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大婶是否还在人间，大人们都不愿意提起大婶，每每问起，他们都向王学习，顾左右而言它，好像那是滴连膜都没有的水珠，无法触摸。有时我也想，也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过她那么一个大活人，她的两个儿子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到了这个人间，就是为了受苦。
姑婆活到了九十岁，把姑婆送上山后二婶再也不触摸锄头和扁担了，她搬到城里去了。她现在可以在全国各地自由来去不用再征求村里领导的意见，她甚至有了个人司机。钱在她的眼里，再也没有了可以压弯人脊背的分量，见人有难处，她会随手抽出一叠来，面带微笑，跟当年饿着肚子捞出米饭请人吃一样。不过谁要是想借钱娶老婆她是绝对不给的，这是我们家的另一条原则，因为你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如何再拖家带口，那岂不是拉人下水，害死人。
但她每年非得跟南京27中要属于她的那笔抚恤金。开始几年，27中记性挺好，每年都能及时把钱寄过来，只是时日一长人事变幻，后来的人难免懈怠。有人劝她别要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大钱。二婶生气了，她说，这钱是那条活跳跳的命换来的，怎么能不要，我就是要他们记住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别想忘记！
2008年清明，天气晴好，天上的云都是白的，高而且远，我、大哥和爸爸早早就赶到了云霄县城。高速公路真是好啊。
二婶坐在茶盘前，笑眯眯的。
因为我要写关于老家的小说，需要仔细了解近一百年来整个烟霞村的生理变化，爸爸决定陪我回烟霞仔细看看，看看墙头巷角那些弹孔，看看那些偶尔探出路面的九弯十八曲的长流水。
上车后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二婶也上了自己的车。
烟霞村体积庞大，计算人口得动用“万”做单位。这天正好是观音娘娘生日，整个村心广场都是香火，青烟把北边的天遮没了。观音娘娘率领全村大大小小的菩萨，端坐在广场中的凉亭内接受香火的熏陶。
广场上挤满了女人，大多丰乳肥臀，见到菩萨不管体积大小埋头便拜。
几乎没有老人，竟然没人认出我爸来。爸爸有些失落，因微笑而弯起的嘴角不经意间就平了。我问爸爸，为什么几乎见不到你的同龄人？爸爸给了我一个眼角：“你又装傻！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年饿坏了多少人。”
爸爸给端坐在凉亭正中拈着柳枝微笑的观音上了三柱香。他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赞美观音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外在美。我叉臂站在旁边侧着头看他。他不在意，也没有叫我向他学习，因为他知道，我从不给任何形式的神祗上香，我只给我家已经去世而且值得尊敬的长辈上香。
爸爸说完了，深深鞠了一躬。
爸爸带着我在村里四处游走，走着走着，老村子的模样渐渐清晰起来。走到观音亭，爸爸停下脚来，观音亭里空空如也，只剩一个香炉，有几枝香在冒着袅袅的青烟。我想起来了，拐过观音亭就是我们的家了。爸爸望着香炉说，当年他被解除公职时跑回了老家，不知何去何从，心中惶然，幸好檀木观音还没被砸作劈柴，于是他跑到屋后征求观音的意见。观音的答复是如果不想饿死，那就离开家乡到海澄去吧，至少那里有大片肥美的水稻田。爸爸接受了观音的劝告，果然没有饿死，甚至还为我那一生受苦的姐姐生下了四个弟弟。
爸爸眼里晃着水光。我的心尖略略有些疼痛，我转头望向观音亭背后的巷子里去。
啊，二婶正微微笑着向我走来，她手里还挎着一个年纪比她大不了多少的老太太。老太太的背已经驼了，满头白发，好像顶着一团乱雪，一张脸虽然比核桃光滑不了多少，但还保持着中秋月亮的基本轮廓。
老太太的眼光绕过我的身体向前走去：“小叔！小叔！”
爸爸回过头来，他的眼睛大了，直了。他咽了一下口水，一扯我的衣袖：“走！”
回身就走。他的脚步匆忙，有些碎乱，差点踩到了路边的一窝正在学习扒沙子的小鸡，结果母鸡非常不满，追在我们背后愤怒地叫唤了一阵。
“那就是阿扁的妈。”爸爸灌下了几杯茶水后才咬着牙说出话来，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原来，大堂哥把他妈接回来一段时日了。
大婶没有再生孩子，但他们有一个养子，前两年，她的丈夫死了，儿子却不肯抚养她，人家说，我又不是你生的。最要命的是，他甚至连国外亲戚寄来的钱也不给她，说，那是我爹的钱，我是继承人，你不是。老太太一急，头发白透了。
其实大堂哥在日子过不下去时曾经去找过他妈妈，多少要一点东西，据说他妈的态度不是太友好，好像他不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大堂哥似乎不很在意，后来日子宽松了，时不时地也提点吃食去看他老妈。
爸爸说，二堂哥脊柱直，有志气，从不去求他妈，他说，她不要我，我也不要她！
二伯死后，二堂哥主动把自己变成了家里的柱子，很好地顶替了二伯留下的亏空。他跟着大伯下海打渔抓螃蟹。后来三堂哥长开了架子，他就带着三堂哥到海上去了，让大伯到城里卖早点多挣点钱。那时大家都穷，下海的人一夜之间多了，海面上都是小划子，眼里全盯着海里的活物。可海里的鱼蟹不是你想抓多少就有多少的，而群众又一贯相信暴力，于是厮斗自然无法避免。人家都是成熟的汉子，自然是要欺小的，而且下手都非常狠，每每薅住了就往死里打，打散架了随手往海里一丢，谁管你生死。所以他总得舍命护住三堂哥，经常被别村的船桨劈得头破血流，可是他脊柱直，挺得住，竟然打出了名气，只要他们站在船头嘶吼一声，人家就会调转船头划到远处去，把头顶的白云和脚下的海水留给他们兄弟俩。每回我想到一个二十出头比扁担高不了多少的毛头瘦小子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横握船桨双腿岔开挺立在一叶扁舟上作怒吼狮子状，心头难免怦怦乱跳血压急剧上升。
如今他也不下海了，因为没海可以下了，海水脏了，鱼蟹都不活了。他种地，种一亩多的旱田，他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亲戚和兄弟，他相信自己的双手，他认定可以在他名下的那一小块田地里扒拉出幸福的生活。我敬佩他，可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当农民从来与幸福生活不搭界，能填饱肚子就万幸了，从古至今，从南到北，莫不如此，农民做动词时的意思就是受苦。我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能接受他的想法。
爸爸说：“她早就不是我的大嫂了，你叫我怎么称呼她？”
我说：“你没必要躲开她，不管怎么说她也是阿扁他们的妈。五十年下来了，大家都是老人了，你看她那头白头发。她当年的确是不应该，可逃避总比落井下石好啊。”
爸爸愣了一下，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我好一会，终于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