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越来越紧,几个骨干隐约感到,身边时常有暗探转来转去,王亚樵让大家多加小心,减少外出,并将一些重要材料统一交给郑抱真,隐藏起来;无用资料,自行销毁;遇到紧急情况,发出报警电话铃声,分头隐匿。随后,负责对外联络的郑抱真便将几天来大家提交的物品,装进一只手提箱。11月22日下午,他让自家厨师胡大海把它送到一个秘密据点寄存。
本来,郑抱真给了胡大海打车钱,让他快去快回。胡大海是广东潮州人,失业多日,家境不宽裕,他是通过老熟人余立奎介绍到郑家做饭的。当然,他不知道老板真名,只知道他叫甄慕松(郑抱真的化名)。出门后,他见天气不错,手提箱不重,道路又比较熟悉,就自作主张,准备乘坐公交车送过去。他拎着手提箱,在礼顿山路黄泥涵道口车站,等候公交车。突然,一个男子走过来,用粤语问道:“你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胡大海回答:“不知道。老板没告诉我。”
“里面藏有鸦片吗?”
“没有。”
“我是警察。”香港华人侦探刘明掏出证件,在胡大海眼前晃了一晃。近期,香港走私鸦片比较猖獗。毒贩子利用警察们不大注意行人行李的盲区,经常花钱雇用不知底细的人,以代送手提包的名义,贩运鸦片。出于职业本能,刘明命令道:“把包放下,我要检查。”
胡大海一下子急了,说:“箱子是锁着的,里面又没装违禁物品。”
“既然老板没告诉你里面有什么,箱子又上了锁,你怎么知道没有违禁物品?”
胡大海无言以对。
刘明夺过箱子,用万能钥匙打开。里面全是信件、记事本。他翻检了一遍,发现一条丝织品做的委任状,委任余立奎为十九路军补充团团长。“余立奎!”刘明真没想到,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巧合,说曹操,曹操到。原来,三天前,他刚刚受领了侦查刺汪嫌疑犯之一余立奎的任务,上峰只给了他一个大致范围,侦查起来,无异于大海捞针。他在铜锣湾与跑马地之间转来转去,盯梢过几个人,但不敢轻易动手。一则香港法律严格,不能随便抓人;二则一旦扑空,很容易惊动嫌犯。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傻小子无意中帮了大忙。
刘明又抽出几封信件,多数都是暗语,云里雾中,一时看不明白。但是,有几封百虑也有一疏。在一封郑绍成写给“甄慕松”的短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承立奎兄看过,略谈数语。立奎兄观兄气力不继……希转四兄、五兄、世平兄,均勿念。”刘明虽然不知道信中所谈具体事情,但与余立奎有关,已确定无疑。于是,他将胡大海带到警察局,连吓唬带打嘴巴,胡大海从未见过这个阵势,下跪求饶,供出了余立奎住处。刘明带上胡大海和几名便衣,立即开动私家车,火速行动,将余宅四周封锁。
刘明叫上胡大海,进门一探虚实。刚跨进门槛,看见一个少妇正带着一个小男孩玩耍,心里明白,这位少妇就是余立奎夫人。金石心本来就认识胡大海,闲聊几句,就毫不怀疑地告诉他:“立奎不在家。他晚上有饭局,在皇后酒店。”
刘明深知余立奎这样的人神出鬼没,担心夜长梦多,煮熟的鸭子飞跑了。出了余家大门,他紧急赶往港岛西环皇后大道西199号,将车子停在皇后酒店附近,让胡大海在车上仔细辨认……
几乎是同一时段,郑抱真见天色已暗,胡大海迟迟没有回来,打电话一问,对方也没见到胡大海和手提箱。多年的特殊生涯,造就了郑抱真的敏锐嗅觉。他立即给王亚樵、余亚农等人拨了险情报警电话,然后,叫来一辆的士,与家人一起,拎起随时预备的包裹,钻进车子,扬长而去。金石心听到险情电话铃声,心里着急,却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
在《我被作为刺汪案要犯逮捕、引渡、判刑的前后经过情况》中,余立奎写道:
那天晚上去皇后酒店吃过饭下楼,刚走到街边,即被暗探五六人包围。他们出示警局暗探卡,对我进行检查,检查后,又被带往湾仔警局。
我进房间后,南京派来的特务即来和我谈话。他们说:“现在只要请余先生把王亚樵住的地方说出来,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希望你很好地考虑你自己的安危。这是最好机会,你不要错过,将来后悔莫及。”
我说:“你们说的话我全不懂,我也不知道什么王亚樵、李亚樵,更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搞了很久时间,他们看看没有办法,只好走开。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由一个英国人、一个中国人坐一部小车子,将我送到大馆(香港警察总局),关进一间空房间里,由一个警察看守。这位警察是山东人,姓车。因为没有第三人,他就问我:“你是什么案子呀?”
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案子,我并没有犯罪,湾仔警局只告诉我说:是南京政府要来逮捕枪打汪精卫的刺客。但名字和我不同。”
他说:“你家里知道不知道?”
我说:“我家不住在香港。”
他说:“你这里有没有朋友?”
我说:“朋友是有的。”
他说:“香港打官司要请律师,不管冤不冤,没有律师是不行的。你要赶快通知你的朋友,帮你请律师。”
我说:“我有什么方法通知他们呢?”
他说:“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和住址告诉我,我去告诉他,要他替你请律师。”
我说:“你给我纸笔,我来写几句,请你送去。”
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是被他们看见,我就犯罪了。”
我说:“我身上钱被检查的人拿去了,现在没有钱,怎么办呢?”
他说:“我不要钱,我是同情你,如果你出钱,我还不去呢。”
我说:“那就只好谢谢你,请你到湾仔十字路口某号(现在记不清了)找王缉庵医师,告诉他,李自安被捕,现在大馆,请他通知杜其章(香港东华医院总经理),立刻到大馆来看我,一面替我请律师。”
这位警士对我帮助很大,他下班后,不到一小时,杜其章即来看我。虽然警局不让我们见面,但警局承认逮捕了我。这样,警局就不能把我交给南京特务。实际是,南京特务到达香港时,即向警局行贿港币20万元,警局才帮助他们捕人的。当时他们是打算用绑票方式,架走了事的,但因事已揭穿,不得不送法庭。
抓住余立奎以后,刘明意识到与自己的任务无关的“甄慕松”,很可能也是一条大鱼,再带人去抓捕,却是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