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试着将这些治疗团体或是个人发展团体的技巧和目标压缩成几个重点。
首先，在非结构性团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可以表露最真实的性格，别人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真正的特质，而非外加的社会角色或伪装印象。透过别人的反馈，我们可以认知自己的社会刺激值，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处于一个可以完全展现自我的环境，那么对他人而言，我看起来如何？我对他人产生如何的影响？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什么？他们共同看出什么特征？为了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应该如何做？我应该如何看待别人？等等。
其次要强调的是，罗嘉斯所称的体验或是开放体验，或是我所谓的天真的觉察，或者这样说，我们必须体验最深处的心灵，同时学习去体验他人真实的自我。例如，仔细地聆听、观察对方，了解他所弹奏的曲子、所说的话和话中意义，这是永不间断的感知训练过程。
最后，诚实而流畅地表达自己。我们不仅要有觉察力，还必须毫无顾忌地、没有负担地说出我们所感觉到的、所觉察到的，事实上也就是表露诚实的话语与行为。当我与卢本谈到这个议题时，他非常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认为团体历程经由团体活动而达到预期目标的历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就个人发展和个人成长而言，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也许我会在处理团体的问题时体验这种观点，但在这里我没有这样的打算。
此外，我们必须做到让沟通更不具结构性。在我们的社会定义下，好的思考与好的写作一样，必须是有逻辑的、有组织的、可分析的、可说明的、符合现实的。但事实上，以荣格的理论而言，我们必须更有诗意、更有想象力、更有荣格意义上的原始性，现今的人们太过强调理性与可述性，特别是在科学界，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此前我对某一件事有一个模糊的看法，谈到这里我又开始想起来了，那就是这些学习团体不仅允许非结构性的沟通，他们还容忍其他许多新生事物。每个人都可以试着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这些事做起来显得很困难，因此你可以使用比较隐喻式的字眼，断断续续地说出你的感觉。在治疗的情境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述内心对所有事物的感觉和情感，但这些很难用理性而有次序的词句表达。所有参与这类团体治疗的个人，在表达心中情感的亲密关系时，都必须凭借非结构性的沟通来完成，也只有采取非结构性的沟通才起作用。
也许观察真实存在的非结构性沟通，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计划。例如，我时常会结结巴巴、犹豫不决地表述，根本不知道要用什么字眼，然后又推翻先前的话，重新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希望能提出最清楚的论述，但是之后又会说：“很抱歉，这并不是我要说的，让我再来一次。”
我会建议团体中的学员进行这项研究，因为我怀疑自己还会有多少时间和机会。我会把非结构性沟通纳入学习团体的目标清单中。正式一点地说，学习团体的目标之一是接受较不具结构性的沟通或是非结构性的沟通，尊重它、珍视它，并教导人们使用它，这是学习团体的目标之一。
事实上，学习团体的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让人学习面对心灵的现实。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否定、压抑或抑制这样的行为。在那种文化里，我们强调具体的事物，重视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只认同由人们的手指和双手实验所得的知识和科学的人，我们完全放弃内心生活的微妙之处。我现在所要探讨的正是关于心灵方面的知识。我们本着用实用主义的原则去观察和对待现实世界，我们单纯地强调压抑和压迫，这使得人们压抑和完全控制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严格的范围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许多个人或团体治疗的过程中，常常引发情绪力量和学习效果以及不可思议的结果。从部分角度来讲，我们仿佛被人领入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我们仿佛在学习一门新的科学知识，看到全新的事实和自然界的另一面。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原始历程、形而上学的思考、行为的自发性，并觉察到梦、幻想与希望的运作逻辑以及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事物。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学习团体中的学员大部分是最没有心灵生活的人，如工程师、经理人、生意人、总裁等，他们自认为很坚强、理性、务实和实际，对心灵现实完全无知。他们都是一些“事物人”，所以会发生让人难以预料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滴酒不沾的人，第一次闻到酒精就醉倒了。事实上，作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佣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执行或监测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很难执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还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会感到难过。
含纳并构建基本性格态度
弗格森主张的概念化，是学习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对大部分学员而言，都是经历了一次全新概念化的过程。第一点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事实——例如重新认知个人的差异，也就是说人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概念借由瓦解而再建的过程之后，不仅含纳了真实世界的事物，还包括心灵世界的感性、恐惧、希望和期望。因此，全新的理论与态度都可以形成。
我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个人对自我、重要的他人、社会群集、自然及物质现实，以及对某些人而言属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现出的态度的改变，也就是我所谓的“基本性格态度”，这反映了个人内部的性格结构。任何一种态度的转变，代表性格的转变，也就是员工内心最深处的改变。我认为，某些学员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在以一种极为激进的方式改变，当然这种改变相当重要，因此我认为将它纳入训练者的意识目标比较恰当。
说到这里我又回想起某些事。在这些团体中有很多无法估价的东西。他们认识到感觉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接受这些感情并把它们放进无意识层面去，并在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勇敢地用口头的方式表述出来。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举个例子来说一下，有一个人谈到自己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当然他很诚实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帮助他。他的团体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成熟，他们不去争论对与错，而是接受这项事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与价值批判。如果他们以道德的观点来处理，彼此就会陷入攻击与防卫的对立关系，而这位学员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将会更加严重。
在同样的团体里，当领导者要求员工说出更多关于员工偏见的例证时，而且是不带任何赞同或判断的前提下，某个人可能说出某种心态确实存在，而且他对此感到羞耻，然后他们围成一圈，有一部分人可能犹豫不决、吞吞吐吐，这是他们第一次表达员工对女性、黑人、犹太人、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的偏见，而每个员工也都以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接受事实，就好比心理分析师会接受治疗者一样，了解他所说的事确实存在。
我想起一位教授，他是我一个心理分析师朋友的病人。长久以来，他一直苦苦压抑对女童性侵犯的冲动，虽然他从未真正行动过，而他以后也不会，他正逐渐克服这种冲动，但是这股冲动确实存在，就像其他令人不悦的事物——蚊子和癌症。如果我们认为癌症是邪恶的，因而将它拒之门外，与它们划清界线，对癌症就会真的束手无策。一个好的态度，或是每个人对于任何正在改变心灵现实的人应有的态度，不论喜欢与否、赞同与否，即使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须正视这些事物，接受它存在的事实。
现在我有必要说明一点，以扩大我对爱的定义。在此之前，我已说明爱是无法估价的。爱与正义、判断、评价、报酬、惩罚不同，而团体中的学员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不对任何事采取价值判断，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学员透过这样的训练，学习去爱，去感受爱。当然，在我的治疗经验中，我也发现，当我越了解一个人，他对我讲述故事的态度就越谦卑，我反而会更喜欢他。
这些学习团体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无意间将自己的恶行全盘托出，却让我更加喜欢他们。因为这个团体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和惩罚，至少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喜欢吹毛求疵、有强烈道德主义、不认同他人、希望改变对方、重新塑造对方，这都不是爱的表现，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离婚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只有两人互相接受对方真实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乐，不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激怒，也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
实际上，上面所表述的与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特定学员有关，这群人包括老板与领导人。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职能角色：一种是判断、惩罚、训练、担任纠察员或稽核员的角色；另一种是治疗、协助和关爱的角色。我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校园中的治疗师最好不要兼任老师的角色，因为后者必须通过给分表示认可或不认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学，评分的工作是由主考官委员会主持的。如此一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会更为亲密，老师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时兼任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角色。所以同样的道理，学习团体的训练员也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他们不给予成绩、奖赏或惩罚，他们完全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
同样的情形，在印第安黑脚族人身上也发生了。如果小孩或晚辈犯错的话，通常是由部落里的长者担任惩罚的审判官，而不是自己家里的父母。当负责惩罚的人出现时，父母亲就变成了小孩的维护者，他们站在小孩这一旁，他们是小孩的拥护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刽子手或惩罚者。因此，黑脚族家庭父母亲与小孩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国家庭亲密许多。一般美国家庭的父亲，通常既扮演爱的给予者又扮演惩罚者。我想这点可以加入治疗团体的目标清单中。
我想起一件事，当初天尼堡拜访非线性系统企业时，我也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观念运用到企业老板的身上。他们有权力雇请员工或解雇员工，给予员工升职或加薪等。我想强调的是，担任裁判者和死刑执行者角色的人，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位置时，不可能对于非裁判者或是没有支配权力的人能给予同等的关爱与信任。
针对这一点，我想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也是评判现代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那种过于乐观的倾向，我表示深深的忧虑。许多学者认为，好的管理政策和参与式管理可以使老板与员工结合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或是成为称兄道弟的好朋友。我怀疑这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环境下友谊与信任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事实上，作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佣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执行或监测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很难执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还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会感到难过。受到处罚的人如果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降级，就觉得自己受到欺骗。同样的，如果裁判者与某个受惩罚者的感情很好，在进行判断时，难免不会有偏护的行为发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老板必须开除他的朋友，这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好过。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心理的罪恶感不断加深，这也是造成胃溃疡性格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执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场，与被执法者维持某种程度疏运。就好比军队里的长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亲密的关系一样。据我所知，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军队走向民主化，不过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总是有人指定某一个士兵牺牲生命，这完全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来决定，因为没有人想死。指挥官必须不带个人感情选择必须牺牲生命的人。因此，作为一个将军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场，不要和部属太亲近，不要和任何一个士兵成为朋友，因为你可能随时要他们去送死或是接受处罚。
在医生的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外科医生。他们常会拒绝替自己的朋友进行手术，心理医生也会拒绝诊治自己的朋友或亲戚。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实，人们不可能同时爱一个人又能公正无私地审判他。对同一人拥有爱与正义是很困难的，但却是存在我们周围一项无法避免的事实。我们总是很难以超然的立场，同时处理对同一个人的爱以及惩罚。这种观点与传统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权力就是权力，它可以支配我的生死，对于一个操控我生死大权的人，我无法像对待一个与我没有权力关系的人采取同等的态度。
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安德鲁·凯依（非线性系统企业总裁）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认为开放的概念其实被混淆了，他认为开放心胸有两种意义。我认真地思考之后，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别。以老板和参与式管理的角度而言，开放心胸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建议、事实、反应或资讯，不论令人愉快与否。不可否认的，在此方面他必须开放心胸，他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不过，若是让法官、警察、老板、船长和将军也坦诚以对，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就完全没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这样的领导者有责任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惧。如果我正坐在一艘正在汪洋中航行的船只，船长不断地公开说出他的恐惧、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我下次再也不会搭这艘船。每个人都希望船长能承担所有的责任，相信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我不愿接受他是一位容易犯错、看错指南针的船长，这会让我感到惶惶不安。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样，我不希望他在为我做健康检查时，大声说出他的想法，当他在检查我是否患有结核病、癌症或心脏病时，我宁愿他将自己的怀疑藏在心中。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军队里的指挥官或是家里的父母亲身上。作为一个父亲及丈夫，如果他总是告诉他的太太和小孩自己的害怕、怀疑、不安和缺点，就失去稳定全家的功能。其实，丈夫或父亲的另一项角色功能就是自信来源者，他是家中的主心骨，必须勇敢承担一切责任。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对妻子、小孩和朋友坦诚的人，我的建议是他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不要说出自己的困扰，他必须有足够的承受力自行承担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