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香港，王亚樵不轻易抛头露面，因为他知道，戴笠的特务网撒得很大，香港绝不是无风地带，他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在军统特务的监视范围之内。外面的行动，就交王亚瑛全盘负责。必须外出时，他都要做一些化装。王亚瑛给他派了武艺高强、枪法精准、忠心耿耿的蔡克强、张国屏当保镖。蔡克强（合肥大蔡湾人）、张国屏（肥东县梁园镇人）尽职尽责，整天与王亚樵形影不离，被战友们戏称为“哼哈二将”。
然而，王亚樵的心境，并没有就此平息。
一天，王亚樵夫妻与余立奎、金石心夫妻闲来无事，坐在一起打麻将。无意中，余立奎唠起了刚刚听说的一件凶杀案——
有个合肥老乡，名叫孙绍民。为了生计，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打工。这家工厂是一家黑工厂，由杜月笙开设，一个徒弟负责打理，专门制造吗啡，销往黑市，牟取暴利。老板本人并不吸毒，却有赌博恶习。可是，他瘾大手臭，输多赢少，又不敢挪用公款。因为挪用公款一旦被发现，轻者会被剁掉手指，重者性命不保。他见打工仔都是外地农民工，就想方设法克扣他们的工资；打工仔们背井离乡，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孙绍民是个“愣头青”，去找经理论理，遭到毒打；孙绍民气不过，扬言去报官。那位经理心狠手辣，派出数名爪牙，将孙绍民捆绑手脚，口塞毛巾，装进麻袋，扔进黄浦江里“栽荷花”。孙绍民妻子多日不见丈夫回家，就去工厂要人，又被毒打身亡。留下三个幼子无依无靠，流落街头……
“现今社会，真是恶人当道，好人遭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余立奎打出一张“白板”，摇头叹息。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恶鬼难逃！”王亚樵“啪”的一声，将一张“红中”打出……
当天晚上，王亚樵就交给王亚瑛一封信，让她明天派人挂号寄给上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
“九哥，这封信寄出去，是否合适？”王亚瑛提醒说。
“有什么不合适？”王亚樵反问道。
“九哥，我们现在藏身香港，戴笠到处抓我们。你知道，杜月笙与戴笠是把兄弟，好得穿一条裤子。这封信一寄出，不就暴露目标了？”
“我用的是化名，落款也是叫别人代收的。”
“你的笔迹，杜月笙一看便知……”
“我就是要他们知道，只要我王九活着，他们就不能为所欲为！”
挂号信寄出去一个多月，迟迟不见杜月笙回复。王亚樵又铺纸挥笔，给他寄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通牒”：“你放任徒弟草菅人命，毫无人道，若不改过自新，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
过了数日，王亚樵未见什么动静，就准备派朱大刚去上海走一趟，给杜月笙一个颜色。正在这个当口上，许世英却派来一个心腹，抵达香港，辗转找到郑抱真，请他向王亚樵转交了一封说情信。
原来，王亚樵给杜月笙寄去的两封信，他都收到了。第一封信，王亚樵让杜月笙通报案情，惩办凶手，厚恤受害者遗孤，杜月笙没怎么当一回事，说：“王九现在已是丧家之犬，手还伸得这么长，来管我的闲事，真是无病找灾！”接到第二封信，杜月笙看了一遍，从字里行间嗅出王亚樵暗藏杀机。他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必与“王疯子”为敌呢？他去找戴笠，希望获得王亚樵的具体居所，与其当面谈谈，化解敌意，戴笠非但帮不上忙，反而希望他提供王亚樵的确切下落；无奈之下，杜月笙找到了在上海当寓公的许世英。在信中，许世英介绍说：杜先生手下作孽，他个人并不知道实情。现在，他已按照九哥的要求，严惩了凶手，厚恤了遗孤……
“这些王八蛋，都是软的欺、硬的怕。”王亚樵把许世英的说情信递给妻子，得意地说。
