但是，准皇帝已经没有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没有储君的道路，对于晚年的他来讲，这简直比匈奴卷土重来还要严重。
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改错过程，这一年，离他死还有四年。
一个人在年轻时代做出丰功伟绩并不难，难的是在晚年不犯错，在晚年犯错也并不希奇，可贵的是能改正。而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一个难能可贵的人。
4、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汉武帝的改错过程应该从征和四年（前89年），也就是太子被杀的第三年。在这一年春天，汉武帝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第一，他到了当时汉帝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山东。在山东，他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亲自下地去耕田。这很显然是一场做秀，但皇帝不会无缘无故的做秀，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百姓，自己当年对农业的不重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要重视农业了。第二件事就是，他对随行的大臣们讲了一番话。他说，朕继位以来就没有做过让百姓享福的事，百姓们摊上了我这样一个皇帝真是倒霉，不过，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曾经做过的对百姓不利的事从今后一件也不会做。
略有头脑的大臣就能看出来，皇帝要改变执行大半辈子的既定国策了。这个事情出现以后，等于说是汉武帝发出了一个信号，要改变执行几十年的既定国策了。许多大臣知道这个信号后，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丞相田千秋有了动作。
他给汉武帝上疏，大意是说，皇帝既然想要抛弃掉从前的一切，那最先应该抛弃的就是神仙之说。如今，京城里还聚集了许多方士，您也是被他们几次三番骗过的人，如今，想要大家都相信您的决心，就必须把这些人做个了结。
汉武帝立即采纳，把方士全部遣散。并且做了一次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很不好，总被方士欺骗，却还总信任他们。结果他们骗了人民的血汗钱，而与我与百姓什么好处都没有。这是征和四年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情就是轮台罪己诏。提到轮台罪己诏，就必须要提到桑弘羊。桑弘羊出身商人之家，少年时就很善于心算，十三岁那年进宫担任汉武帝的侍从。汉武帝即位之后，一方面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一放方面连续对匈奴、越、西南夷发动战争，国力消耗很大，加之政府安置流民及武帝的浪费，致使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时积累的国力大衰，财政危机严重。桑弘羊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不但是当时政策的决策者，还是具体负责实施的大臣。在汉武帝统治前期，他很受武帝信任，为增加国家收入尽心尽力。在桑弘羊的领导之下，西汉政府将盐、铁、酒全部实行官营，同时，均输令、平准令，以及算缗和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也逐步实施。
但是，就在征和四年，他以为自己为汉武帝敛财的手法还很时兴，就给汉武帝上了奏章，要求在新疆的轮台就是今天新疆的轮台县，驻守军队、屯垦。也就是一面驻兵，一面来守卫边疆。汉武帝看到这个以后首先就否决了屯垦的上疏，这也就是桑弘羊为什么不能成为第一辅臣的最重要原因。因为此时，汉武帝已经准备改弦更张，而桑弘羊的思想还停留在武帝前期的阶段之上，未通时局之变，不和时宜之论，显然不能被汉武帝认可。
在这一点上，汉武帝无疑是高明的。因为就在他死后，桑弘羊仍然认为汉武帝的一切所为都是正确的，尽善尽美的。凡是汉武帝定下的规矩一概不能变，凡是汉武帝施行的方针统统要照旧，所以，匈奴要继续打，盐铁官营要继续搞，严刑峻法要继续用，而汉武帝的贡献则要无保留地歌颂。至于社会上出几个盗贼，读书人有几分牢骚，全然属于作奸犯科，必须严厉镇压，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无需仁义德化，只要手中有枪杆子，看谁敢站出来捣乱！
不过，他给汉武帝王所上的奏章倒是提醒了汉武帝，这位帝王对以前的所为下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叫罪己诏。因为这是为轮台垦疏来写的，所以历史就称它为轮台罪己诏。在这封诏书里，汉武帝主要谈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否定了桑弘羊在轮台驻兵的提议。第二，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检讨，决定要对百姓温柔。最后一点，要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生产。
一个这么大年纪的老头，而且还是一个帝国的首脑，居然向全天下百姓道歉，其勇气可嘉，其清醒的认识更让古代许多帝王不可企及。《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评论汉武帝下罪己诏时这样说道：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并没有区别，汉武帝和秦始皇是一个样，都建立了大功勋，同时在后期也把帝国折腾得奄奄一息。但是汉武帝有亡秦之过，而没有亡秦之失。就是因为他虽然有秦始皇的过错，但是没有造成秦始皇亡国的结果。原因很简单：秦始皇至死都没有想到自己有过错，而汉武帝却在晚年知道悔改，一个平常人做到这点都不容易，更何况是主宰天下的君王呢！
虽然，这个时候，汉武帝的悬涯勒马已经晚了。但他只需要开这样一个好头就足够了，在他死后，汉朝天下之所以没有像秦帝国那样土崩瓦解，就是因为他晚年对重大政策的调整。在他还有两年的时间里，他结束了一切对外战争，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如果说，汉朝统治又延续许多年是昭宣二帝励精图治的话，那么，让这两位皇帝和两朝臣子同心协力创下“昭宣之治”的起始点就是汉武帝晚年的改弦易辙。
而让这起始点并没有停下的就是汉武帝所选的辅政大臣霍光。
前面我们谈到，霍光此人为人塌实，办事稳重。这样的人办事能力绝不会高超，但绝不会走歪路。事实也正是如此。
霍光辅政后，一方面，动用权力资源，对汉武帝的某些政策作必要的调整，如在对匈奴和战问题上，根据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实际后果，结合西汉王朝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在屯军戍边，对匈奴小规模人侵进行必要还击的同时，稳妥持重，不再主动出击；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盐铁官营的某些弊端，废除酒榷，化解舒缓来自社会的怨懑和压力。另一方面，又保持清醒头脑，避免矫枉过正，旗帜鲜明地从总体上肯定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坚持贯彻盐铁官营等基本政策，做到“霸王道杂用之”，确保汉朝统治的国本不致于被动摇，从而在稳定有序的前提下，巧妙度过汉武帝身后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
大汉王朝的前途被汉武帝暂时赌对了，但是，按照帝国的制度，仅仅有辅臣是不够的。江山永远属于刘姓，这是刘邦规定的，更是帝国制度规定的。所以，要寻找一个自己的子孙，来作为皇帝。
5、接班人在哪里
重大国策的调整，并不能挽救汉帝国的延续问题，一个帝国的延续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帝王和一班臣子，即使前一个帝王无论在建设上有多么重大的成果，都是枉费心机。
如果不是发生“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必将是汉帝国的下一位皇帝。第一，汉武帝在渐渐地意识到像他那样东征西讨的帝王作风已经不适合帝国的前途，所以，汉武帝认定的接班人就应该是刘据这样的“仁恕温谨”之人。第二，刘据没有犯过原则性的大问题，在汉朝以嫡长子继统的建储制要求下，他不可能随便就把刘据拿下。第三，“巫惑之祸”发生时，汉武帝身体已每况俞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不可能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再大动手术。
但是，“巫蛊之祸”发生了，汉武帝不得不再重新寻找接班人。这个时候的汉武帝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护汉家统治的大局，着眼于现时政治需要，所以，他才希望后来者能反己所为，做一个安顿天下的“守成之主”。这种心态的转变，虽然不是痛定思痛，但绝对是汉帝国当时客观环境的要求，就像当初刘邦四处征伐而留下的烂摊子希望后继者能实现无为之道一样。
摆在他面前的人选有四个，都是他的亲儿子。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昌邑王（骨+傅去单人）、少子刘弗陵。
刘旦与刘胥的母亲是李姬，元狩六年（前119年），两人同时受封为王。李姬始终就没有受到过汉武帝的宠爱，在“子以母贵”的帝制时代，两人根本就不被汉武帝所重视。正是由于没有想要当皇帝的理想，所以两人在分封国时就骄纵不法，很不得人心。两人的性格象极了年轻时的汉武帝，在汉武帝心中，两人都不是“守成之主”。
刘据刚死，刘旦就上疏汉武帝，要求到他身边帮助他，以太子的身份入宫宿卫，汉武帝大为恼火，更对此人疏远不顾。至于刘胥，总喜欢在武力上下功夫，根本不具备汉武帝所要求的政治素质，所以，两人被汉武帝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