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为东汉中期，此次变化主要表现在区域文化的兴起。上文分期部分已经谈到，代表本地区域文化的乙组从西汉中期以来一直变化不大，至东汉中期开始兴起，摇钱树、西王母、镇墓兽、铜棺饰等特色器物开始流行，这几类器物是巴蜀地区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最能表现巴蜀地区的精神层面内容。汉代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再加上交通、技术系统逐步发达，各地文化交流迅速增加，导致物质材料的同一性越来越强，从物质材料探讨巴蜀地区与中原或者其他地区的差别困难增大，但中原和巴蜀地区巨大的差别无疑是存在的，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尚且不能完全抹杀地域文化差别，何况两千年前？问题是如何探讨这些差别，周振鹤先生认为语言、宗教、风俗最能体现不同文化区域的特点，在中国又以语言和风俗最为重要。据研究，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属于秦晋方言区，但是秦汉时留下的语言资料非常少，从语言上区别出巴蜀地区文化很难，因此峡江地区出土的能反映峡江风俗、宗教、民间信仰的实物资料才愈显重要。这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峡江地区到东汉中期在精神层面上与中原地区有了很大的差别，已经成为汉文化下具有很强自身特点的区域文化。
这两次变化后，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已经与西汉中期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是还未产生本质的区别，属于汉文化的内部演变。第三次变化就不一样了，属于汉文化向晋文化的根本性转变。
第二阶段，晋文化的形成。
俞伟超认为墓葬制度在曹魏时期开始变化，至西晋时期基本定型，如和以前的汉制相比，以下四点是很突出的：
1.不封不树，不起陵园。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墓祭之风从而便大为衰落。帝陵附近的陪葬墓，亦因此和帝陵靠得比较近。
2.不用玉衣。魏晋时代及其以后时期的玉衣，包括其残片，的确从未发现过。
3.不用金银铜铁等金属器皿随葬。在大量的传世品中，魏晋时代的这种金属器皿也是很难见到的。估计这时期因为漆器和瓷器的使用已经很发达，即使不是为了节俭，珍贵的金属器皿的制作，亦已衰落下去了。
4.其墓室至迟在西晋时，已主要变为长方形的单室墓，尺寸亦比以前缩小，即使是帝陵，长度也只在5米左右。
其随葬品“西晋时则以镇墓兽、武士俑、女侍俑等成套陶俑为主体，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以成套陶俑作墓主身份标志的制度发端”。
俞先生主要偏重于对大型墓的总结。
韩国河先生对“晋制”有过总结，“虽然大体同汉，但仍有创新之举”：创立不封不树之制；新“故事”的诞生；凶门柏历之制；墓葬形制单室化进程；明器制度的新主题，北方兴起以牛车为中心，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镇墓兽在内的随葬模式，南方长江流域瓷制明器成为随葬主流。韩国河偏重于对大型墓的总结，李梅田则注重中小型墓葬特征，李认为中原地区的“晋制”形成于西晋的中后期，主要有两个特点：流行单砖室墓；随葬品组合发生变化，陶瓷器包括罐、碗、盆、甑、盘、鸡首壶、盘口壶、虎子、熏炉、耳杯等，陶俑包括镇墓兽、武士俑、男女奴仆俑，动物俑包括鸡狗马猪，还有牛车等模型，及“位至三公”铜镜等组合。东晋则是继承西晋墓葬形制，但也有些本地特点，如设壁龛、直棂假窗和排水沟等。
吴桂兵在俞伟超、韩国河讨论基础上，认为“晋之新的丧葬习俗应该与晋制定实行新礼有关”。以洛阳为例，在墓葬形制方面，晋制仅有前后室、方形单室等，耳室消失，较大的墓葬多为土藏；随葬器物上，陶器还保持着汉制传统，但是在具体组成器类上发生了变化，在生活器具组合中，晋制出现了一套新器物群，如空柱盘、方形多子槅、四系罐、釉陶小罐等，模型器上新出现了武士俑、侍俑、镇墓兽、牛车等典型器物。“由此可见，晋制与汉制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异”。
总结以上学者的观点，晋制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墓葬形制简单化，以单室墓为主流，二是随葬品组合出现变化，北方兴起以牛车为中心的一套随葬品，南方地区则特别流行用瓷器随葬。对比以上两个标准，发现西晋后期峡江地区已经确立“晋制”。峡江地区无论是砖室墓还是土坑墓，一直以来都是以单室为主，这一点汉墓和晋墓区别不大，但是晋代墓葬数量明显减少；随葬品变化较大，东汉晚期已经出现少量瓷器，蜀汉后期至西晋中期大幅增加，瓷器在所有随葬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已经显示出文化的过渡性，至西晋中后期，瓷器取代陶器成为主要随葬品，而汉代以来流行的仓灶井、杯案盘及数量繁多的陶俑组合彻底瓦解，“晋制”最终形成。
以上所说的晋代墓葬制度的演变，墓葬制度的演变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实际上晋文化和“晋制”的演变基本一致，西晋中期以后，晋考古学文化在峡江正式确立。
$第三节 文化变迁的背景分析
影响峡江地区文化演变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政权更替、制度和政策的变化推动峡江地区文化的变迁。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公元前314年置巴郡，公元前280年夺权楚黔中、巫郡之后，调整行政区划，峡江大部分地区划归巴郡，另有少部分归南郡管辖。相对于蜀，秦对巴的统治比较宽松，虽设郡但仍然依靠少数民族首领的统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
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
历秦之世，秦国统治者与巴地少数民族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巴秦之间交往较多，如甲组中的蒜头壶就是秦物。西汉初，巴人助刘邦打天下而受到优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峡江地区民众继续与中原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此时中原地区对于峡江的影响逐步增加，为后来汉文化迅速在峡江地区形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西汉中期，国力强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统一文化的形成清除了思想障碍，各种文化在汉帝国内经过几十年的融合、演变、创新成为汉文化。汉武帝通过中央集权、开拓边疆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将汉文化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经过秦和汉初几十年的经营，巴蜀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政治上完全融入汉政权，汉武帝在巴蜀地区设立益州刺史部，并以巴蜀为基地经营西南夷，这一方面说明巴蜀地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原政权对巴蜀地区文化的认同，不再把巴蜀地区当作蛮夷之地，《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本”字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巴蜀地区观念的转变。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表现具有巴蜀区域特点的汉文化正式形成，峡江地区属于巴蜀文化区，此时表现为代表中原汉文化的甲组占据了主要地位。由于此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关中长安，所以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受关中地区影响为主。
经过两汉之际的动乱，东汉政权建立，以洛阳为都。政治中心从长安东移洛阳，洛阳地区的经济、文化对全国的影响举足轻重，其墓葬制度对峡江地区影响增大，此时峡江地区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都能找到洛阳地区的墓葬痕迹。
东汉中期以后，巴蜀区域文化兴起，这和一系列政治、文化政策有关。
首先，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将全国划为十三州刺史部，巴蜀地区大部分属于益州刺史管辖，刺史的权力不大，仅管理地方军务和监察地方官员，但至王莽时期形成州牧制度，刺史权力越来越大，一旦中央政权出现问题，地方割据势力会迅速形成，如两汉之际造就了公孙述政权。
其次，东汉中期以后中央政权主要控制在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手中，两大集团互相斗争，政治黑暗，地方吏治腐败。《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讽刺贪官污吏之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